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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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的中心从毛泽东最后的合作者们移到他本人。到了1962年,毛认为革命同时受到了顶层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反对力量的威胁。在顶层,毛认为他的同事们要继续实行的政策只能增强社会上反共产党势力的实力。在基层,毛认识到“大跃进”给基层党组织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在农村,是巨大的。他决定,如哈里·哈丁所述,用整风运动来克服这两个问题。[38]整风实际上可使毛下令设立新的分等级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将用来对付原有机构,以解决问题。对于毛,它是一种用来增强他在组织系统中的影响的理想工具。

毛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十中全会上强调需要整风。关于整风的必要性,没有出现什么争论,但随后的事件证明对于利用什么机构却有重大争论。农村整风的试验已于十中全会后在选定的点上进行,试验结果为农村整风——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早期纲领性文件提供了基础。

毛本人在1963年2月和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起草这份文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制订的《前十条》要求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实行监督的组织。后来证明,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贫下中农在“大跃进”时期也深受痛苦,到了1963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么大失所望,要么腐化了。当这种情况在这一年中变得显而易见时,邓小平和彭真制订了新的措施(《后十条》),并于1963年9月予以公布。

《后十条》承认“贫下中农协会”中的问题,提出了更严格的入会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拟订这份文件的前提是,这些协会本来就不能适当地监督公社和大队的委员会。因此它要求成立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作队来开展这次整风运动。它进一步主张这些工作队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之前应当首先处理省、地、县各级的间题。既然这些较高级的机构位于城市,因而文件提出发动城市“五反运动”以整顿较高级的机构,为在基层贯彻工作打下适当的基础。[39]结果这些改变使农民的协会实质上处于无重要工作可做的状态。整风完全变成了党内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把动员非党群众看成是对整风过程的有利因素之一,他于1964年6月指出,他担心这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充分地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

在1964年开头的一段时间里,高级干部下基层开展对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获取资料的办法溯源于延安时期的工作方式,反映了领导人知道不能依靠正常渠道上来的报告这一实际情况。因此,举例来说,刘少奇到河南省去了18天——河南省在“大跃进”时是一个样板,在这个运动结束时处于危险的状态。刘的妻子王光美则用假名在靠近她的家乡城市天津的桃源大队住了5个月。

刘少奇的调查结果使他对于农村地区的情况深感悲观。调查结果证明,腐化现象很普遍,不少基层干部反对党(农民反对党的也占不小的比例)。当他们考察归来时,他们认为反革命力量控制了中国农村不小的部分,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以挽救局面。毛泽东很可能同意这种判断——但他随后强烈地不同意所采取的措施,后来又强烈地不同意所采取的矫正措施。

1964年9月拟订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反映了刘少奇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修正草案要求组成大的工作队下到选定的公社,实际上把公社接管过来,从根本上动摇它,以便予以整顿。一个工作队在一个地点大约停留6个月,严厉地处理那些被发现的已经变得怠惰和腐化的干部。与此同时,这些工作队还将在农村公社进行新的阶级划分——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次进行了这种工作。按照《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日程,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在全国用5至6年的时间完成。

毛泽东对于实施《后十条》修正草案有三点意见:第一,修正草案把抨击的目标从修正主义缩小到了贪污腐化。第二,修正草案给予干部的处罚过于严厉。第三,修正草案导致强迫公社接受庞大的工作队,而不是动员群众自己去开展运动。总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曲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不再是宣传毛关于修正主义的看法的手段,而是已经成了相对来说粗暴地在农村党组织中重新强化纪律的一种尝试。

毛泽东对于这些倾向作出的反应是,通过他自己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性文件来取得主动权。1965年1月公布的毛的《二十三条》重新确定了运动的方向,以便它能成为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有关修正主义罪恶的普遍教育的运动。在农村地区,这意味着撤回工作队,许多被工作队严厉惩处的从前的干部恢复了工作——免去了接替他们的人的职务。这简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扩大了干部队伍的分裂。

因此,毛利用整风作为在社会上推行他的政治议程的手段的努力,证明只是部分地成功了。当毛从1964年开始试图通过在政府和党的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以使他的政治见解能更快地被接受时,掌权的官僚机构证明它们有能力保护自己处理自己组织事务的权力。《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严厉的,但其办法还是使整风问题保持在党内,防止大规模地利用非党群众来整顿中国共产党。但是,正是毛对中国共产党内政策方向的日益担忧——这种担忧是江青、康生和林彪(与陈伯达等人一道)培养起来的——使得毛越来越坚决地要增强他对这个核心政治组织的影响。

