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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投资与增长

9.4 优先（项目）

下面我们将讨论投资分配中的优先原则，首先从部门结构开始：

1．投资品优先。这一部门的发展主要将直接带来固定资本的增加，即投资品生产的增加。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复制和自我推动过程：投资品生产的提高造成了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这样必然又扩大了投资品的生产，然后又进一步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如此往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有一个内部螺旋助推器，螺旋器运动加速，就会导致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固定资本，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增长。

高速运转的内部螺旋器把周围其他所有部门吸引过来，尽管它们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投资计划分配部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在决策中把其他部门的发展作为维持内部螺旋器高速向前转动的必要手段。这样就有了一个一般性的优先原则，然后再把它转化为特定的优先项目或部门，并根据经验在编制投资计划时加以调整即可。

2．国内生产优先于进口。部门结构的发展立足于所谓的“自给自足”。这里只是简单提一句，以后再详细探讨［14.1］。

3．生产活动优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5.4］。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和统计工作中，其实际的含义是：有形物质产品的生产被看做是“生产性活动”，而大部分服务被看做“非生产性活动”。②优先原则：生产性活动应该在投资上优先于非生产性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要优先于服务。①

②运输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运输是生产性活动，它不过是把生产延长到了工厂的大门口。商业活动的划分往往非常模糊，因为它既包含了生产性活动，也包括了非生产性活动。关于统计上的分类问题，见J．Arvay（1973）。

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中还有一种分类：狭义上的生产型经济中不包括基础设施。见E．Ehrlich（1985b）。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讨论基础设施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国家一般所定义的服务部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础设施处于非优先的次要位置。

之所以忽视非生产性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部分服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是由私人生产者提供的，部分由预算单位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就前一部分服务而言，在市场协调下，消费者享有充分的权利：只要有需求，私人生产者愿意提供诸如住房、私人教育、私人医疗等各项服务。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则要遵循政治民主程序，至少是议会民主制。只要代表大多数公众利益的政党愿意投票争取公共服务发展资金，那么公共服务就不可能被忽略。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掌握资源配置的部门不受任何民主程序的控制。此外，它们必须做出的许多分配决策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都是最终由消费者做出的。许多消费决策权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都转到了官僚机构的手中，在控制经济的官员们的眼中，总是有比发展服务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服务可以推迟提供，甚至完全忽略。

4．第一类产品优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第一类产品和第二类产品进行了重要区分。所谓第一类产品是指生产工具，第二类产品指消费品②。优先原则：第一类产品在投资上应该优先于第二类产品。

②第一类产品不仅包括投资品，还包括可以用于当前生产活动的物资和半成品。
这种分类（包括优先排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纯粹以物理性质作为划分标准，那么许多东西即可以作为生产工具，又可以归为消费品。如果考虑到对外贸易，情况就更加明显：如出口消费品来进口生产工具，这样，第二类产品也可以间接生产生产工具。（或者反过来说，第一类产品也可以通过外国贸易中介提供消费品）。
鉴于上述原因，原则4的部分内容无法与原则1的基本要求完全吻合。

5．工业优先。工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强制增长战略主要是指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原则：在投资上，工业必须优先于其他任何经济部门，可参见表9.3。

6．重工业优先。根据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流行的官方观点，机械化是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手段。大量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被用于机械制造和军事装备。优先原则：工业化主要偏重于重工业，其中的重点是机械和钢铁。①

①首先是苏联，在1917年至1976年间，该国工业投资中有84％投入了重工业。莫斯科，统计资料（1977，第436页）。其次是中国，重型液压机的数量相当于欧洲经济联合体所有国家的总和，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NP只有欧洲经济联合体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重工业的结构和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规模。”，见S．Zhou（1982，第30—31页）。最后是罗马尼亚：根据部分资料，1951年至1981年间，该国的工业投资超过了全部投资额的50％，其中有77—80％投入了重工业，见M．Shafir（1985，第108页）。

表9.3 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比：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P．Mihalyi根据联合国（1986c，表13和16）和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1986，第8页）有关资料为本书整理。

注释：工业投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业包含了制造业、能源和油料生产部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包括制造业、能源和油料生产、电力、天然气和水。

中国：国家投资以现行价格计算

51.5：1953—1962年

54.0：1971—1980年

16.1：1966—1973年

严格遵循上述优先排序导致出现了一种极不协调的扭曲的部门结构。在强制增长早期的十多年里，高度集中进行资源分配似乎成功地使内部螺旋器不断加速旋转，优先部门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与此同时，其他部门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有些部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它们离螺旋器距离越远，越是无法阻挡它的旋转，在一段时期之后，它们也就越来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主要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落在了后面，服务部门更是如此，诸如住房建设、小区服务、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相当落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那三种现象：让生活在强制增长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些不予优先考虑的次要任务被一再推迟，它们不断累积直至伤害到下一代人；“玩忽职守”（忽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①

