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解体
所有这些讨论之下有一股暗流，那就是苏联的解体。1989年前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在北京。中国陷入国内争议，苏联的政治基础却要崩溃了，全世界的电视都在像播慢动作画面一样，对其进行实时转播。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令人困扰。中国人之间的争论是共产党如何执政，而苏联的争议是共产党是否应该执政。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改革（开放）优先于经济调整（改革），于是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争论成为必然。戈尔巴乔夫承认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但缺乏打破内在僵化的想象力和技巧。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体制中各种监督机构也成了问题。苏联共产党以前是革命的工具，但在其苦心经营的共产主义体制中，除了监管它不懂的东西，毫无其他作用。对于管理现代经济这个问题，苏联共产党的解决办法是与其原来声称要控制的东西合流。苏联共产党精英成了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掌管着国家的正统，实际上却专注于维护其特权。
开放和改革产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最终把塑造他、成就他的这一体制带向了崩溃。但在此之前，他重新定义了和平共处。前任领导人确立了它，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曾为此争吵。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前辈倡导的和平共处是最终对抗和胜利之前的暂时缓和，而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和平共处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永恒状态。他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了俄国早在苏联之前就已经跻身其中的国际体系。
我多次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总是竭力把中国与苏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区别开来。1990年9月会面时，江泽民强调：
想找到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徒劳的，你从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你的朋友周恩来一直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它还管用。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行的。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也不想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
中国领导人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也肯定了共处原则，但他们不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取悦西方，而是对西方敬而远之。北京认为戈尔巴乔夫无足轻重，更谈不上误入歧途。他的现代化计划遭到严词拒绝，因为它考虑不周，将政治改革置于经济改革之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政治改革长远来看是需要的，但经济改革必须先行一步。李瑞环解释了为什么价格改革在苏联行不通：几乎所有商品都供应不足时，价格改革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和恐慌。朱镕基1990年访问美国时，不断被人赞许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竭力强调：“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3]
我199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钱其琛把苏联的解体描述为“爆炸的余波——震荡波四处扩散”。苏联解体的确创造出了新的地缘政治版图。北京和华盛顿评估这一新版图时，发现它们的利益不再像准同盟时期那样明显一致了。那时，分歧主要是在抵制苏联霸权的策略上；而现在，共同的对手消失了，两国领导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必然走上前台。
在北京，冷战结束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积极甚至进攻性威慑战略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难免拿苏联的解体与自己的国内挑战作比较。他们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帝国，并试图按照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管理。虽然与苏联的非俄罗斯族比例（约50%）相比，中国的非汉族人口所占比例（约10%）小得多，但具有不同传统的少数民族的确存在。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与越南、俄罗斯、印度接壤的战略敏感地区。
20世纪70年代，苏联依然是战略威胁，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冒险与中国对抗。然而，在美国方面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价值观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两党都有一种情绪，认为传统的“历史”已被超越：同盟和敌人都在毫不动摇地走向多党议会民主和开放市场（美国人认为，两种机制之间有必然联系）。阻碍这一潮流的任何障碍都将被肃清。
于是产生了一种新观念，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国际体系今后将建立在跨国原则基础之上。由于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国家倾向于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因而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动，不是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领导人拒绝美国人关于西方自由民主已全面胜利的预言，但他们也知道改革计划需要美国的合作。于是1990年9月，他们通过我向布什总统传递了一则“口信儿”，结尾呼吁美国总统：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遭受着外国列强的欺侮和羞辱。我们不想再次揭开这一伤疤。我认为，总统先生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您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合作关系，但更珍惜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在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更有必要尽快恢复正常。我相信您能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对于您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我们都将作出必要的回应。
为了强调江泽民亲口对我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官员交给我一份书面口信，让我转交给布什总统。信上没有签名，被称为书面口头信息——比谈话更正式，比官方照会更含蓄。此外，这位外交部副部长陪同我到机场，亲手交给我一份书面答复，澄清了我与江泽民会谈时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选择书面形式以示强调：
问：邓小平不答复总统的来函，有什么含义吗？
答：邓小平去年就退休了。他已经向总统致过口信儿，说所有此类事务的处理权都交给江泽民了。
问：为什么答复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
答：邓小平看过来信，但他把这些事情委托给江泽民了，他让江泽民来作答复。我们想给基辛格博士这个机会，由他向总统传递口信儿，因为基辛格博士对中美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问：邓小平了解复函的内容吗？
答：当然。
问：您提到美国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指的是什么？
答：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还在制裁中国。总统能够解除或事实上解除（制裁），不是最好吗？美国在世界银行贷款上也有决定性发言权。另外一点涉及一揽子协议中的高层互访……
问：您愿意再签一份一揽子协议吗？
答：这没道理，第一份一揽子协议根本就没实现。
基于个人经验，乔治?H?W?布什总统认为，对一个人口最多、连续执政历史最长的国家实施干涉政策是不可取的。在特殊情况下，他愿意代表个人或特定团体进行干预，但他认为就中国的国内结构进行全面对抗，将危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
为了回应江泽民的口信儿，布什突破了对华高层互访禁令，派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北京，进行磋商。两国关系在这段时间趋于平稳。但18个月后，克林顿政府上台，在其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又陷入过山车般的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