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地位的提高
林彪于1959年9月成为国防部长以后，面临两项工作。一项是巩固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另一项是稳固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并帮助毛增强他自己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力量。林为了完成这两项互相关联的工作实行了一种复杂的策略，最终使他处于帮助毛发动并维持“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地位。
林通过恢复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突出地位，开始了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改革。这个机构在彭德怀任职的整个时期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似乎因彭和毛日渐疏远而减弱了。林使军事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任命中国10个元帅中的7人（不包括彭德怀和据说在1959年支持彭的朱德）为常务委员。
关于军事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所知甚少，因为中国从未公布它的委员的全部名单和工作人员的详情。[26]不过，在1976年以前，所有确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人都是在职军人，唯一例外是它的主席毛泽东。军事委员会是党的一个正式机构，是党借以对专职军人实行监督的行使领导权的工具。事实上，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在军事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过讲话。但是，这个机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一般属于国防部。既然毛是唯一能被确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文职人员，设立这个机构的真正目的似乎就是在军事决策中给予中国共产党的主席[27]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使军事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也许应当更准确地看成是重新维护毛和现役军事部队的紧密联系。
林不但把军事委员推到了舞台中央，他还进行了人事上的更动以保证他对国防部的控制。他任职的当时就很快解除了7名在职副部长中的3名，并任命了6名他自己的新的副部长。据说，他实际上对中国的高级指挥部做了一次清扫，把从前的7个部门改组成3个，任命那些看来会拥护他的人负责每个部门（包括罗瑞卿，在庐山摊牌以前他是公安机关的负责人）。部内的这些人事变动可能和军事委员会的重新活跃有联系：国防部的所有高级职务由军事委员会正式委派。
如前所述，林在此前后开始在军队中强调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解放军中其他的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林把这当做他国防部长任内的中心装饰品。林的观点在1960年9—10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成为官方政策。这正好发生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的时候。无论这两件事在计划和实施方面有无联系，林的方针使他进一步得到了烦恼日渐增多的毛主席的喜爱，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实际上，普及特定领导人的著作被看成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出版刘少奇的选集和陈云的论文集（1962年都在编辑）的计划上。两者都未出版，据说是因为刘本人反对发表他的著作，而毛实质上把陈的书搁置了起来。[28]在刘1959年4月从毛那里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以后，毛和刘的相关的待遇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其后，林彪连续地采取主动步骤以提高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事务中的作用。他开始迅速地增加军队中的党员人数，也许是由于这将在全国的共产党事务中给他以更大的发言权。此外，在1963—1965年期间，他在某些方面模糊了党和军队之间的界线，成功地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组织方面的责任。在这几年中，好几个军区的领导人在紧接“大跃进”之后成立的六个中央局的五个局中当了书记。同时，至少有一半省党委第一书记在军区成了政治委员，使他们至少是部分地置身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挥系统之中。这种在党和军队中的双重任职，在理论上曾经用来增强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但经验表明，实际效果正好相反。实质上，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增强它相对于党的力量的夺权措施。隶属于林的人民解放军也加强了它对平民百姓的控制。毛在1962年命令在军队监督下成立民兵，执行这项命令增强了军队和非军事部门的联系。
