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台海危机
当围绕着最惠国地位的紧张状态就要消除的时候，台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在这个相互默契的框架下，台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民主体制。在北京的默许下，台湾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参加了奥运会。北京方面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统一提议，台湾将获得完全的自治权。北京承诺，只要台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与香港、澳门将获得的法律地位相同），将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保留军队。[19]
台湾对这些提议的反应非常谨慎，但它受惠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20世纪80年代末放松双边贸易和投资限制后，许多台湾公司把生产转移至大陆。到1993年末，台湾地区超过日本，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20]
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政治道路距离却越来越远。1987年，台湾年迈的领导人蒋经国取消了戒严令。台湾岛内体制大幅度开放接踵而至：报禁被放开，竞争性政党被允许参与立法选举。1994年，《宪法修正案》为通过全民公投选举台湾“总统”打了下基础。台湾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声音，“动员戡乱时期”被限制的活动得以开展，他们开始倡导迥然不同的国家认同，甚至可能宣布正式独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反复无常的农业经济学家李登辉，他从国民党基层一直奋斗上来，1988年被任命为党主席。
作为一名台湾官员，李登辉的一切表现都为北京所憎恨。他成长于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在日本学习，“二战”期间在日本皇军中服过役。后来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与多数国民党官员不同，李登辉是台湾本土人，他直言不讳，说自己“首先是台湾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并骄傲而不懈地支持台湾拥有独特的体制和历史经验。[21]
1996年选举越来越近，李登辉及其内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逐步扩大台湾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让北京（和华盛顿的许多人）不悦的是，李登辉及其高级部长们开始采取“度假外交”路线，台湾的大型官方代表团“以非正式身份”访问各国首都，偶尔参加国际组织的会议，然后通过运作尽可能多地被贴上独立国家的标签。
克林顿政府试图与这些事情保持距离。1993年，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来到西雅图，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克林顿与江泽民会晤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克林顿说：
在会晤中我重申，美国支持把三个联合公报当成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它既不妨碍我们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妨碍我们与台湾建立强大的经济关系。如你们所知，这次会议也有（台湾的）代表。所以我对现在的状况感到满意。但我认为这不会成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绊脚石。[22]
克林顿的策略要想奏效，台湾领导就必须克制，但是李登辉决定推进台湾的“国家认同”。1994年，他征得同意在去中美洲的途中经停夏威夷，为飞机加油，这是台湾领导人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李登辉的下一个目标是1995年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聚会，他曾于1958年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强烈敦促下，众议院全票支持李登辉此访，参议院只有一票表示反对。沃伦?克里斯托弗曾于4月向中国外交部长作出保证，称李登辉访美“与美国的政策不一致”。但在强烈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改变了主意，批准了李登辉个人非官方访问的请求。
一到康奈尔大学，李登辉就发表了一篇讲话，破坏了“非官方”的定义。李登辉对在康奈尔大学的美好时光稍作回忆之后，便开始兴奋地谈起台湾人民对获得正式承认的渴望。李登辉不断提及他的“国家”和“民族”，说共产主义即将灭亡，这些狡猾的措辞和粗鲁的言论都让北京不能容忍。
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推迟批准美国大使提名人选尚慕杰，取消了与美国政府的其他官方接触。接着，按照20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的脚本，北京开始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这既是军事威慑，也是政治姿态。在一系列威慑性举动中，中国向台湾海峡发射了导弹以展示军事实力，警告台湾领导人。但它使用的是哑弹，以此表明这些发射具有象征性的意涵。
任何一方都不挑战三个联合公报，台湾的平静才能保持。因为公报有许多模糊地带，任何一方试图改变这个结构或强制实施自己对条款的解释都会终结这一框架。北京并没有强求澄清，但一旦受到挑战，它就被迫最低限度地表明它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1995年7月初，当危机势头正劲时，我率美中协会（America-China Society，美国两党前涉华高官组成的团体）代表团访问北京。7月4日，我们会见了副总理钱其琛和驻美大使李道豫。钱其琛阐明了中方的立场——主权不容讨价还价：