变化中的毛泽东

毛本人并没有江青那种耿耿于怀的个人的屈辱感,也没有理由相信他在60年代后期(如果那时如此)以前,对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的想法完全感到称心如意。[40]事实上,在1963—1965年,毛泽东似乎不太认真地考虑过树立彭真作为他的接班人以取代刘少奇。因此,如上文提到的,毛渐渐介入了共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联盟,但是他与他们当中无论哪个人的目标和看法都不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毛自己又是怎样得出结论必须对他在政治局中的同事发动正面攻击呢?

要理解毛在1959—1966年这关键几年心理上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因素似乎是极为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理解有变化;他对接班人问题不断关心;以及与此相关的他对死亡正在逼近的意识。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纠结起来,加深了毛的忧虑——他毕生工作导致的政治制度到头来将偏离他的理想,并证明和它所取代的政治制度同样是剥削性质的。

毛泽东对革命前途的担心和他逐渐形成的关于苏联政治制度变质的分析是分不开的。的确,毛在他的一生中用了不少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内所受的苏联影响作斗争,在思想实质和作风两个方面他都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少苏联味的。在50年代中期,毛曾经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使中国离开苏联发展模式,从1958年开始,他把军队和军事学说也包括在这一努力中。在1959年以前毛已经认为苏联领导人常常专横傲慢,并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而在1959年以后他开始深思这样的问题:苏联革命本身是否从根本上误入了歧途,改变了它的性质。

实际上,当苏联开始试图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声称它本身的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并谋求和美国达成更稳定的和解时,毛泽东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否能保证资本主义不会在那个社会里复辟。许多事情促成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毛认为,他看出了赫鲁晓夫1958年试图对中国海军施加影响,还看出了赫鲁晓夫另外一个企图,即通过取消核援助的协议和1959年与彭德怀共谋来干预中国事务。在那一年,毛还看到: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成为“全民国家”,而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1]他在美国的戴维营最高级会谈及与此有关的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努力;在1959年北京与新德里的边界紧张局势中莫斯科表面上中立;以及1960年年中苏联从中国撤走顾问。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

毛泽东出于这种新的忧虑,开始用一段时间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他断定,在这个重要的理论领域甚至斯大林也造成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毛指示中国代表团就有争议的论点和苏联人辩论,而苏联的反应更增加了他的忧虑。江青注意到苏联顾问于1960年迅速撤走曾使毛“震惊”,[42]他可能从那时起就断定,为了使苏维埃制度回到坚实的基础上,最低限度赫鲁晓夫本人必须被取而代之。苏联领导不肯罢免赫鲁晓夫大大加深了毛的忧虑。

和赫鲁晓夫在1958年后的几次会议上进行过斗争之后,毛泽东于1963年决定,是将论战公之于众的时候了。在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显然不能拒绝他的领导。因此,在1963—1964年,毛指导写了九篇论战文章,每一篇在中国都广为宣传。如上所述,在写这些文章时毛利用了康生的才能,当时康生已经在国内文化竞技场上专注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回顾起来,毛似乎是利用九篇论战文章作为在国内宣传他的政治观点的手段。这些论战文章提出了毛实际上与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不同的所有论点,同时又把毛的政治观点与那时正在进行的反苏斗争等同起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毛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批判的这种联系,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结合——事实上很有效,以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让中国的宣传工具攻击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但是,在这种处理方法中,除了精明的策略外,还有人的悲剧。没有理由怀疑毛自己不相信他所说的关于苏联革命变质的话。显然他可能认为同样的力量也正在中国发展,在中国,他的同事们现在主张(如他们在1956年主张的那样)阶级斗争应当包摄于极为重要的生产斗争之中。如果允许这种倾向继续下去,年轻一代将不可避免地和修正主义观点一道成长。历史到头来无疑将证明对毛是无情的,就像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那样。毛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具有敏锐意识的人,在1965年他把自己和祖国最伟大的皇帝作了比较。他这时可能看到一种可能性,即把他当作事实上将国家引入歧途的人来回忆。同样不安的是,毛留给中国的遗产可能是一种剥削他所热爱的农村并和帝国主义勾结的政治制度。因此,当毛在60年代前半期看到中国国内的趋势时,他对苏联革命演变的看法更加深信不疑了。[43]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活动程序中所起作用的变化也促成了他的紧迫感。如前所述,据说他曾停止按时出席1958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44]在这之后,他仍然收到政治局审议的报告,所有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出的文件在作为正式文件发布之前他还得批准它们。[45]但是,同样的限制显然不适用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书记处所发出的文件,书记处在60年代前半期制定政策的程序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毛后来抱怨说,1959年以后,邓在政策问题上不和他商量。虽然这一抱怨很可能为了加强效果而被夸大,但不满情绪无疑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再按时参加政治局会议,但这事实上却标志着他对政治体制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起支配作用的时期的开始。毛当时也表示,他希望让出他作为国家元首的职务,以便他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毛于1958年在党和国家两个方面,都设法使自己更处于左右一切的地位,牢固地控制着重要的政策的方向,与此同时,又将他信赖的人安排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在1958—1959年,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获得更大的职权反映了贯彻这个策略的情况。

