对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抵制
在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从60年代早期的相对放松转向增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他提倡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这是不言而喻地号召向批评他的人进行攻击。他表示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受思想甚至受虚构的文学作品影响的舆论，能够推翻政权，这反映出他日益着迷于思想觉悟。十中全会标志着毛开始努力制止对他的政策的批评、制止革命势头的减退，并实行“文化大革命”。他最初试图通过党的官僚机构去完成这些工作。
但是，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学术界触发了一种表示异议的新形式。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投入关于阶级斗争的争论，在争论中毛思想的主要意识形态的根据受到了怀疑。尽管异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一致的主旨是希望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两极分化——减弱而不是加强阶级斗争，调和而不是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差异。
有些著名的学者谈到需要团结全国为社会所有阶级共有的目标而奋斗。他们试图在中国传统中找出不只和某些时代某些阶级有关，而是和所有时代所有阶级有关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通过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历史、哲学和美学——中寻找中间立场，他们的讨论含蓄地推翻了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1963年在农村发动的制止自发的个体农业倾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扩大到知识界。
那么，在毛提倡思想斗争并加紧控制知识界的时期，背道而驰的思想怎么能够表现出来呢？负责加紧控制的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正是曾经负责60年代放松的机构。口头上他们同意毛泽东恢复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要求，但在实际上他们担心一个新的运动将导致像“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而不愿照办。对毛以前政策的失望使得领导者不是那么轻易地对他的新的要求作出反应。而且，既然他们管辖的部门就是异议的根源所在，他们当然并不急于推行一个最终将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运动。
并且，如毛泽东后来所指责的，在各种文化领导层中已经出现一个正在增强的官僚化的过程，这是任何极权主义的组织在革命阶段结束以后都不可避免的。文化官员们掘壕自固，依靠在30年代上海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和40年代的内战中发展起来的亲密个人联系而结合在一起。他们也关心革命精神被腐蚀，但被以前的运动弄得筋疲力尽，吃够苦头，他们不愿再次发动他们过去策动过的那种全国性的激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尽管他们以华丽言词号召阶级斗争，但他们的语调却是温和的。他们可能不同意某些和他们、和刘少奇，同样也和毛泽东意见相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允许进行某些坦率的思想上的争论。结果是冲淡了毛对阶级斗争的要求。在“大跃进”的余波中，文化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的而不是冲突的时期。
这些官员在中国的大学于“大跃进”之后恢复传统的教育实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党的书记处委托周扬挑选大学文科课程的教材。他试图完全改变“大跃进”时期强调政治、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办科研的做法，重新提出专业的、以学术为方向的教育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周扬指出：如果我们把所有学生培养成政治积极分子，那么我们的政治积极分子就太多了。他们将成为没有专业知识的空头政治家。[19]作为提高学术水平的部分措施，增加了西方培养的老教授的薪金，使之大大高于“大跃进”时期中大量培养出来的年轻教师的工资。周扬还委派许多杰出的西方培养的学者去领导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挑选文科教材以取代年轻教师和学生在“大跃进”中编写的材料。这些知识分子像五四作家支配文学刊物一样，也支配主要的学术刊物。这些刊物的专栏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最终触及了中国领导面临的根本的思想问题。
从“大跃进”的革命实践和严重混乱后退回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更有助益的儒家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体现了全面的持久的道德价值。这种对儒家学说全面再评价的努力在“百花运动”中已经开始。这种努力在“大跃进”的余波中再次提出，到1963年取得了一定势头。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他们的再评价，很像19世纪中国的文人学士以正统的儒家学说表达他们对西方思想的介绍。例如，哲学家冯友兰表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小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认为儒家学说具有普遍性的根据。虽然冯说，当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时，孔子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但冯认为，孔子学说对所有非统治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和对地主一样都有意义。在与奴隶主和贵族的斗争中，地主必须赋予他们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普遍性形式”。[20]冯断言，儒家关于仁的概念（仁爱或人类友善）有阶级特性，但也体现了所有阶级的普遍伦理标准，因为地主要利用它来获得广泛的支持。
更肯定地评价儒家的另一个推动力是1962年11月——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讲话后仅一个月——召集的一次会议。从全中国来的知名学者出席的这次会议成了对中国历史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讨论会。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广州中山大学刘节的看法：中国历史的模式和西方模式不同。阶级斗争可能曾经支配西方历史的发展，并且可以解释当代的事件，却不曾支配中国的发展。刘坚决认为，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代明确地表述的，古代的思想家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我们不应当把我们时代的问题不适当地强加于古人。[21]
许多历史学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阶级观点表示异议外，还对毛主义关于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是革命运动的观点表示怀疑。有些学者以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争辩说，农民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并不要求新的制度，像上层阶级那样只要财富和权力。尽管他们的论证是以历史学的术语表述的，并且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他们和那些支持“中间人物”的概念的人一样，反驳了毛主义颂扬农民为革命者的说法，并对“大跃进”提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批评。他们认为政治精英和农民一样创造历史，并告诫说，要防止夸大农民起义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潜力评价不高这种观点的支持，但也受到儒家有关农民的传统观点和西方学术中让历史事实决定分析的传统观点的影响。他们说，历史事实证明，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是自发的无计划的反对镇压的行动，而不是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许多年以来，并且在1963年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提出了一种后来被叫做让步论的观念。这种观念对把革命当做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动力含蓄地提出了疑问。在一个王朝被推翻后，新的统一王朝暂时放松了它对农民的镇压。它在减轻租税、分配小块土地和开垦新的土地方面愿意对他们让步。这些行动并不是革命的；相反，它们由于向农民提供福利而阻碍了革命。因此，改善农民生活是阶级调和而不是阶级斗争。
冯友兰依照他的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看法，也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往往主张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一些让步，以减少他们的反抗。”[22]不愿冒起义危险的农民促进了社会对立阶级的共同行动，这转而推进了社会。是阶级斗争的缓和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强化被看做历史的动力和改善农民处境的动力。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怀疑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经济领域强化阶级斗争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是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他在20年代就是党员，曾在苏联学习，并在60年代早期当讨论利别尔曼的经济改革时再次访问过苏联。他回国后提出了类似的改革建议，如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允许一部分利润留归企业用做鼓励增产和改善管理的奖金。既然科学知识将代替群众运动，那么是利润而不是政治觉悟将成为投资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孙把利润看做技术可行性和有效经营的最敏感的标志。在农业经济方面，他赞成恢复个体家庭经济和给每个农民家庭规定产量指标。他和他的同行们并不怀疑社会主义计划原则或国家调节的任务，但他们指出，忽视物质刺激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和有害的。
对毛政策的更直接的批评是孙把公社的特点说成是一种“急躁冒进……的错误”。他在对干部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想一步登天，就来一个越大越好，结果助长了瞎指挥……忘记了生产力，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夸大。”[23]他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革命要靠增加生产和技术进步。只有生产力发展到高水平，才有可能实现按每一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的原则。尽管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控随声附和孙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像被责备的那样提倡“利润挂帅”，他的物质刺激政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相比，相对来说是有限度的。
不过，孙与其他学术界和文化界人物一样，他的批评和建议在为广泛而深入地改变“大跃进”的经济、教育和文化政策而创造舆论倾向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批评和建议也导致毛争取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去批驳他们的评论和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