既然军队有这些功能，毛日益强调人民解放军是能够把政治和专门知识成功地结合起来的模范组织——用当时的术语来说，能够又红又专。因为就在这几年，林在军队中加强了专业训练和纪律，而且军队正在领导研制中国原子弹的工作。1962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还在和印度的短暂边界战争中表现良好，因此提高了它的威望和声誉。
1963年，人民解放军树立了几个政治上忠诚的正面典型，包括一个在一次偶然事故中牺牲的无私的战士雷锋和一个突出的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1963年11月，继号召人民效法这些军队模范之后，毛全面号召人民“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既然党被认为是一切智慧的源泉，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口号。在主席的眼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实质上表明了政府管理工作不够充分，而“大跃进”的灾难又大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此，毛开始把军队当做能够使优秀的政治素质与他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必需的技术一组织专业知识协调发展的模范的机构。
毛很快从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发展到更直接地采取措施以增强军队在政府和党内的影响。1964年，遵照毛的指示，政府单位在单位内部成立了政治部门——随后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也如此。这些部门以军队内部的政治组织为榜样，不少工作人员不是学过军队为此目的而开设的训练课程，就是本人是新近复员的军人。这些部门从未牢固地建立——部分地由于政府内和党内的抵制，部分地由于它们不能明确规定它们的任务，部分地由于在谁将充当其工作人员的问题上不断有小的争论。但是，整个这一套做法再次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对党和政府采取的日益扩张的态度——而毛支持这种发展趋势。
1965年5月，林彪采取了在人民解放军中取消所有军衔的不寻常措施。这一主动行动再次使军队显得在政治上是最“先进的”，因为只有它在把革命的平等主义的理想付诸实施。此外，从政治势力的观点看，这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林在人民解放军内的权力。从本质上看，这意味着从前军官的权力现在只能从他实际从事的工作中得来。他不再拥有其本身能够给予某些权利和特殊待遇的军衔。既然林在军队内占有行使权力的最高职位，其余8个元帅（罗荣桓于1963年去世）和全体军官本身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必将多多少少地被这个措施所削弱。
1965年，人民解放军还直接控制了公安部队。原公安部长、在公安机关中有牢固联系的罗瑞卿，这时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林彪于1965年12月对罗荣桓采取敌对态度，到1966年5月将罗清洗并加以毁谤。清洗的一个结果是使林处于能够引导公安机关（全国权力最大的机构之一）的力量去支持毛和林自己的更有利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似乎他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力量。[29]
但是，和罗瑞卿的冲突不光表现在控制公安力量这个问题上。1965年这一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很不利的。春季周恩来曾希望组织一次采取反苏路线的亚非会议，但这个努力失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试图对8—9月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结果施加影响，却没有成功，而苏联最终证明能够在那场冲突中起建设性的调解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心培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其于1965年9月支持一次失败了的反对军方的政变企图时，终于招致灾难。所有这些失算在北京产生了一种日渐增强的受到孤立和围困的感觉，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开始大大加强它在越南的卷入，从而出现了美国在不久的将来直接进攻中国南部的可能性。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国际环境中，北京的领导人就抉择和策略问题展开争论。罗瑞卿似乎更愿意谋求和苏联建立较好的关系——以在越南共同努力与美国战斗为基础——以求减轻中国所受的一些压力。罗推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苏联策略——突出发展常规部队，以便完全在国门之外与敌人交战。这个策略从而又要求中国最大限度地增加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的产量，将力争高效率的工业生产作为最优先的目标。既然这个策略有其后勤方面的要求，它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将作为这项工作的重要生产基地，而苏联的帮助将可用来补中华人民共和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之不足。
相反，林彪认为，越南应当基本上自己作战，中国予以间接支持但不直接介入。他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这个策略要求诱敌深入国土，然后通过游击战术把它拖垮。这又需要：疏散工业，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政策，强调民兵和非常规部队而不是正规军的作用，在民众中激发高度的政治热情。这在策略上并不需要——而且实际上反对——恢复和赫鲁晓夫后的苏联领导的友好关系。林把他的论点和毛的语录紧紧联结在一起，他提倡的这种策略和主席优先选用的一整系列国内、国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巧妙地互相呼应。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反对其中的许多部分。
