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1992年9月，比尔?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向中国的执政原则发起了挑战，批评布什政府在1989年后“纵容”北京。“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民主变革的力量，”克林顿说，“终有一天，它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4]
1993年上台以后，克林顿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之下国家的数量”，直到人类实现“相互合作、和平相处的繁荣的民主世界”。[5]
这一新政府的进攻性人权姿态并非弱化中国或获取战略优势的战略。它反映了一种世界秩序观，期望中国作为令人尊敬的成员参与进来。从克林顿政府的角度看，这是真诚地支持总统及其顾问所作的努力，也有利于中国。
然而在北京看来，美国的压力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附和，是以19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弱化中国的阴谋。中国领导人把这届新政府的声明解读为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推翻全世界的共产党政府。他们心里怀疑，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很可能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消灭一个共产党大国，然后在另一个共产党大国背后指指点点。
在确认听证会上，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更为简练地表达了转变中国的目标：美国将“通过鼓励这一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努力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6]无论有意无意，克里斯托弗所说的“和平演变”让人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曾用这个词预言共产党国家将最终崩溃。在北京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动向，而是西方试图在不付诸战争的情况下将中国转化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7]在美国，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的言论毫无争议，但两人在北京都成了被诅咒的对象。
克林顿政府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挑战多么巨大，他们扔下保护手套，宣称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就一系列广泛的议题进行“接触”，包括中国国内改革状况和融入更广阔的世界经济。与这个刚刚声称要取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美国高官进行对话，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心有不安，但克林顿政府显然不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倡议的命运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领导人不再声称代表可以输出的独特革命真理。相反，他们拥护一种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即致力于建立一个与他们的执政体系和领土完整不公然敌对的世界，换取时间来发展经济，以自己的节奏来解决国内的问题。这种外交政策姿态更接近俾斯麦而不是毛泽东：循序渐进，注重防御，筑起堤坝，抵御不利的历史潮流。即便时移势易，中国领导人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他们不失时机地宣称竭力抵制外来压力，借此掩盖他们的担心。江泽民1991年对我说：“我们从不屈服于压力。This is very important.（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个哲学原则。”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把冷战结束解读为进入美国超强时期。在1991年的一次谈话中，钱其琛告诫道，国际新秩序不能永远维持单极状态，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多极世界，即致力于反对美国的超强地位。他用人口状况来支持其观点，包括略带威胁地指出中国有巨大的人口优势：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单极世界不可能存在。有些人好像认为，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认为这不正确……伊斯兰世界有10亿多人口，中国有11亿人口，南亚的人口也超过10亿。中国人口超过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所以这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李鹏总理就人权问题给出了可能最为坦率的评估。1992年12月，我陈述了三个需要改善的政策领域，他答复说：
至于你提到的三个领域，我们可以谈一下人权。但由于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我怀疑不大可能有大的进展。人权概念包括传统、道德和哲学价值观，这在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有更多民主权利，在国内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这应以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推进。
李鹏承认民主权利应有进展，但他也坦率地指出了中方灵活性的极限：“在人权等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进行讨论，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但我们不可能与西方达成全面一致，这会动摇我们的社会基础。”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标志性对华倡议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该政府试图给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附加条件，即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最惠国”这个说法有些误导，因为大多数国家都享有这一地位，与其说是给予特殊好处，倒不如说是承认一国享有正常的贸易特权。[8]有条件最惠国待遇这个概念具有道德目的，是美国典型的实用的奖罚概念（即“胡萝卜”加“大棒”）。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解释的那样：如果产生效果，美国才会给予实惠，“否则就给予惩罚，增加压迫与侵略行为的成本”，直到中国领导人基于利益作出理性判断，放开其国内体制。[9]
