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 信贷体制与货币政策
制度。经济改革国家银行体系的协调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协调机制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呢？①回答这个问题比回答刚才提出的关于财政体制的类似问题要困难得多。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银行体系是由行政与市场的特定组合来加以协调的。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而按照商业原则运行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接受政府监管。经济改革国家的银行体系乍一看似乎与此相似。政府的集中影响力—纵向联系—是非常强大的，但给人的印象是管理者和官员在与货币打交道；接受银行存款、发放贷款、经常账户往来、开支票和转账凭证、计算利息、管理债券和股票，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有商业交易、横向联系和“买卖”，换句话说，存在市场协调。
在改革进程中，银行体系经历的结构变化加强了上述印象。出现了分权的趋势，其中有些与区域自治的发展有关；②每个地区都成立了单独的银行。除此之外，则以双层银行体系替代从前的单一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在上层运行而相互独立的商业银行作为下层运行。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分权已经伴随着商业银行之间竞争而出现了。③
表面上“市场化”的程度很高，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为了支持这一结论，我们必须认真考察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的所有权关系、银行领导的动机以及银行与体系内其余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考察南斯拉夫或者中国地区性银行或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对利润有直接的兴趣。国有银行就像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管理者的
①详细描述可参考下列著作中：南斯拉夫：L．D．Tyson（1980）、S．J．Gedeon（1985—86，1987）；匈牙利：M．Tardos（1989）和I．Szekely（1990）；中国：L．Wulf（1985）、F．Levy 等人（1988）以及X．Zhou和L．Zhu（1987）。
②南斯拉夫和中国通过分别建立国家一级和省级银行网络完成了重要变革。
③1988—1989年匈牙利是完全地实行双层银行体系的第一个国家，见M．塔多斯(1989)。
薪水很高，但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与银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可能不会像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银行家那样对银行利润漠不关心，但他们的职业
生涯仍然由政府所控制，而且他们无须赢得并维持真正的银行所有者的信赖。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官僚部门的压力，不得不遵从党和政府的中央及地方组织以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的意愿。
虽然存在显著区别，但这里不可能对经典社会主义单一银行制在改革条件下以及局部分权之后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个别讨论。①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除非有特别说明，“银行”和“银行体系”都是指整个银行部门。
在真正的信贷体系里，利息是信贷的价格。贷款者提供贷款以便通过利息交易来创造利润；借款者请求贷款时所依据的是将需要支付的利息考虑在内后，是否还值得使用贷款。在真正的信贷市场上，实际利率0.4个百分点的变动都将影响商业交易。②然而经济改革国家却一直人为地维持负实际利率［→23.2］。这导致经济改革中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成了分配信贷，收集和存储货币的办公署，而不是依照商业和市场原则运行的机构网络。
在实际利率为负的地方，从银行接受贷款的任何人都可以把贷款作为政府的捐赠从而据为己有。切合实际的论点是负债越多越好。③来自家庭的信贷需求，特别是来自公共部门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信贷供给。④利率未能在信贷分配中起到任何平衡作用。⑤银行不是根据商业原则来“销售”贷款以期通过利息来获取利润；它是依照非商业的官僚标准进行信贷分配。问题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事先就加以明确宣布的公开标准，其他因素—
些高务那么简单。在这种条件下，信贷供给失控的不再像从前命令它自己的分支机
趋势日趋严重，下文我们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②E．Varhegyi（1990a）在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匈牙利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的信贷需求对实际利率的变动根本不敏感。
③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可能发生。事实上，这是市场协调失衡的迹象。
④在有关商品市场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同一现象［→11.2］：需求适应于期望供给。企业与银行之间有许多非正式的关系，如果觉得没有机会，就不会提交信贷申请。因此，尽管需求总是会略微超过供给，但过度的信贷申请数额始终有限且差额数量也不会太大。关于这点，可参见M.Iacko的研究。
⑤在缺少利率的平衡作用时，使用“信贷市场”一词似乎并不完全合理。
疏通、纵向谈判、个人关系和贿赂—都在幕后起作用。