①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严重忽视医疗卫生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造成了极为不利的人口趋势：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在1960年至1984年间，千人死亡率从7.1％上升到了10.8％，平均寿命从70下降到了67.7，而西方国家的同比数字是74和78。苏联的每千个婴儿死亡率为25人，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每千个婴儿死亡率只有6-10人，见A．G．Aganbegian（1989，第228-229页）。
即使再重新进行资源分配投入卫生医疗领域（目前还没有发生），也至少需要十多年以后才能遇制上述可怕趋势。

7．军事工业优先。比起社会发展任务②而言，军事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的投资需求总是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优先原则3、5和6都与此有关，这些优先原则不仅是为了让原则1所提到的内部螺旋器加速旋转，而且是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此外，军事工业也有自己的独立项目：在分配投资资金时，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工厂的建设需要给予高度重视。这些投资只能在公开发布的计划中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和警察方面的投资都是保密的。

②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军事部门在当时生产协调中所处的地位。为军事目的所组织的大规模生产与社会生产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但只要有冲突，军事任务享有绝对优先权，即使在出现极度短缺的时候也是如此。见C．Davis（1990）。

8．新工厂（设备）优先。管理经济的人总是想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新工厂，而根本不重视维护现存的老厂，其主要动机是来自政治方面。①建立了新工厂就可以成为摆脱落后、实现快速发展的典范，这远比劳心费力地维护旧厂房里的机器和车间划算得多。这样就可以很得意地向上级汇报，而且盛大的开工庆典往往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强制增长政策需要这种建设激情，因为工人们的热情也被看作鼓舞生产的因素之一。

①这一现象恰好证明了以前曾提到过的一个观点［5.3］：官僚机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所有者。没有所有者会在可以维修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财富不断贬值。

尽管新工厂（设备）优先在生产投资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更多的资源用于新的房屋建设，而不是用于维护古老的建筑遗产。新的学校、新的大学、新的铁路、如此等等。

优先建设新的东西也具有某种推迟的特征。它只是暂时将应该用于维护和更新的资源挪出来进行短期优先项目建设。但这种推迟迟早会“自食其果”，反而成为抑制增长的因素。

9．大型企业（装置）优先。负责经济发展的人往往被那些大型、超大型、甚至是巨型企业（装置）所吸引，常常会出现“规模崇拜”和“巨人迷恋症”。②

②这种偏好不仅表现在新工厂（设备）的规模选择上，而且还表现在现有企业的组织发展上。事实上，这一过程起源于对农业和小工业进行的国有化和集体化运动，在那时就建立起了大型的公有制企业和合作社来取代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小企业。国有化运动结束之后，又出现了国有企业或合作社之间的合并浪潮。这样，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出现了强大的集中生产趋势［17.2，17.6］。

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如果有可能的话，各类服务机构（不管是大学，图书馆，还是医院）同样是尽可能建设得越大越好。

有几个因素促使决策者优先考虑这类建设。③首先是期望大规模和高产量能够实现规模经济。④但实际上，更大的规模在获得节约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额外的成本。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着企业的最优规模。⑤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里，最具优势的企业规模要取决于部门特征、技术、管理者的能力、市场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不同规模的企业相互并存的原因。而在强制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在巨型企业和机构中出现几个更有效率的中小企业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不分情况一律建设大型工厂无助于实现更快的增长。

③在分析集体化的时候，也出现了与之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问题［5.5］。

④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强调集中生产和大工厂（相对与小企业）的优势，他们的观点在灌输这种规模经济思想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⑤见74页注释②。

其次，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方面的考虑往往等同于经济标准，甚至超出经济上的考虑。高层领导人发现控制数量较少的下级部门相对容易。对下级部门的领导而言，譬如一家企业或公共机构的领导，如果他们所控制的单位能够变得更大，那么他们的权力和声望显然会随之上升。

10．优先考虑的产品和投资项目。有几千种优先产品［7.2］，其中还会有一些被列为“最重要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在年度计划和执行过程中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且在投资资金分配和投资决策的实施中也被给予充分的关注。钢铁行业的重点是那些直接产钢的单位，一定要保证最常用的轧制钢材的及时供给。对于农业机械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完整出厂前最关键部分的生产。所有为制造优先产品提供辅助工作的工厂，如零部件供货商、运输系统、维修部门以及按时按量运转的仓库都得不到同样的重视。使用者（在上面的例子中，就是使用钢材的工程建设部门和使用农业机械的农场）不仅需要优先产品，而且也需要成百上千的配套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优先产品的增长。

