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增长模式：强制增长
本章尝试着描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增长过程的主要特征。部分特征也出现在其他体制的国家里，特别是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如此，基本的框架特征还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在本章开头就提出的强制增长模式。这里“强制”一词，是指发展速度的加快并不是源自社会整体运动的自发推动，而是由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强迫执行的。“强制”还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想要跑得更快，而它的双腿却根本达不到这样的奔跑速度。
强制增长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
高投资和低消费；
一系列优先原则；
采用外延发展方式加速利用各种可见的资源潜力；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驱动。
我们不能把上述主要特征的结合定义为一种“增长战略”。所谓“战略”，是指军事指挥官有意识地选择出一套计划方案，而强制增长在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时，还伴随着各种自发现象，甚至趋势的发展根本不以领导人的意愿为转移。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官方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有意识地贯彻了1—6项优先原则。但没有人刻意去执行忽视质量、过度使用服务、破坏自然环境以及降低消费等政策。但这些主要特征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计划好的优先项目和自发选择的优先项目，有意识采用的方法和本能使用的方法，希望得到的结果和不希望得到的结果都同时出现。这些特征也不是某位计划者根据自己的偏好独自选择的结果。强制增长模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参与者的行为与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所导致，那个社会构成了他们进行决策的约束条件。盛行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产权关系、协调机制，再加上贫穷落后的初始特征，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便注定了社会主义体制必然要走上这样一条强制增长之路。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再结合各种有关增长的理论文献对强制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下面我们将主要依据三种理论趋势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
第一，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增长政策的激烈辩论。①当时最激进的“左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提出了他著名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即残酷地将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执行高储蓄政策，这样就形成了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次“巨大的推动力”。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这种积累方式，社会主义体制也同样无法避免。必须将投资集中于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同时必须主动推迟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严格控制消费，甚至不惜降低消费。必须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产品，与此同时，通过税收和制定很高的工业品价格削减农民的购买力。加快实行农业的集体化，这样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劳动力。
①P.R. Gregory 和R.C. Stuar[1974]（1986）以及A. Erlich 对这场争论有过一个很好的综述。
仿佛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悲剧，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支持者成为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牺牲品之后，这位独裁者却立刻开始实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建议，有些做法甚至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都不敢想像。
第二、刘易斯·阿瑟用自己那篇经典文献的题目表达出了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①刘易斯分析了资本主义体制发展中国家增长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部门与逐步衰退的、落后的传统部门同时并存。前一个部门将成功地吸纳从后一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流入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工资取决于社会规范所规定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由内生的市场力量所决定。
从本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典社会主义强制增长与刘易斯所阐述的增长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的地方（在第10章中还会继续谈到这一比较）。无论是刘易斯的理论，还是强制增长的实践，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都是第1种外延增长方式，即快速扩张的就业水平和无限的劳动供给（直到被耗尽）。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现代化的部门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按照刘易斯的分析，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和利润动机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从4—5%提高到12一15%。而根据本章所介绍的情况，再加上社会主义官僚机构能够动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储蓄率强行提高到了30—40%②
第三，A. O. 赫希曼和P. Streeten 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③这是一个规范性理论，有人建议将它称为一种增长战略，因为其中有一些所谓的“驱动型”部门，这些部门的过度需求会驱动其他部门迅速追上。本书并不想去讨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采取这种战略。这里想要指出的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实践中遵循了这种增长战略，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优先原则。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支持者提出的“拉动落后部门”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持续短缺在概念上有很多重合之处。
①可参见A. W. Lewis（1955）的更多文献。
②工资方面也有本质区别[10]。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增长时期，工资既不取决于社会规范，也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官僚机构认为合适的积累与消费比例进行调整的。官僚机构的决策同时也决定了社会消费模式。
③见.A. 0. Hirschman（1958）和P. Streeten（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