但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在1962年发觉他不再能够完全控制政策的基本方向。刘少奇和邓少平这时似乎反而限制他接近政治主流,曲解他的指示(例如关于整风的指示)的意义。因此,毛在1958—1959年想退居“第二线”,但因这种做法的内涵在“大跃进”之后起了变化而灰心丧气。毛因而开始考查他所推荐的接班人,以便断定他们能否维护他认为对革命前途至关重要的总方针。毛越考查越证明他们(林彪除外)不合适。

毛泽东优先考虑的事和他的接班人优先考虑的事越来越不一致,其核心问题在于他们从“大跃进”汲取的教训各不相同。如上所述,毛认识到动员群众对于迅速发展经济不是主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毛保留了他对动员群众作为更新意识形态、改革社会和整风的手段的信念。但是,动员群众并不是北京的中央各部能够予以落实的政策。相反,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动员群众依赖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多面手的技能,而不是技术专家,并且需要容忍充分地下放权力,容许这个策略必然引起的灵活性。因此,动员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一种反知识的和反官僚主义的方法,虽然不完全摧毁中央集权的、专家控制的政治制度也能实现这个目的。

刘少奇和他的同事们从“大跃进”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发展到动员群众不再是政策的有用工具的程度。由于1962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处于危险状态,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将对经济的控制重新置于中央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专家之手,必须作出相应的努力以重建能将中央和基层联系起来的有纪律的党和国家的机构。重要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高潮”政治只能破坏他们正在作出的尽力解救恶劣形势的努力。运动的方法在延安和50年代初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很有用处,但是它不再适合于60年代的错综复杂的管理国家的工作。

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措施试图使整个制度回头注意他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有些措施,如利用整风运动在组织体系中恢复动员群众的方法,前文已予详述。除了这些以外,毛还在不同的领域内时常提出优先选择的具体政策,其效果是抨击了刘、邓面向城市和看重技术的策略的前提。在文化方面,毛受到他的妻子和康生的鼓动,要求作家和艺术家下到基层,以便通过和普通人,特别是和农村人生活在一起以体验生活。在医药方面,他对卫生部进行了一系列抨击,要求国家最好的医生离开城市到农村地区行医。[46]在教育方面,他主张精简课程,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应用科学而不是理论研究,以及体力劳动与大学课程有效地相互结合。毛也希望修改学校课本,以便更好地顾及本地的需要和情况。[47]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的提议对于北京有关的部的职能部门所实行的管理来说,都将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毛泽东还反对在组织国家专业化公司以管理主要经济部门的方案中所体现的经济上的集中化和专业化。毛把这些公司叫做“托拉斯”,力主以更大程度的行政区自给自足取而代之。如前所述,这个办法又和1965年毛为了对付美国在越南的威胁逐级上升而提出的战略巧妙地联系在一起。[48]

毛泽东的主张的效果实际上在所有领域多半是相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刘少奇等人总是接受毛对现行政策批评的总的矛头所向,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毛的想法。但是,这些措施还是远远达不到毛所想的那种激烈的制度调整。结果是,毛越来越认为他的同事们控制的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它吞噬了他的迫切要求,使它们变质成为一种很难影响制度的基本功能和倾向的无关痛痒的改良。

