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官僚（科层）协调机制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协调是运用最广泛、发挥作用最大的协调机制。虽然其他四种主要类型的协调机制并没有完全消失，但都受到了极大压制，甚至不断畏缩，而官僚协调机制却在不断进行着自我复制。
官僚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就一直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在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大企业和其他大型组织内部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官僚化组织也掌握巨大的权力。但经典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上述所有官僚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单一的机构并将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其中。这构成了它与其他部分官僚化体制的一个关键差别。
到目前为止，本书在不同章节中分别讨论了权力、财产（权）以及协调（机制），目的就是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入地阐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现象。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极权统治的权力结构（集权）、社会生产的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相对于其他协调机制的支配性地位，这三种现象都是紧密相连的。权力集团（按照官僚科层结构进行组织并不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对国有生产工具享有绝对支配权。权力集团在自己的控制领域内尽力取消其他协调机制，直到它们完全依附于官僚协调。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依靠市场来协调，企业内部的关系也不采取自律协调机制。取而代之的是官僚协调机制，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官僚协调来完成，内部则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纵向管理体制来控制企业的活动。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处于最底层的是没有在统治集团内担任任何职务的普通公民：各类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从上到下都连续贯穿着一条纵向锁链。
在有关官僚科层体制的理论研究中，对“完美的官僚体制”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即每位成员有而且只有一位上级领导，至少在从事一项特定工作的时候，只能有一位上级。从这个观点来看，经典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并不完美。通常来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对每个人或每个组织，或者更准确的说，对个人或组织的每一项活动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管理和控制这些个人（组织）或各项活动的上级领导或上级组织却有好几个。我们已经提到过党、国家和群众组织之间在其行为方面的相互重合［3.2，3.3］。①党组织和党委对所有其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此外，党内还有许多功能和地区上的纵向联系，它们都彼此重合并相互控制。各级党的领导都会指挥政治警察来检验干部候选人的政治可靠性，防止出现任何政治上的联盟，清除那些政治上可疑的人。所有这些防范措施也都延伸到了党内，在某种意义上说，党也要受到政治警察的监控，而这些警察又受到向他们下达这一任务的党的领导和相关组织的管理和控制。②个人或组织的各项活动之间相互重合，监督相互重合，功能和地区上的纵向联系相互重合，这些现象也都出现在国家行政管理当中。监督任务往往由特殊部门来承担，如检察机关，政治和经济警察。①工会和群众组织对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具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发现有任何不正常的行为，它们都可以向上级机关汇报。还有一套以居民为基础的公众控制网络。每个家庭或居住区都有党组织任命的管理人员，这些人负责很多行政事务（批准申请，盖章，出示证明）并监测其辖区内的各种情况。
①关于平行机构问题的研究，可参见T．Dunmore（1980）。Dunmore 还引用了H．Simon 的观点：在官僚体制中，每个机构（或部门）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动机，而且都它自己的信息背景，这些都会带来分立倾向并产生了各个机构或部门之间的冲突。
②在经典社会主义最极端的年代里（如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时代），对党员也会进行最严酷的恐吓。必须强调指出，经典社会主义官僚协调机制运行并不一定伴随着党内的严密监控。但毫无疑间的是，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治警察在控制所有官僚机构并维持纪律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①苏联的工农检察院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声名显赫。
乍看起来，这种多重交叉的监管和控制体系会产生很多相互矛盾的行为，造成组织内部的冲突，从而导致整个体系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但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来完成官僚协调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怀疑：没有上级可以完全信任自己的下级。冯·诺伊曼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来解释，如何将不可靠的元素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自动运行的装置②：必须将组成元素多向并联。体制内的重复冗余可以防止由于随机个体元素运行不稳定所带来的错误，或者恰逢其时地让其他正常运行的个体元素进行纠正上述错误。
②J．V．Neumann（1956）。他在文章的题目中就直接表明了这一思想：《Probabilistic Log-ics and the Synthesis of Reliable Organisms from Unreliable Components》。
纵向链条的主要影响方向是从上到下。上级会向下级发布命令，但下级永远可能指挥上级。③当然，这并不是说下级对上级就没有任何影响力。用赫希曼的理论来说，下级也有“声音（Voice）”。④各级党组织成员，甚至是那些位于金字塔底层、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公民也能够通过提出建议和批评让上面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在这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不能批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或经济计划中所阐述的总体经济政策。对个人进行批评会有多大危险，要取决于所批评的人在官僚机构中的职务高低和他／她的容忍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确实可以听到来自下面的声音，但声音都非常微弱：不满的音量必须要足够大，才能够让人听到或者产生影响。
③这是官僚协调机制与自律协调机制最主要的区别：在自律协调中有一个范围很小的决策机构所做出的决策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自上而下的影响）。与此同时，成员委托其代表支持他（们）在该决策委员会的辩论中支持某一观点，如果委托的代表（们）不能始终代表成员的意见，那么下一次选举就会取消该代表（们）的代表资格（自下而上的影响）。
④在A．O．Hirschman（1970）的经典著作中，他对比了两类回馈信号。如果一个人想要表达对组织运行的不满，他／她可以采用两种回馈信号：退出或发出声音，所谓发出声音，就是提出批评、抗议和建议进行改革。
我们继续用赫希曼的理论术语来进行解释。上文所描述的情况与“退出”（Exit）的缺位紧密相关。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民的“退出”（即选择离开）权利被多次否定。如果不离开雇佣他们的企业或机构，任何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10.4］。如果没有得到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更换工作岗位，因为一般来说，实际上整个社会最终只有一个雇主：国家。由于行政限制和房屋的短缺，公民很难改变居住场所。党员不能退党；如果公开示威，那么就很难保证再有安静的生活，甚至失去自由，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威胁和恐吓。从工会、青年团或其他任何群众（职业）团体中退出都是冒风险的举动。党、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的干部更不能以辞职的方式表达不满。①也没有最终的“退出”形式，即移民他国，即使申请移民都是非常危险。每种退出方式都会遇到阻碍、困难，甚至危险，这些都影响了“声音”的表达效果，往往导致了沉默或者更加谨小慎微。这样，社会主义体制自己就将自下而上的回馈信息压制到了最低点。
①马克斯·韦伯［1925］（1978，第3、11章）基于议会政治结构和私人企业对官僚科层体制进行了研究。在这种官僚科层体制中，官僚作为个人是自由的，他／她只在相关的工作范围内服从于上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岗位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选择职员的标准是职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