因此，在树立林在军队中的地位并增强人民解放军相对于党和政府的作用的同时，林也小心谨慎地树立毛，努力在组织系统中支持主席所选择的政策。一般来说，军队中对毛的信仰全面地提高了主席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的确，从1964年开始，为军队使用而编辑出版的毛的语录书被分发给模范青年以奖励他们的成就。在更具体的问题方面，如林在关于越南的涉及面很广的建议中所阐述的那样，他自己还直接卷入毛和刘、邓等人的越来越容易发生问题的关系中。林的主要目的有时候看来的确是要加剧毛和他的政治局同事之间的紧张关系。
例如，在正式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1959年9月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林对彭和彭的错误性质的抨击远比毛的抨击严厉。林在力图巩固他新近获得的职位的同时，坚持彭实际上难以挽救，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林的职务最后由毛批准，从而更在毛主席和比较同情彭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当为总结中国经济处境困难的原因而发生争论时，林迅即为毛（及“大跃进”本身）辩护。林不但有力地支持毛和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而且他还号召所有与会者学习毛泽东思想。虽然缺乏文献材料以详细说明林在党的杰出人物出席的其他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似乎很可能不断地作过努力，以树立毛主席的威信，并恶化毛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例如1966年5月，林含糊地提到反对毛的政变的可能性和毛保护自己免遭那种危险的必要性。
这些活动表明，林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在1959年就任国防部长后立即制定了一整套明确的政治策略。这个策略，除了打算完全地巩固他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以外，还把他和毛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当时“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了一种需要，即靠林运用他的力量以增强毛在组织中的地位。总之，林的主动性说明他不只是一个受毛操纵的人，相反，当他的利益和毛的利益一致时，他似乎也努力防止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之间的关系的任何改善。当然，林在这种努力中最有成效的工作是什么，大概仍然只有少数几个参与者本人才知道。
应当提到，毛泽东从未完全成为林彪的主动行动的俘虏。举例来说，如别的地方提到的，在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之后，毛看出越南战争可能逐步升级，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作为对策，毛中断了原有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策略，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把主要投资资源用于在中国西南偏远的内地以建设“三线”工业。毛设立以余秋里为领导人的非正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个新策略。这一机构基本上由70年代被叫做“石油帮”的那些人组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并入并接替了正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构提出的方案和林彪用来对付越南问题的方案是相同的。但是毛选定了林的仇人彭德怀负责以四川为基地的建设“三线”的指挥部。
文化：江青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形成的联盟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在文化领域拼凑起来的一批人。实际上，1966年2月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并让她担任军队的正式文化顾问时，林和江无疑已经勾结起来了。这第一次给了江一个据以实现她的政治目的的正式职务。[30]但是，江得到林的这一帮助只是由于她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曾经作出很大努力以培养她自己在文化领域的才干并争取到了她的丈夫对她的观点的支持。
对于文化政策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江青长期以来有固定的看法；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她也僧恨共产党的文化当局疏远她。江青到延安并得到毛泽东的欢心时，她取代了毛的得人心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贺是参加长征的极少数妇女之一，受过极大的苦。毛的同事们得到毛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反对毛让江取代贺成为他的妻子，他将让江青置身于政治之外。