最后,毛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在1964—1965年迅速加深,因为,如我们可以获悉的他的讲话和接见所表明的那样,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死亡上。从1964年开始,他多次讲了“去见马克思”以及任何人都必然要死的话。1965年早期他在接见安德烈·马尔罗时也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透露出这种担心。虽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毛这时的精神状态,但似乎有理由像罗伯特·利夫顿那样推测,毛日益明白他有形的生命行将结束,明白他和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命运在根本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毛认为他只有通过他所领导的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下去,他才能不朽,[49]但是当毛环顾周围时,他所看到的是他挑选的接班人的修正主义对这一事业造成的破坏。毛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负担因而变得如此沉重,以致他终于认为不得不对他曾经耗费毕生精力所缔造的党发动一场粗暴的正面攻击。

延安领导的分裂

以上的分析集中于那些归拢在一起而触发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同因素。相对来说,还很少谈到这个重要运动的对象。关于1962—1965年的政策和发展情况可以写得很多,这是一个恢复经济和在许多有关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但是,这一分析的经济方面归入另外一章;在政治方面,看来领导们是在努力重建1956年晚期已经发展起来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明确地划分了责任,有权力的书记处能满足政治局各方面的要求,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很广,使用涉及面很广的国务院委员会以防止这个体制因按照职能而变得四分五裂,等等。[50]

看来这个体制的领导者们自己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走向和毛泽东的较量。他们仍然尊敬他,努力迁就他的那些很可能他们认为多少是带错了方向的政策要求。但是他们难以克制地关心着国家在“大跃进”以后如何重新站稳脚跟,以及他们在处理中国的社会问题时如何重新获得主动权。在这方面,如前所述,他们不同意毛对1962年——可能包括这时以后——的形势所作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而且他们肯定意识到了毛未来的结盟伙伴得以实现其野心的潜在危险。因此,如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努力限制解放军对其他机构的渗透,试图使江青不能掌握文化领域的权力。遗憾的是,可以用来具体说明限制康生权势增大的措施——如果有这样的措施的话——的资料太少。

的确,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信息,我们大多得自1966—1976年的论战性的文献材料(也常常得自几乎具有同样偏见的1976年以后的材料),因此我们务必记住有关这八年历史中的存疑问题。未知的主要问题和有重大疑问的领域如下:

第一,并未参加“文化大革命”结盟的各个领导成员对毛泽东和他这些年优先考虑的政策的看法如何?“文化大革命”期间提供的记载几乎全是反面的,但是也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例如,当宣传机关据说试图缩小毛的优先考虑的事项的重要性时,事实上当时的官方宣传工具却极力突出对毛的崇拜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同样,虽然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在这个时期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特意提升彭真,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能获得的所有引用彭的话却都是他指责毛的卫生政策、江青改革京戏的尝试,等等。的确,在实质性的争端上,刘少奇周围的领袖们看来总是试图反驳毛,而不只是迁就他(尽管可以理解,他们对江青不那么容忍,对康生[51]和林彪更是留神)。因此,到了1964年前后,毛可能在他自己的头脑里已经开始相当严重地曲解了事实,他的妻子等人煽起了他的疑心,他们希望利用领导机关的重新安排而得到益处。虽然刘及其同事们在优先考虑的事项和方法上无疑和毛的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毛变化中的精神状态和对他的死的担心却可能使他把那种正常的政策争论改变成道德上的善恶势力之间的斗争。

第二,遗憾的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和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作用——还向公众严加封锁,不予透露。如前所述,康生和罗瑞卿两人在公安系统中曾经是关键人物。当罗在庐山会议后离开公安部到解放军时,公安部由谢富治接任,谢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又青云直上,成为政治上的有力人物。谢于1966—1967年迅速提升,这表明公安部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却不能得知详情。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领导人杨尚昆在1966年被正式清洗,据说他在毛的私人住所安装窃听器。杨一离职,毛本人的警卫部队(8341师,该师也为其他高级领导人提供保护)在毛的长期警卫人员汪东兴的领导下很快便接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原来的职能。同一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负责拘留高级领导人。但是在1966年以前的年代里,关于汪东兴及整个警卫机构的任务,其具体情况却知道得很少。

