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同一性与存在的社会自我
一天清晨，当格雷戈尔·萨姆沙从恼人的梦中惊醒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害虫——“我这是怎么了？”他想。这并不是在做梦。
——弗朗茨·卡夫卡（FranzKafka），
《变形记》（Metamorphosis）
敏思医生继续严正警告我。我必须要学着去爱自己的新身体、新性别、新尾巴……而且我应该为多了一只手感到高兴。
——贾斯丁·利伯（JustinLeiber），
《在拒斥之外》（BeyondRejection）
何谓“认同危机”？从显而易见的事情说起就是，它不是突然察觉到自己所居的身体并非己有。不可否认，这样的情节——比如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或贾斯丁·利伯的哲理小说《在拒斥之外》——引出过各种各样的撩人问题（当这种转换是物种转换或性别转换之时尤其如此），但这些问题所关切的远不是同一性的一般观念，而是面对此种处境的细节。“谁是格雷戈尔·萨姆沙？”这个问题不会以极为哲学的形式出现。格雷戈尔·萨姆沙是这个故事的不幸叙述者，经历了恐怖变形的家中一员，一个还想着今天如何才能出现在办公室的卑微职员。自始至终，人格同一性问题和有节制的恐怖情节都与具体问题——即哪一个可以继续称之为“经验的”自我，而不是“先验的”叙事框架——有关。这么庞大且僵硬的躯体如何翻身？18如何看待有（居于？）一个巨型昆虫身体的自己？如何面对亲姐妹受到惊吓的尖叫声和厌恶感？如何对待因自己造成的家庭不和（尽管不是自己的错19）？长期以来习惯的自我观念，忠实尽职的职员、不错的顾家者、极为寻常且无害的公民，在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蟑螂后会怎么办？
所谓认同危机，就是搞不清自己是谁。这多半不是一个自足的问题。尽管它聚焦于存在，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在一个唯有自己的世界里醒来，发现自己是一只巨大的昆虫，格雷戈尔可能仍不得不处理如何翻身问题，但他变成昆虫一事不会是其困窘的根源，也不会成为社会成功的障碍。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里怎么会有“昆虫”这个概念呢？青少年处于“尴尬的年龄”与其说是因为身体不受控制，不如说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再是小孩，又不足以作为成人——难以忍受。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局外人”）极其难以适应被称作“罪犯”，倒不是因为这个词的负面含义，而是因为他从未理解名称或分类有什么意义。之所以说他是“局外的”，部分是因为他没有自我认同感。
认同危机是社会危机。萨特在用三百页篇幅论述“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事实性”与“超越”之间的二元辩证法后，坚持引入“为他人的存在”作为第三个“原初的”、“非衍生的”存在范畴，原因就在于此。20通俗地说，一个人是什么，不只是由这个人所经历的事实和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也受制于他人对这个人的看法以及对其所经历事实的理解。实际上，人们可以把《存在与虚无》的第三部分理解为对前两部分所探讨内容的完全撤销。对人格同一性造成限制的事实，并不由主体给定，也不由主体决定。它们是社会解释的问题，取决于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他人（常常是恶意）的动机。（因此，萨特的戏剧《密室》中的角色加尔辛［Garcin］，尽管在最后面对行刑队时像个懦夫，却仍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不过他发现自己最终成了两位永恒室友的牺牲品：一点儿不关心他事后认同危机的伊斯特勒［Estelle］和瞧不起他的以内兹［Inez］。）
这幅相互构建的人格图景借自黑格尔（萨特的某些佶屈聱牙的条顿术语也取自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寓言中，黑格尔暗示（原文过于难懂，只能说是“暗示”）人格本质上依赖于他所谓的他人的“承认”。这一暗示产生了两个哲学命题，一个极为一般，另一个则较为具体，是黑格尔所探究的命题。一般的那个命题是：若没有相互的承认，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自我，而这一承认显然要把自己体现为公开的自我（与笛卡尔的那种内省式自我认同相对）。由于黑格尔认为所指涉的个人具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某种自我意识感，问题因此变得稍微有些复杂，21但很清楚的是，处于优先地位的是人格（人）承认而非纯粹的心智自我，多年后P.F.斯特劳森和马克·约翰斯顿（MarkJohnston）所持的观点也是如此。
黑格尔在书中实际探讨过的，是他的第二个命题，这个命题随后被用作几次辩证转向的媒介。这个命题是：自我和自我意识首先是一个地位问题，而地位只能通过相互承认获得。在这个寓言简化了的世界里，这些忙于相互承认的原初人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因为他们被假定为没有社会地位、银行账户、着装、良好教养、哲学智慧，以及其他我们用来比较和衡量自己的一般特征。因此，黑格尔说，他们会相互斗争，若有必要，还要“至死方休”，当然，若一方死掉了反而会使另一方达不成目标，使对方得不到认可。接着，黑格尔描述了混淆一切地位问题的奇异倒转，这种倒转会迫使主人和奴隶尝试对自我理解进行更为哲学的尝试。22但是，一般的观点是：人格的自我同一性并不只是“自我意识”这一抽象概念。它是具体的和社会的，哪怕在它拒斥具体和社会之时也是如此（比如黑格尔随后论享乐主义的章节“心的法律”和“世界之道”）。我们的同一性绝不只是人格、人、有机体或某个具体动物种类的成员，而是有着具体特征、德性和恶习的具体的人和社会存在。23缺少任何一点，就只能是“对一种模糊的一般性的枯燥表述”（马克·约翰斯顿），或如黑格尔所言，是“一个空洞的共相”。
因此，认同危机不只是搞不清自己是谁，它还是我们相互构建的人格的必然结果。如果人格同一性永远是（萨特认为的）悬而未决的，如果这种同一性的确定（像黑格尔和萨特共同指出的）总是部分依赖于时而竞争、常常不合作的他人的承认，那么人格同一性就无疑是一个宏伟壮观的动态概念。此外，它也特别易于受到哲学的摆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决定了我们实际上是谁。黑格尔宏大的自我概念是Geist（精神），萨特严厉的意识概念是“自为”和不可逃避的世界责任，对于那些奋力寻求一种充足自我概念的人而言，它们是强有力的刺激因素（当然，这些想法更可能来自AA或EST，而不是原典或严肃的哲学家）。因此，我们也会想到许多严肃的哲学家，不只是黑格尔和萨特，也包括霍布斯、卢梭和休谟（尽管他怀疑“自我”），他们贡献了自己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著作，并且改变了我们思考自我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同一性不只是一个要解决的困惑，也是需要概念化形塑且被我们共同所有的人格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