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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投资与增长

9.3 投资与消费

下面我们将考察投资过程中的结构问题。首先看一下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分类和用于投资的比例。在多数时期内，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比例都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②表9.1列出了相关的比较数据。

②由于这里是在讨论经典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型，我们没有考虑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投资比例，也没有考虑随着时间所发生时高时低的变化。

表9.1 GDP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P．Marer等（1991）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维持官僚机构运转的费用和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只有减少消费，才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这意味着家庭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①

①这里的分析没有考虑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使用了外国资源［14.3，14.6］。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意识地想让经济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急切地想尽可能实现最快的增长。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些领导人认为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参照经济增长理论来说，他们似乎在按照一种哈罗德一多玛模型前进（即使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模型），那里只有一个生产要素：资本。他们有自己极为简单的理由，投资比例越大，增长速度就越快。

表9.2 GDP增长与资本投资增长：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F．L．Pryor（1985，第76页）。

表9.2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额要大得多。这也间接证明了投资的强制性扩张。表9.2同时显示出了投资的低效率：如果想要实现每年4—6％的产出增产率，那么投资的年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11％，这也是迫使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人进行高比例投资的因素之一。

国家领导人不仅想进行高比例的投资，而且他们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强行实施这一想法。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种体制，其中一个小集团竟可以如此严格控制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消费比例。

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投资和储蓄具有某种事前的因果关系，但投资和储蓄一定是成千上万个决策者高度分散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决策和储蓄决策是相互分离的，尽管自愿储蓄会影响投资，反之亦然。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投资决策高度集中，同时也就包括了储蓄决策。储蓄（即非消费部分）相当于中央计划当局从消费中拿走并用于投资的部分，他们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比例抽走储蓄，而根本不用顾及作为个人收入所有者的家庭是否愿意这样做。①

①当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投资＝储蓄”这个公式在事后都适用，但这只是财务报表上的确认，与事前的因果问题无关。而所谓事前的因果关系是指决策者的投资水平要受到过去和预期未来储蓄的影响，而反过来，储蓄决策又受到投资机会和相关激励的影响。

如果投资增长率受到了限制，而消费比例也随之下降，那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而且还有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体系。而经典社会主义完全没有这种自动的经济调节机制。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最多能从公众能够忍受的程度感觉到这种限制，公众的容忍度构成了削减消费的约束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对公众的物质福利有多么关心，而是因为党总是在公开出版的政治宣传品中一再强调要重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迫使他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爱民之心，以便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合法性并保证他们继续掌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削减消费不能无限制地超出公众的最低容忍度。①然后就取决于政治状况，主要是镇压的力度，这真正决定了公众的最低容忍度：当权者能否长期保持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削减人均消费，还是在某些时候不得不提高一下消费水平。

就那些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相当稳固的国家而言，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会发现其消费水平都有相当大的提高［13.1］。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里，消费增长率也远远落后于GDP增长率。在有些国家，如中国，人均消费水平甚至长期停滞。②

即使官僚机构想要提高消费水平，即使公众的最低生活要求决定了削减消费的程度限制，然而这些最多抑制了最高领导人企图最大化投资比例的内心冲动。问题是，不只是那些最高领导人或者一小群领导集体想达到更高的投资—消费比例，广大中下层领导干部也倾向于提高投资增长速度［9.1，9.2］。想一想我们提到过的扩张冲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一切就一目了然了。官僚机构的微观动机和中央领导层的宏观政策目标在此完全一致，中央领导层进行高比例投资的决定表达了整个权力统治阶层的愿望和目标。

按照历史“功能学派”的哲学观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和官僚机构动机相互配合默契，恰恰因为这是帮助一个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最佳方式。对于那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追赶的贫穷落后国家而言，这样一种政治一经济—意识形态机制与强制快速增长是须臾不可分的。③尽管这种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它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按照本书的论证思路，一方面是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产权关系，另一方面是强制型经济增长模式，两者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主要因果联系方向是从第一层因素导向第二层因素。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和官方意识形态，再加上官僚化公有制，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强制增长［15.1］。

①在中国的大跃进期间，有一句中国谚语很生动地刻画了当时领导人的心态：“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②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在1957年至1978年间下降了11.6％，见国家统计局（1985，第556页）。

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A．Nove（1964，特别是第一章《斯大林是不可或缺的么？》）。E．H．Carr和R．W．Davies［1969］（1974）在研究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历史时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斯大林是特定增长战略的产物。苏联经济学家曾论证在20年代实行强制增长在当时情况下是一种必要手段，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A．Erlich（1960）。A．Nove （1989）对苏联此类问题的最新争论进行了一个综述，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决策者的时间偏好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意识形态一再宣称领导层的“未来导向”，也就是要求现在这一代人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做出牺牲。斯大林时代的匈牙利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曾非常通俗易懂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在今天把明天会下金蛋的母鸡给杀了。”①

①见马·拉科西［1950］（1955，第244页）。

在总结强制增长的时间偏好特征时，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现象。首先是公众做出的牺牲。他们必须放弃部分当前消费，更确切地说，是放弃那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又无法积累和推迟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在前十年里，人们喝的牛奶只相当于生理上所需要的一半左右，当局曾保证十年后就能喝上比现在多1倍的牛奶。可十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而且没有任何补偿。整个经济在第一期储蓄下来的东西就永远“石沉大海”了。

第二个现象是推迟。如果说牺牲意味着消费的减少，那么所谓推迟就对应着消费的存量积累：房屋建设、零售商店、消费品工厂等等。推迟与牺牲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是在抑制当前的消费。但推迟并不等于将“节约”下来的消费一直“节约”下去。从一方面看，推迟节约出了一部分资源用于当时认为更重要的其他投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没有完成的任务必须在以后完成：推迟的任务将逐步积累。这类似于从下一代人那里借钱，每一次新的延迟还款都会进一步增加内部债务负担。②

②推迟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也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预算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也会出现“玩忽职守（neglect）”的现象。

第三种现象是“玩忽职守”（neglect）。如果真的只是推迟，那还不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公寓或制衣厂没有建起来，以后还可以再建。如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就是“玩忽职守”了。这一现象在需要有机发展的领域显得尤为突出（例如高等教育、卫生或环境保护）。如果这类发展在数十年里一直得不到重视，那么即使以后再分配资源进行建设或再采取行动进行弥补，都将无济于事。①

①我在1972年出版的书中详细探讨了牺牲、推迟和玩忽职守之间的关系。

强制增长的标志就是公众所做出的巨大牺牲［13.1］、公然一再推迟和某些发展领域内的“玩忽职守”。本章在后面的部分还会反复提到这些现象。强制增长的政策并非极富远见：最大化未来一、二十年内的增长速度不过是更倾向于牺牲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以及现在就为更遥远的未来打下生产基础。

9.2 集中分配与投资紧张9.4 优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