第三,周恩来的作用仍然不很清楚,尽管周在所有这些年里都保持了高大的形象。周的全部经历表明,在1962—1965年的政策问题上他可能倾向于刘少奇的选择,可是在1966年夏季、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周的支持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周在1966年的表现因而使人们对他前几年的真正作用提出了问题。周本人是否开始想要取代刘少奇做毛的接班人?如果是这样,周是否暗地里促成毛不信任他的同事?也许周只是遵循惯例,在任何最后的较量中他都支持毛,虽然他可能试图削弱某些他所不同意的毛的有关政策方面的抨击。遗憾的是,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致于有关他的不同的假设将成为对关系重大的这几年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的依据,而把不同解释区别开来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在消失。

总之,尽管所有这些年份已经过去,资料已可到手,但是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仍然是顶多只能部分地了解,而且在未来的若干时间里还将如此。既然“稳健派”有可能对文献作出贡献,许多情况还可以进行综合,但是这些补充的资料仍将留下大量令人不安的缺漏。不过,在目前所能弄清楚的情况的基础上,对“是什么导致延安领导的分裂”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它有三个结合起来的因素:从“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中汲取的不同教训;由毛泽东的继任人选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个问题在1958年以后总是排在议事日程上;以及一个上了年纪而且肯定越来越衰老的领导人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可是,使我们得以判断这些因素各自的相对重要性和影响力的资料欠缺得太多了。


[1]因为得不到这份自白的全文文本,很遗憾,不可能确定这一自我批评的特点是彻底的还是敷衍了事的。

[2]标准的集市区域包括传统地在同一定期市场上买卖货物的一些村子。这些区域既有经济的同一性,又有社会的同一性,如婚姻关系经常是在同一集市区域的不同村子的农民之间发生。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667],载《亚洲研究杂志》[361](1964年11月、1965年2月和1965年5月)。中央委员会1961年6月的一项决议命令公社缩小到以前乡或联合乡的规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235],第306页。

[3]“大跃进”的经济策略将在本书第八章中分析。

[4]刘在1945年已正式得到这种应允,但可能还不足以使他具有1958—1959年时的充分自信。

[5]译者按:原文如此。

[6]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见本书艾伦·惠廷所写的第十一章。

[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507],第258页。

[8]据彭德怀后来回忆,7月的庐山会议进行时,他很记挂西藏问题。《彭德怀自述》[570],第267页。

[9]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4—206页。

[10]关于彭德怀在审问下对庐山的回忆和在中国公布的这封信的唯一的审定文本,见《彭德怀自述》[570],第265—287页。

[11]对于涉及张闻天作为主要策划者的情节,麦克法夸尔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见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4—206页。

[12]至于他们四人为什么被叫做“军事集团”,几年后彭德怀仍然表示迷惑。除了彭否认存在任何集团以外,四人中的两人也和军队没有联系。但是彭回忆说,毁损他名誉的人极端坚决地给他们贴上这个标签。见《彭德怀自述》[570],第278—279页。

[13]有些人,如邓小平和陈云由于不同的原因未出席庐山会议。

[14]由于毛泽东日益意识到安全受到美国的威胁,事实上彭德怀于1965年被选定去领导中国西南部的“三线”开发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彭的工作。彭被传唤到北京,受到红卫兵的批判、鞭打和监禁,直至1974年去世。

[15]数字引自马洪的一篇论文,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9日,第5版,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1982年1月8日,第11—12页。马洪没有指出他的百分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他可能利用了每年的总产值。

[16]从1959到1961年,中国人口总量下降1350万。“超额”死亡的数字自然远高于此数。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81页。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八章,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

[17]安奉俊(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第47页。

[18]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不同机构的明确规定的任务还不清楚。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似乎承担起草这些文件的总责。但是涉及的主要个人,包括薄一波、周扬、陆定一(到1962年为止)和陈云,他们自己并不在书记处工作。书记处显然联系一批机构,包括与之有关系的国务院的部门,以制定上述政策。国务院在起草这些文件过程中的作用仍不清楚。当然,这些政策一旦被政治局认可,国务院便予以贯彻。

[19]刘少奇于1966年“供认”,1962年时他过分受陈的看法的影响。陈似乎也出席了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虽然“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他公开露面的其他报道。