这经常会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也是造成持续短缺的原因之—［12.1］。尽管从经济角度考虑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还是可以用外部环境特征来加以解释，其中信息问题又是关键所在［7.7］：中央集权式的官僚化决策不可能对按金字塔形状排列的各级任务都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只有进行了“优先排序”才能够管理。此外，还有大量的群众动员、政治运动和宣传工作。为了有效工作，官僚化决策必须集中精力用于少量活动。

优先投资项目的选择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事实上，优先投资项目和优先产品往往是相互重合的，因为大部分优先投资的项目完工之后也都要生产优先产品。优先投资项目是权力统治精英们的心爱之物，每一个新工厂的建设都令人着迷，新闻报纸会大肆宣传，所有主管机构都会去视察好几次。优先投资项目的需求总是会随时得到满足，即使在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也不例外。本章在讨论强制增长、跃进、狂热追赶等问题时谈到的所有一般特征都会在优先投资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把“优先产品”和“优先投资”的一边倒倾向看作是一种推迟现象。如果优先产品的产量增长很快，那么立刻就会写人计划汇报。一旦某项优先投资胜利竣工，就会马上成为取得伟大成就的象征。至于其他产品和非优先产品生产上的相对滞后、对辅助性生产设备建设的忽视，以及半心半意地对待非优先投资项目，它们对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为人所知，尽管这种严重的负面影响迟早会出现。

11．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生产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森林和其他绿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水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动物自然生长区不断被侵蚀。其他人类活动（运输、供暖、城市化等等）也都进一步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投资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能否确保为生产或其他目的而建设的投资项目及其大型装置设备不对环境造成破坏？保护环境往往需要额外的投入（例如，排放或过滤废气的方法可能相当昂贵）。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答案是否定的。在强制增长的过程中，用于保护环境的额外投入完全被忽略。一般的观点认为，由于处在低发展水平阶段，所谓工业、城市交通对空气和水造成污染的问题几乎不存在，那些只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计划中（特别是优先投资项目中）是否包括了以保护环境（或修复以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为目的投资项目？例如新的排污工程或生产环境保护设备的工厂。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答案通常也是否定的。这类项目很早就被从那些重点优先项目和优先原则1的内部螺旋器里排除出去了。节约下来的环境保护投资都被用于其他重点优先项目的建设。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特有的现象。所有其他社会体制也都容易这类问题，而且这也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病之一。很多人认为，通过彻底消除私人产权的贪婪和自私就能够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但这并没有实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急于实现强制增长和狂热追赶的官僚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比其他任何体制的决策者都更为短视。环境问题又因为体制的弊端而更加严重：无法建立独立的社会组织开展强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来对抗经济部门的决策。表9.4比较了这两类国家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重要物质。

表9.4 空气污染：国际比较（1983年）

资料来源：P．Mihalyi根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87，第I—30）和就欧洲问题与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的直接交流为本书整理。

注释：工业发展水平与汽车的密集度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显示出了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严重忽视环境保护，那么空气污染将越来越厉害。

缺少对环境的保护也是推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玩忽职守的行为）的例子之一。对环境的破坏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迟早会造成生产的减慢，而且其严重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生活质量，从而引发公众的不满。

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优先（项目）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不难发现，尽管我们列出的各项内容肯定会有一些遗漏，但就总体而言，已经将所有重要事项都包含在内。官方意识形态总是一再强调某些优先项目的建设情况，而对于另外一些优先项目则闭口不谈，认为它们不值一提，甚至干脆予以否定。但那些被认为是丢面子并加以否认的优先项目依然在建。

对于那些喜欢在最优化模型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可以这样来定义强制增长的目标：从广义上看，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最大化任务的时间维度不是无限长，甚至都不是真正的“长期”（如果用历史维度加以衡量的话）。实现强制增长的目标时间相当有限并非常短视：根据官方统计指针，最大化总产量增长速度，以某种历史维度来衡量的话，那就是要在“中期内实现目标”，也就是花10到20年左右的时间。前面提到的优先原则都服务于这一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特定时间要求以内促进高速增长。①实施优先原则1—11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的结构变得极不协调，并完全嵌入了一种扭曲状态之中而无法自拔。

9.3 投资与消费9.5 外延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