基辛格博士，您肯定知道，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尽管我们不时有争吵。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有所改善。但美国政府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空间。我们绝不会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对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美中两国最可能的选择就是中止高层接触，但这反而造成一个悖论，即在最需要的时候，双方却自愿放弃了处理危机的机制。苏联解体后，每一方都宣称与另一方保持友好关系，但为的不是寻求共同战略目标，而是找到一个代表合作的符号——尽管在这一时刻，合作实际上也不存在。
我抵达后不久，中国领导人用一个他们熟稔的微妙姿态，表明他们希望达成和平的结果。在美中协会的正式日程开始之前，我应邀去天津周恩来曾经就读的中学发表演讲。在一位外交部高官的陪同下，我在周恩来塑像旁拍照，介绍我的这位官员利用这个场合回忆起中美密切合作的高潮时期。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来自江泽民。在各方唇枪舌剑之中，我问江泽民，毛泽东说过台湾问题可等上100年，现在是否还算数。不行，江泽民回答。我问江泽民为什么不行，江泽民回答说：“毛主席这个话是23年前说的，现在只剩77年了。”
然而，双方1989年以来一直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部长级访问，6年来仅有的高层讨论也只是在国际会议间隙或在联合国。让人费解的是，台湾海峡的军事博弈之后，迫在眉睫的问题自己变成了程序性问题，即如何安排领导人之间会晤的问题。
事情又回到了25年前秘密访问结束时的讨论，双方为谁邀请谁僵持不下。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打破了僵局，即可以理解为双方都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中国外交部长在文莱的东盟会议上见面，也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回避了决定谁先走第一步的必要。克里斯托弗转达了美方在处理台湾高级官员访美以及邀请江泽民与总统会面等问题上的保证，还递交了一封至今尚未解密的表明美方意图的总统信函。
江泽民与克林顿于10月举行了会谈，但会面方式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自尊。它既不是国事访问，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纽约联合国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的场合。克林顿在林肯中心会见了江泽民，还先后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其他主要国家高级领导人举行了类似会晤。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之后，国家主席访问华盛顿恐怕不会受到良好的接待。
在这种模棱两可、欲拒还迎的氛围中，1995年12月2日进行的台湾“立法院”选举让局势再次升温。北京在福建沿海开始了新一轮军事演习，海陆空三军联合行动，模拟在敌对领土上实施两栖登陆。同样咄咄逼人的心理战同步展开。12月“立法院”选举前一天，解放军宣布将于1996年3月，即台湾“总统”选举前夕，再进行一次演习。[23]
随着选举临近，导弹射击演习击中台湾岛东北和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的附近海域。美国也作出反应，成为1971年缓和关系以来针对中国的最大军事集结。美国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以躲避“恶劣天气”为借口穿过台湾海峡。同时，华盛顿如履薄冰，向北京保证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还要警告台湾不得采取挑衅举动。
危急关头，华盛顿和北京认识到没有值得付诸武力的战争目标，也没有强行改变现实的条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中国“非常特别，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很强硬，难以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24]对中国而言，美国太强大，难以胁迫，而且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中国也需要这种关系。超级大国美国、充满活力的中国、全球化的世界，以及世界事务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都需要一个和平合作的中美关系。危机之后，中美关系显著改善。
正当美中关系开始走向以前的高点，又一场危机如夏日惊雷一样震撼了两国关系。科索沃战争本应成为美中关系的顶点，可是1999年5月，美国一架B-2轰炸机从密苏里起飞，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抗议风暴席卷整个中国。学生与政府同仇敌忾，认为这再次证明美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江泽民称之为“蓄意挑衅”，他无所畏惧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25]
尽管已是深夜，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一得到通知，便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陪同她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美国政府的遗憾。[26]然而，面对公众的情绪，江泽民觉得有义务表达自己的愤怒，但他之后也用那些话来平息民众（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也是这样）。
中国义愤填膺，美国则声称必须压制中国。两种观念都反映了各自严肃的信念，也说明两国关系有对抗的潜力，双方有可能被现代外交政策的本质拖入世界各地的紧张事态中去。双方政府依然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但他们不能控制两国相互撞击的方式。这是中美关系中尚未解决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