对参与者行为及其背后推动力加以澄清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货币紧张现象。信贷需求总是超出信贷供给并不是信贷供应者所面对的唯一问题，因为权力的压力和个人关系的影响也会带来信贷供给的增长。①与此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权利益、真正的利润动机或者对任何企业倒闭的担心，因此根本无法限制信贷供给。至多会有中央银行设法通过行政手段停止或抑制信贷供给的过度增长，但这几乎从未成功过。原因是对从事商业贷款的机构而言，在缺少内部动机的情况下，要限制其信贷分配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资本主义信贷体系有着数百年的经验，逐步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机制来协调中央国有银行与私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后者的自主权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官僚协调）、利润为基础的私人合同（市场协调）和无瑕疵的商业品行（道德协调）的特定组合，它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影响商业银行运作的有效手段。②这种以特定所有制关系和权力结构为基础有机发展的微调控制机制无法被“复制”，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应用于中央指令性的社会主义国有银行体系。
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银行体系的内部信用交易。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在单一银行体系之外提供信贷是被禁止的；企业不允许相互提供信用。在改革体制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不断增长。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基于两个企业之间的自愿信用协议，大多数都是强制性信用：买方企业就是不付款给卖方企业。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前者没有收到它自己企业的付款。它可能把从拖欠货款企业取得的期票作为债务解决手段。延迟支付和强制贷款链条很可能使大部分生产部门产生流动性危机。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就需要银行体系不断干预，提供银行信贷来
①一个南斯拉夫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在私人会谈中告诉我，共和国（或者地方）总理或地方内阁成员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干预，要求批准某个企业的信贷申请。他觉得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一再要求。
②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制的运转也存在大量的错误和摩擦，而且它不止一次被证明没有能力避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部门是最容易出现软预算综合症的领域。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储蓄与信贷协会的倒闭。为了救助这些协会，美国政府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给纳税人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使无偿债能力的企业变成有偿债能力的企业。而与此同时，期票作为“准货币”在企业部门流通，这就妨碍了银行体系控制货币供给。①
货币政策。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中央银行也同样无法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它还是要屈从于官僚压力；它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实体；它的领导是由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来任命的。中央银行的活动必须受到中央的控制。
这里我们还需要回到预算赤字的问题［→23.3］。很显然，预算赤字不得不由信贷资金来弥补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理想的过程应该是企业、公众和家庭自愿地向国家提供信贷资金。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上述债权人把购买附有利息的政府债券作为投资。而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不使用这种方法，而是依靠中央银行向预算借出资金，这完全是长期隐瞒公众视听的信贷手法，而且还有着充分的理由。因
此，事实已经很清楚，预算赤字最终是通过仁慈的中央银行直接印刷钞票来弥补的。毫无疑问，这是通货膨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与前面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一样，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专业技能。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学习和掌握这一技能，因此，会频繁出现极为严重的错误。
在改革进程中，货币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严格，有时宽松。它有时候会抵制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信贷要求，有时又会屈服于上述压力。但即使制定了限制货币供给的政策，仍然会存在许多缺口。如果政治一官僚的压力非常强大，银行体系无法抵制，便只好批准信贷要求（即使这与它一直执行的限制性政策相矛盾）。
在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中，通常是宽松的政策占上风。这样，在宽松的阶段，就会有过多的信贷（最终是过多的货币）被投入到经济中，创造出远远超过实际供给的需求。
①在L．D．Tyson（1977）、S．J．Gedeon（1987）和E．Varhegyi（1989，1990b）［→21.7］的作品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例如在匈牙利，企业间的强制性信贷总额占1989年未偿还短期贷款总额的1／3以上。以上信息来自E．Varhegyi。
强制贷款在企业间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与前面所提到的之外，还因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依赖横向合同，而在合同背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基础都未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