即使是在延安，江青也曾提倡发展新型的革命文艺节目，在那些年代里她在发展革命戏剧方面是很积极的。她是一个非常灵巧、机敏而心怀奢望的女人，显然深切地感受到男性统治的文化和宣传机器对她的强行排斥。1949年以后，江青仍然处于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地位，部分地由于她的持续的健康情况问题，部分地由于文化当局不愿意听从她或在组织系统中给她一个正式职位。但是，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毛的不拘礼仪的政治上的知心女友。例如，1959年7月当毛告知她庐山会议上出现了麻烦时，她便飞到了庐山。毛那时不要她来，但显然没有阻止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毛从会上把她叫来，是要和她商量他对彭的异议的对策。
1959年，江青的健康情况似乎开始好转，当她的身体健康有了更大保证时，她参与政治和文化事务的劲头也增加了。庐山会议以后江到上海休养，她在那里的时候到过许多剧院。她对演出的内容感到吃惊，发现“旧”的主题和形式非常流行，认为应当予以纠正。江开始逐渐拼凑一帮人，他们将帮助她实现她的对京剧以及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革命化计划。
对于江青的尝试，毛当然是重要的，她自己声称，到了1962年她已经说服毛必须注意文化领域。实际上，毛于1962年春季指示她为中央委员会的文化政策起草了一份政策报告。江的努力为毛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发出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化”的号召提供了某些基本情况。但是，江的表明见解的文件在1966年5月以前并没有变成官方政策，1966年5月，她的这份作了重要修订的文件草案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文件之一。
江青和康生
江青发现有两个在革命以前的岁月里就与她有联系的人在利益方面和她是天然一致的，他们是康生和柯庆施。康生是山东省诸城人，与江是同乡。在江青去延安以前他们两人便彼此相识。康生专门从事三个方面的工作：和其他共产党联络、公安和高等教育。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由于康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联向内务人民委员会学习公安工作的要点时，显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受过相当深的训练，以及他正卷进了与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争端之中。
50年代以前康生曾在公安事务中负重要责任，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非斯大林化的报告时，他因而受到了某种责备。1956年9月康生从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下降，与此同时，党删去了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的一部分的字句。但是，到60年代初期，事情向着可能有利于康生的方向发展。随着中苏争端达到紧急阶段，毛——他仍然是中国方面处理争端的主要人物——需要一个有康生这种知识的理论家帮助他草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抨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同时，康生听说——可能通过他和江青的长期友谊关系——毛正打算竭力推动中国文化的无产阶级化。康生能够在这个尝试中起有益的作用，如果他能把这个尝试和反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为他的参与提供根据，就更加如此。
康生在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实现了这种联系，他在会上对习仲勋发动攻击，因为后者与关于刘志丹的一部据称是反革命小说的写作过程有牵连，刘志丹是陕西共产党早期游击战的战士，死于1936年。康生声称关于刘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是诽谤毛，认为为了当前政治批评的目的而利用小说是一个发明。他因而和江青建立了一种思想上的联系，江青正试图促使毛注意前此数年她在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对毛的政治上的攻击。
康生随后充当了江青和一些过激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把这些过激的知识分子带到了前台。康生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使他得以插手主要的教育单位，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培植骨干分子。后来弄清楚，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关锋和戚本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以及高级党校的几个人。[31]康生和林彪一样，如果必要，便乐于挑起纠纷以达到他的目的。例如，康在高级党校攻击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理论是对毛主席哲学上的前提“一分为二”的否定，是反毛主义的。康通过这种理论上的欺诈设法清洗杨，以增强他在高级党校的追随者的权势。到1964年年中，康本人还深深地卷入了江青使京剧革命化的工作。[32]
