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
强制增长（或跃进、追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高领袖们对增长的看法。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者都是在贫困、落后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在所有落后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late arriver）”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国家。①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者曾在革命前承诺：一旦掌权，他们将很快彻底消除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因此，这种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急迫心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正是这一承诺让革命者获得了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支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的口号被反复宣传。革命者自己非常心急，他们同时也感到来自大众的迫切要求实现国家富强的强大压力。
最初的承诺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就一定能够迅速赶上发达国家。这一信念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层必须坚持高速增长，因为只有高速增长才能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最后，从军事和国防的角度考虑，也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发达国家。为了创建一支具有攻击能力的强大军队，需要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力量的支撑。
这里我们引用斯大林在1931年的一段演讲：“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之所以总是要挨打，就是因为落后……我们现在还落后先进国家50年，甚至100年。我们必须用10左右的时间消除这一差距。不是我们成功，就是被他们彻底摧毁。”②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也反复提到这一主题（赫鲁晓夫那个众所周知的威胁始终让人难以忘怀：社会主义制度将埋葬整个西方世界①），毛泽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有类似的言论。在中国的经济史上，毛泽东又给追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大跃进”②。
①关于这种落后状态和“后来者”所引发的后果，可参见A．Gerschenkron（1962）的经典著作。
②约·维·斯大林（1947，第356页）。
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这样一番对话：
提问：“赫鲁晓夫先生，一直有传言说您在一次宴会上曾告诉一位外交官，您要埋葬我们？”赫鲁晓夫说：“如果是指我本人的话，我想我活不了那么长，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在那次宴会上，我说的是历史进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终将被埋葬，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尼·谢·赫鲁晓夫（1959，第76—77页）。
②中国在大跃进时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15年内赶英超美。”
最高领导人想通过铁碗政策尽可能实现最快速度的增长，这就是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的关键所在，其中主要是产量计划，目的就是实现增长价值的最大化。产量计划比其他任何指针都重要，数量驱动也表现在经济管理和雄心勃勃的庞大投资计划上。
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行强制增长政策并不是最高层领导违背中下层干部的普遍意愿而强迫他们推行的。恰恰相反，广大中下层干部自己就具有很强的内在扩张动力。让我们再回到7.4部分关于官僚机构动机的分析。
官僚体制中的中下层干部与最高领导人具有同样的政治信念，他们也觉得需要有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动机1）。
对自己工作岗位的认同使得他们倾向于扩张。任何一位单位领导，只要他／她认为自己单位所从事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他／她都真心希望单位的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世界上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想让自己的大学有更多的教授、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报告厅和更好的教学设备。医院的院长们希望有更多的医生、病床以及更多更好的医疗器械。军队指挥官也会要求更多的现代化武器来装备队伍（动机2）。
官僚机构中所有层级的领导干部都知道，随着单位的不断扩张，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声望也会不断上升，当然也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奖励（动机3、4、5）。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广大中下层干部非常清楚自己所在的部委、主管部门或企业的长期短缺状况。无法满足的需求压力促使他们不断要求扩张。此外，在获得投入品时遇到的各种困难也推动着他们在自己的企业或部门内部自行进行投入品生产，这也需要扩大投资。
上述扩张动机有些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也有一些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官僚机构领导，而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官僚。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光是那些被任命的官僚领导，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们也有很强的扩张冲动，他们希望通过扩张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声望。
体制之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实际上是否进行扩张，而是在于内部产生的自我约束机制。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看来（或者是受他们委托负责管理企业的经理层），扩张确实具有诱惑力，但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为此，他们必须慎重考虑公司扩张后的产品是否有销路，即使有销路，价格和赢利水平如何也是必须加以衡量的因素。任何一项错误投资所造成的损失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收入。尽管他们希望通过扩张不断拓展商业机会，但是失败的风险将限制他们盲目扩张的冲动。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完全拆除了这套控制装置。由于长期短缺，因此，扩张所增加的产品一般都能够卖出［12.2］。因为存在预算软约束，企业知道，任何错误的投资决策（不管成本有多高，损失有多大）都不会导致企业被破产清算。各级官僚干部也都参与了投资决策，但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却不会影响他们个人的财富和收入［5.3］。
扩张冲动对官员而言是很自然的事，①而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僚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制这种扩张冲动，②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列举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时，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家缺乏强烈的投资愿望，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自我约束。解毒剂就是刺激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即促使他们扩张。③这个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完全不存在，而且那里的投资饥渴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当然，社会主义也有很强的有效控制机制，但那不是来自企业内部或者中下层决策者自身（担心投资失败）。约束来自外部，即官僚机构的投资分配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确定了投资配额和允许投资的项目。
①已经有模型深刻地分析了官僚成员的这一基本行为特征，官僚的目标函数就是将他／她所能支配的预算最大化，见W．Niskanen（1971）。
②有两类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一类与动机6有关：领导人想要过宁静的生活，任何新投资都会让他更烦心并增加了额外的责任。另一类与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策略”有关。一位精明的官员不会给人一种总是想要东西的印象，而是要一步一步地树立起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形象。
③见J．M．凯恩斯（1936，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