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叫我真理探寻者，我就满足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给姐姐的信
当论及更大的哲学问题——生活的意义、道德的本性、上帝的存在和人格性，以及自然的目的论——时，无论既有的说法是什么，寻求“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却完全不清楚。哲学教义看起来更像是信仰的表白、对现实的看法、解释、概念雕塑、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关于真理本身的假设或主张。黑格尔追随柏拉图，清楚地区分了哲学之真（“真理”）与科学和日常生活之真，并捍卫前者的独特地位。7然而，两千多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学真理的独特性质，似乎极少让人们去质疑真实在哲学中作为一种明确道德德性和智识德性的地位。
如果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个不怎么有趣的悖论，不过，它引发了一系列有趣但被忽略掉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的是自吹自擂的哲学语言，以及哲学家中的各种欺骗和自我欺骗。比如，毫无疑问，哲学家即使没有骗别人，也几乎总是在骗自己说哲学很重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只有出现尼采、维特根斯坦和道元禅师（Dōgen）这样的偶像破坏者才会明说。在较为狭隘的层次上，哲学家们通常会自欺欺人，说自己这个学派或方法要优于别的学派或方法，这种做法就像是在整块布料中抽去一根丝线，然后辩称这根丝线就是全部，就是真理。在较为个人的层面上，哲学家也常常自欺，以为自己热爱且追求真理——更不用说智慧了——而不关心自己在集会上的声誉和同行中的地位。柏拉图《理想国》中那位欺凌他人的色拉叙马霍斯，事实上与苏格拉底一样一直留存在哲学中，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罢了。
在整个哲学史中，欺骗一直被认为是恶习，而诚实则被认为是德性。当然，人们也可以圆滑地说，这个学科的本性，即清晰地阐明深刻的真理，要求这样一种承诺。如果哲学家不寻求和讲述真理，那他们除了糟糕的散文和毫无意趣的例子之外，又与诗人和神话编造者有什么不一样呢？哲学家寻求和讲述真理，而且是整全的真理，除了真理之外别无他求。至少他们想要我们这样想。第欧根尼（Diogenes）走遍全城想要寻找一个诚实的人，没期望能找到，但也未怀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去哲学名人堂走一圈，我们怀疑，他也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他上一辈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坚称他说的“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是真话，但这种论证策略是一个双重谎言。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很容易发现，寻求真理或许是一种障眼法，一个高贵的外表，实际上目的可能是解决个人问题、取悦父母或追求个人野心。尼采曾说，每一种伟大的哲学都是“作者的个人表白，是某种不自觉、无意识的回忆录”。8但是，无意识的揭示与说真话几乎完全不同，当尼采这样的哲学家进而主张，真理实际上并不存在时，拒不讲述真理就成了一种真实，坚持强调真理反倒成了哲学上的一种腐败谎言。9
然而，我们也知道，苏格拉底为诚实而献出了生命。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这位早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首要维护的原则，就是“不说假话”。在近代，伊曼努尔·康德把禁止说谎当作他的“绝对命令”，即无条件的道德法则之典范。10它没有任何例外，哪怕是为了救朋友一命也不行。甚至尼采都把诚实当作他的四种“基本”德性之一，而“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则坚持认为欺骗是恶习，或许还是最大的恶习。11萨特从意识的“透明性”出发（反对弗洛伊德），坚决主张一切欺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自愿的，所以应当受到指责。而我们今天读到美国伦理学家们，比如埃德蒙德·平可夫斯（EdmundPincoffs），也强调不诚实这种恶习罪孽深重，以至让人无法理智地考量其优点。12与其他问题不同，哲学和常识在这件事上似乎达成了一致。无论哲学只是追随和反映时代精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引导时代精神，都可以确定地说，哲学对诚实的推崇是对大众道德的准确反映。无论是哲学家还是门外汉，都认为说谎是错的。13
但坚持认为说谎是错的是什么意思？而且说真的，这错有多严重呢？哲学家总括性的宣称通常掩饰多过解释，最好的问题常常被藏在了表面之下。为了给沉闷乏味的叙述增加生趣而说的谎，真的就跟为了掩盖劣迹和免于惩罚而说的谎一样有错吗？出于绝望撒的谎就没有图方便而蓄意撒的谎严重吗？出于自欺而说的谎与头脑清醒的、策略性的谎相比，错得严重还是不严重？（前一种谎言还是谎言吗？）所有谎言都是错的吗？——说谎本身就是错的吗？——还是说有些谎言作用很重要，不仅能够保护人们免受伤害（尤其是情感伤害），还能激发和保护自己的个性和隐私？或许，人们最好把说谎看作外交辞令、堡垒，是给必然但不太直率的自我提供的基本保护。又或者，人们可以只把诚实仅仅看作诸多德性之一，而完全不是一种基本德性。