[20]对毛的支持无疑也来自其他的人,如农业方面的谭震林,但是缺少证实这一点的参考文件。

[21]这次工作会议于8月6日开始,继续到这个月的后期。这类夏季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只是事务会议,尽管它们在拟定政策方面是极端重要的。除此之外,它们还是社交聚会,常常有夫人伴随,有文娱晚会,有时间到附近旅行和消遣。主要领导人可能赶不上参加会议的重要部分,大概就阅读一下会议速记记录以了解审议的事情。因此,会议似乎常常拖延一两个月,甚至可能像这里的会议那样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转移地点。这些会议当时一般不报道,因而常常不可能确定开始和结束的准确日期。

[22]《读卖新闻》,1981年1月25日,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中华人民共和国》,附件,1981年3月13日,第7页。

[23]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作农业报告;李先念作商业报告;李富春(可能和薄一波一道)作工业和计划报告;陈毅作国际形势报告;刘少奇也向会议发表了讲话。

[24]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797],第304—305页。威特克把这次讲话的日期定在8月6日,而其他的文献资料则定在本书正文采用的日期8月9日。

[25]《人民日报》,1982年1月15日,第5版,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25(1982年1月),K22。毛演说的部分原文见《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36],1.4(1968—1969年冬季),第85—93页。

[26]在第二手文献中可以见到的对军事委员会的最完整的说明是哈维·内尔森的《中国的军事制度》[549]。

[27]在邓小平于华国锋任职时停止这一惯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依据职权也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28]关于刘少奇,见《人民日报》,1982年1月15日,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1月25日,K19—22。关于陈云,见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707],第8—9页。

[29]如下文所述,关于公安机关,康生也起了重要作用。

[30]50年代初期江青曾担任文化事务方面的一个不重要职务。

[31]《争鸣》(香港),34(1980年8月),第45页。

[32]《争鸣》(香港),34(1980年8月),第45页。

[33]见克里斯托弗·豪的论文.载克里斯托弗·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310],第173—179页。

[34]见拉格瓦尔德的论文,载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310].第316页。

[35]同上书.第309—323页。

[36]关于这个问题的早期的考察,见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207—212页。

[37]实际上,彭真两条路都走不通。他要是保护吴晗(如他后来试图做的那样),他将因这种行动而使自己容易受到责难。但是,要是他攻击吴晗,他也会因承认让一个反毛主义的分子在他自己的北京市政府获得高级职务而削弱了自己。由于这一事件对彭真的前途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人们希望对姚文元文章的真实背景知道得更多一些。

[38]哈里·哈丁:《创建中的中国》[291],第196页。

[39]不要把这次“五反运动”和在1952年初期达到高潮的同名运动混淆了,见本书第二章。

[40]实际上,当1966年毛对林彪的信赖达于顶点时,据说他曾写信给江青表示他对林彪不信任。

[41]通过把苏联叫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指出,在苏联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对比之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当权的共产党用来进行反对剥削阶级残余的阶级斗争的专政形式。

[42]威特克:《江青同志》[797],第304页。

[43]附带说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苏联领导在与中国争论的问题上并没有改变莫斯科的立场,这一事实使毛泽东确认,是制度而不只是某一个人变了质。这有助于解释,如前文所述,1965年春季毛泽东激烈反对罗瑞卿的建议,即中国与苏联合作以反对美国在越南逐级上升的行动。

[44]在这个日期以后,毛泽东只出席他要发表讲话的政治局会议。在其他情况下,他靠听汇报了解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事情。

[45]政治局发出的文件据说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所以这一规定事实上使毛泽东能够控制所有由政治局送出的正式文件。

[46]详情见戴维·兰普顿的《中国的医药政治》[417],第129—192页。

[47]详情见西博尔德的《中国的革命教育》[649],《导言》及第5—62页。

[48]关于托拉斯,见安奉俊(音)的著作[2],第139—144页。

[49]罗伯特·利夫顿:《革命的不朽》[455]。

[50]1965年时,国务院各部和主要委员会的数目达到55个,与“大跃进”时期政府机构调整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峰期间的部委数目相同。

[51]例如,王稼祥阻止康生有充分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的资料,《工人日报》,1986年2月4日;英译文载《外国广播新闻处》[250]/《中华人民共和国》,1981年2月26日,L—9。


林彪地位的提高第八章 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