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增长与投资
增长政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增长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中期必须不计成本或代价来获得尽可能快的增长。强制性增长战略的［→9］实施次序及方法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明确的增长政策却日益模糊不清，多数情况下甚至演变成了彻底的精神分裂：部分领导人想要继续实施强制性增长，而另一些领导人又倾向于放慢增长速度以改善生活水平，修正以前的不均衡状态。
上述两种冲突态度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为增长率的放慢而苦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遏止下降趋势的决心。①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早期获得快速增长的粗放式方法的潜力正在被耗尽。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劳动力剩余已经被耗尽。②领导层再三宣布必须转向集约式增长，即“增长的新路子”，但在现有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施所谓集约式增长战略。因此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主义国家就尝试用最直接的方法来集中实现增长，这种方法就是加大投资。这样就把我们直接带到了稍后将论述到的造成宏观矛盾的推动力之一：投资过热。
在讨论为什么要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16.1］，第一个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增长放缓，其逆向反应便是刚刚概括的“不惜代价求增长”。但改革背后同样重要的一个动机是公众的不满。这给经济政策该如何做出反应造成了严重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积累对消费的比率应该朝着有利于消费的方向转变，这样实际消费的增长才能最终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不仅仅由商品消费流所支配，而且还取决于直接供应消费品部门的资本积累（机器和建筑物的存货）。在强制增长的几十年里，住宅部门、医疗保健、国内贸易、餐饮业、维修服务、道路运输和旅客运输等许多部门的发展都被忽视了。由于不断拖延上述部门的必要发展，因此积压了大量工作。如果在改革初始阶段就尝试处理这些积压下来的工作，那么巨额投资就是必不可少的。住宅和运输部门尤其需要资本密集型投资，但想加速任何一个被忽视的部门的发展都需要投资。因此，这种两难境地似乎越来越难以解决：要想实现消费的快速增长就需要降低投资份额，而与此同时又必须对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的部门增加投资。在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性两难困境中，又出现了如何对各部门进行投资再分配的具体两难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优先发展次序的传统受益者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但现在这一部门觉得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就施加更多压力来获得它惯有的投资“津贴”。如果真正开始发展先前被忽视的部门，那么其所需的高额投资将从直接诱导增长的“内螺旋”中［→9.4，优先权1］抽取投资资源，这必然导致增长率放慢。于是两难境地变得更为严峻：投资比率是否应当缩减，资源应该转移给什么部门？
①在宣布改革和公开性之前，苏联的改革就始于戈尔巴乔夫把加速增长定为目标口号。匈牙利、波兰和中国也时常以相似的方式把加速增长确定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
②造成增长减速也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匈牙利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债的高速增长。
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它类似于向一个人提出了相互矛盾的两个要求：结果只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加剧矛盾，甚至爆发危机。投资加速和投资减速交替进行，服务部门之间的投资再分配更是摇摆不定。①但如果高层领导中出现了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任何一个倾向，那么就可能导致一种模糊不清的强制增长政策。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官僚机构的条件反射。经过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决策者已经形成了增长越快体制就越强大的感觉。强制增长是一种自发倾向，而一般常识却不断提出需要在支持消费，以及增加消费投资方面做出让步（这可能是由于决策者担心看到群众不满）。因此，政府总是不断从提高生活水平的态度（自我强加的态度）退回到根深蒂固的增长优先行为模式。对此，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投资决策的分散化。以市场社会主义精神构想的改革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权限。虽然在实践中各国和各时期都有所不同，有两种情形在经济改革中相当普遍。一个是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留存比例（不需再要移交给国家预算），并且可以将这部分利润用于企业自身的投资；另一个是在企
①在M．Lacko（1984）关于匈牙利的例子中表明，服务领域占总投资额的比率是如何作为有利于或不利于全面经济形势发展的变量而不断变化的。
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内，减少了无须偿还的国家预算补贴，同时增加了必须偿还利息的银行贷款。①
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分权措施能够使赢利能力的考虑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大作用，企业因此将避免进行可能遭受损失的投资。但是由于下列一些原因，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每个进行改革的经济体中，实际利率都是负的［→22.2］。②因此，如果不考虑别的原因，那么对投资贷款的过度需求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贷款总是带有赠与的含义，即这也是来自国家的补助。支付利息的义务对投资决策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企业的扩张冲动及其投资饥渴仍然可以畅行无阻。即使投资计划产生了亏损，软预算约束又保证了完全可以弥补亏损。
决策权不完整的银行、干涉企业运营的上级机关以及半自治的企业领导之间形成了一个内部网络关系。银行不会拒绝信贷申请，而且即使企业未能履行它们偿还债务的义务，银行也往往是急于为它们提供帮助，而不是对它们采取严厉措施［→23.4］。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下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根本不考虑利润因素。表23.2的数据（匈牙利）表明：投资活动与企业投资前后的赢利能力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总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地使用政府配额来限制能够用于投资的额度。改革过程放松了外部的政府限制，但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改革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12.2］，而并非使之有所降低。我曾描述过增长政策中的精神分裂症现象，即强制增长的渴望伴随着消除强制的愿望。投资领域的动机和行为导致强制增长倾向在上述两种精神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③
①前面已经论述过［→21.7］国家资本市场和交叉所有权的问题。在匈牙利的改革后期，这些新的形式给企业带来了获得资本和投资资源的机会。
②1989年苏联的长期名义利率为0.82％，见E．Gaidar（1990，p．24）。这意味着可以在非常高的负实际利率水平下得到投资贷款。
③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增长政策中表现地极为突出，见G．Peebles（1990）。
表23.2 赢利能力与投资活动的相关性（匈牙利）
1980—1982年最初的1980—1982年财政再分配1980—1982年投资
赢利能力平均水平之后赢利能力平均水平活动的平均水平1976—1979年的平均
+0.83
+0.16
-0.06赢利能力水平
1976—1979年财政再分配之后的平均赢利能
+0.17
+0.07
-0.07力水平
1976—1979年投资活
-0.01
-0.06
+0.18动的平均水平
来源：J．Kornai 和A．Matits（1987，p．115）。
牙利国有企业数据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