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道德德性目录中，把“诚实”与“友善”、“机智”归在一起，确实，这些特质在选择朋友或同事时极为重要，但很难说是整个道德大厦的基石，没有它们就会坍塌。再说了，亚里士多德的“诚实”主要关注的是谈论一个人自己成就的情形，“不多不少”——用我们当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提交一份诚实的履历表。14他似乎根本不关心社会谎言、“善意的谎言”，就此而论，除非造成了不正义或腐败，否则他连政治谎言都不关心。15批评者们常常质疑康德把诚实当作“绝对义务”来分析，认为从自然倾向来看，救朋友一命远比跟追捕朋友的纳粹说真话重要。但是，哪怕只在一种情形下说谎的正当性可以压倒诚实，那么不要说谎这种义务的“绝对”地位就会有折损，问题也就值得重新商榷了。
也正是根据这种教条式（先天的）谴责，我们才能理解围绕着看似无辜的“善意谎言”——即能够避免而非造成伤害的谎言——长期存在的争论。而且显而易见（尽管它常常被哲学家忽视或鄙视）的是，谎言像剧场和小说一样，也有娱乐效果，且不只存在于舞台上或书页间。实际上，谎言在哲学中也有其用处，甚至让人着迷。它们不仅可以为人们进一步思考提供启示和激励，还能为哲学思考提供一些基本主题。多年前，有位克里特人宣称“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由此产生了逻辑学和哲学中最为基本的悖论，（如果他讲的是真话，那么他就是在说谎，但是如果他是在说谎，那么……）现如今，有多少教授被聘用是受惠于此啊。如果谎言不会造成伤害，那它还有什么不对吗？而“即使会造成伤害”我们也应说真话，就永远是正确的吗？
在对说谎的全面禁止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哲学隐喻的熟悉轮廓，即真理是光，明亮、清晰而简洁，如理性的圣杯般闪耀，与之相反，不诚实是黑暗和邪恶的，是通向非理性和混乱的崎岖道路。在揭示真理时，我们认为意识是完全通透的；而在欺骗中，我们察觉到的是不透明、障碍，是意识中的一堵墙。诚实的人和真正的哲学家知道一切并讲出一切（苏格拉底除外，因为他坚持认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仍想着带领我们走出阴影，步入光明，不顾一切危险。哲学家阐明了说谎者和俗人生活留在黑暗之中的东西，甚至包括他们各自的内在灵魂。16真理和光明是好的；欺骗和黑暗是坏的或恶的，不只是导致无知和伤害，也会导致理性的堕落、语言的滥用和灵魂的败坏。可是人们开始怀疑，恐怕哲学高估了这些关于清晰和透明的隐喻。因为有一个真理显而易见，若没有谎言这一不透明的中介，哪怕我们最简单的社会关系都无法存在。
在小说《白痴》（TheIdiot）中，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拥有全部德性的人，其中就包括绝对的诚实。17当然，对于与他相遇的人而言，这个人就是一场完完全全的灾难。更为晚近一些，阿尔贝·加缪（在《局外人》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奇异的“反英雄”、“一位求真的英雄”，他没有说谎的能力。18毫不奇怪，他显得像个怪物、非人类，“实际上完全没有人的特性”（如检方在法庭上指控其谋杀时说的那样）。在较为世俗和“现实生活”的哲学层面上，人们无法设想只说真话、完完全全地说真话，除了真话什么也不讲，就能顺利地通过一次寻常的预算会议，或者熬过一场鸡尾酒会。如果有人想要极端一些，他或她甚至可以假设文明的黏合剂是欺骗，而非真理，当然，这种黏合剂与其说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不如说是安全地把我们以及我们的思想分隔开来。若没有这种不透明性，我们就无法设想如何进行社会交往。
在心灵学（parapsychology）方面有大量著述的哲学家史蒂夫·布劳德（SteveBraude），用一个极为简单的实验说明了欺骗的绝对重要性。他问自己的受众是否有人愿意服用一种（据说是他发明的）的药丸，吃了之后能在方圆百米之内读取他人的所思所想。不出所料，没人愿意接受。我们全都可以想象，在我们描述自己最近的痛苦经历或当天的奇遇时，朋友的心里一直在翻腾着其他想法，当我们在下课铃响前两分钟讲得最起劲时，学生们大概都注意力不集中，或者不断地在冒出些令我们不太高兴的想法，而在亲密时刻，恋人们常常会冒出些随意且毫不浪漫的想法。“你在想什么”是一个极其危险、愚蠢的问题，经常会引来那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明白无误在骗人的回答：“哦，没想什么。”
真理的威胁性一直以来被哲学家们美化和粉饰，还通常被贴上了一条伪世俗性的宗教条幅：“真理让你自由。”19然而，与哲学家们不同，我们全都知道，有时真理会造成伤害，而且这伤害无法弥补，有时真理是不必要的（如果说不是经常不必要的话），而且真理会让社会安置变得复杂，破坏集体神话，毁灭人际关系，激发暴力和复仇。相反，欺骗有时不仅不是恶习，还是一种社会德性，而且系统性的欺骗是（社会）世界秩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许多社会中，社会和谐远比真实更受推崇，讲他人想听的话，不说自己的真实感受或想法，不但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被期望的。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还要说这是“欺骗”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开始意识到，自己因启蒙而对“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的看重（如恩斯特·琼斯钦慕地记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样）不过又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特征，是我们强烈的个人自主感和特别反社会的“真理”概念的另一个奇特产物而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