上海市长柯庆施是江青的老朋友。柯在1958年曾经是叫嚷得最凶的“大跃进”（特别是土高炉运动）的支持者之一。1958年春季他成为政治局委员，而上海成了跃进策略的主要受益城市。[33]如前所述，甚至在1962年年中柯仍旧支持对当时局势的毛主义的说明，反对陈云等人的比较悲观的看法。因此，柯庆施和康生、林彪以及江青一样，当然要尽力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1962年后期，康生和柯庆施谈到必须让文艺刻画1949年以来的13年中从人民行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这是一条与江青本人的思想非常合拍的路线。柯在“大跃进”时期早已站在上海“工人作家”一边反对专业作家。[34]1963年1月，柯在上海就提出了要求，号召当地的知识分子抛弃旧的节目，采取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演刻画1949年后工人、农民、士兵行列中的英雄的新戏剧。毛泽东不久就予以支持，而把文化部叫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
1959年，江青在文化事务上和柯庆施在上海有过联系，60年代初期她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保持接触（柯死于1965年）。江通过柯联系上了张春桥（他在上海的文化机关工作）和姚文元（上海的评论家）。而姚又已和上海新近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作家”——50年代拿起笔的工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35]
因此，江青在60年代初期对她丈夫做了工作，并开始拼凑她自己的主张进行一次中国文化“革命化”的小集团。文化部、教育部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都有江青的老对手，不重视她，而且嘲笑她的工作。在处理文化问题的几次全国性会议诸如1964年6—7月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冲突发生了。江青已在上海发展她自己的样板戏，并通过毛泽东继续施加压力以革新提供给人民的精神食粮。最后，大约在1964年6月，党的书记处成立了五人小组以协调文化改革。彭真负责这个小组，人们可以想象到，毛认为彭有可能代替刘少奇作党主席的接班人。但是，康生是小组成员，非常明显，康忠于毛泽东和江青，而不是刘少奇或邓小平。
对于江青来说，五人小组证明是障碍而不是在文化政策中进行积极改革的力量。小组一般听从北京文化机关（在小组中，由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负责人陆定一代表）的选择。江为了把她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先事项列入国家议事日程，继续寻求其他途径。她所采取的手段——最后证明对全国政治有极大影响——围绕着康生1962年在十中全会上掀起的争端而施展，即小说和戏剧可以用于政治目的。江特别指出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这部剧本写一个面对政敌不公正的攻击的明代官员的正直行动，而江向毛证明，这部剧本实际上等于暗中为彭德怀辩护。江的具体指责似乎讲得通，但很可能是错误的——吴晗开始写有关海瑞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以前，而且他是应毛泽东当时的秘书之一胡乔木的专门要求而写的。[36]然而在1965年越来越充满怀疑的气氛中，江说服毛让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抨击这部被假定为影射了政治问题的剧本。
1965年11月发表的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很重要，这有三个原因。它把文化改革的争论看做政治的而不是纯学术的问题，因而使当局有可能再次开展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政治运动。它抨击彭真的下级和朋友所写的剧本，因而对彭真是一个考验：他是保护吴晗还是站在毛的一边。[37]它来自上海（毛当时住在那里），体现了毛的决定，即北京的领导人已远远离开毛所提出的论点，毛将不得不主要依靠中央政治机构以外的力量着手抨击他们。江青的小集团为这一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但是，江青到1965年为止除了与康生联系外，所接触的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在组织系统中级别较低的人。因此，当江加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联盟时，她招纳了一些对194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官僚政治准则和做法抱反感的人。这是些有主意的人，而不是有组织才能的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自己将证明，他们长于出主意而不适合做组织工作。
江青的联盟包括康生，这一事实对于60年代的政治是重要的。康生是无情的，他毫不犹豫地消灭那些妨碍他的人。1962年及其以后，康走向政治舞台中心，这使他能指望利用彭德怀事件的严酷性（它破坏了从前党内斗争准则），促使党的领袖们完全改变政治争论中的相互对待方式。跟随江青的激进知识分子从未受过这些党内准则的锻炼，因而很容易参与完全违背以前的常规的行为。张春桥是60年代中期这个集团里唯一具有广泛做官经历——除了秘密的治安工作以外——的人。不必奇怪，张也是这个集团中对需要维持秩序、树立威信以及当这个集团取得政权时确保官僚政治基础等事项最容易产生共鸣的人。
总之，江青想改变中国文化，想对她在文化当局的陆定一和其他领导人手下所忍受的多年怠慢进行报复。她的联盟包括了那些乐于进行无情斗争以破坏党的制度的人。林彪在进行官僚政治的角逐中则更加小心谨慎，这场角逐可能导致他取代刘少奇做毛泽东的接班人。为此林要利用江青的破坏性力量（以及她挑起毛最强烈冲动的能力），因此，如上所述，林在1966年2月通过委任江当军队的文化顾问而和她结成联盟。江后来便用这个职位作为讲坛，从那里向那些反对她的文化观点的人进行广泛攻击，而不管那些人和军队有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