温斯顿?洛德是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是20世纪70年代打开中国大门时我不可或缺的同事。1993年5月，他访问北京，向中方官员介绍这届新政府的思路。在访华之行结束之际，洛德警告说，如果中国想避免中止最惠国地位，就有必要在人权、核不扩散和其他问题上有“重大进展”。[10]中国政府认为任何附加条件都是不合理的，而美国政治人物要求附加更为严苛的条件，洛德被夹在中间一筹莫展。
洛德访华后不久，我访问了北京，发现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规划走出“有条件最惠国待遇”困局的路径。江泽民提出一个“友好建议”：
中美两个大国应从长远角度看待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也能把中国变成有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认为，在看待其他国家时，美国应考虑到他们的自尊与主权。这是一条友好的建议。
江泽民再次劝说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成潜在威胁或竞争对手，从而削弱美国牵制中国的动机：
昨天在研讨会上我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提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它暗示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超级大国。我再三说过，中国永远不是任何国家的威胁。
在克林顿的强硬言辞和国会的敌对情绪下，洛德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众议员南希?佩洛西达成妥协，同意延长最惠国待遇一年。它以较灵活的行政命令形式公布，而非约束性的法案；它只对人权附加了条件，而不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强烈要求的其他民主化领域。但对中国而言，附加条件是一个原则问题，就像苏联拒绝《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一样。北京反对附加条件本身，并不在意附加什么内容。
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一行政命令，将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延长了12个月，到期后根据中国的行为延长或取消。在此期间，克林顿强调，这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坚持中国的人权状况必须取得重大进展”。[11]他解释说，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既是一项原则，也是表明美方对1989年事件的愤怒，以及对中国执政方式的“持续关切”。[12]
伴随这一行政命令而来的是比20世纪60年代以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都更为贬损的言辞。1993年9月，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在一次讲话中表示，除非中国满足美方要求，否则它将被列入所谓“凭借军队、政治监禁、虐待”和“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宗教迫害、仇外主义、民族主义”，坚守过时执政方式的“反动的对抗性国家”。[13]
还有一些事情深化了中方的疑虑。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后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的谈判因大量问题陷入停滞。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备受攻击。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不同意申办要求，美国政府谨慎地保持沉默。[14]中国申办奥运会以微弱劣势被击败。美国怀疑中国一艘船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零件而贸然进行检查（最终未成功），更加煽动了紧张气氛。所有这些事件，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中国按照孙子兵法的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并非单一事件，而是整体趋势反映出了大的阴谋。
1994年3月，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北京，事情终于到了紧急关头。最惠国待遇延期一年即将于6月到期，克里斯托弗后来回忆道，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求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解决方案，“向中方强调根据总统的政策，他们仅剩有限的时间去修补人权记录。如果他们想保留低关税贸易特权，必须有显著的进展，而且马上”。[15]
克里斯托弗预定于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开幕的当天抵达，中方官员曾暗示此访时机不太恰当。美国国务卿就人权问题来挑战中国政府，预示着要么抢全国人大的风头，要么诱使中国官员采取攻势，证明他们不惧外来压力。克里斯托弗后来承认，这成了“他们展示对抗美国决心的完美论坛”。[16]
他们的确这么做了，结果成了中美关系缓和以来最为针锋相对的一次外交接触。陪同克里斯托弗访问的洛德称，克里斯托弗与李鹏的会谈成了“他所参加过的最令人不快的外交会晤”。[17]当年在我与北越的所有谈判中，洛德也一直在我身边。
克里斯托弗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李鹏的反应：李鹏声称，中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无关，美国自己也有许多人权问题需要管……“为了确保我了解他有多么不悦，中方突然取消了当天晚些时候我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18]
这些紧张事态好像破坏了20多年富有创意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政府内部经济部门与负责人权问题的政治部门产生了巨大分歧。面对中方的抵制以及美国在华公司的压力，这届政府只好低声下气地请求北京在最惠国待遇到期前几个星期内作出适当让步，以便有理由延长最惠国待遇。
克里斯托弗回国后不久，自我设定的最惠国待遇期限已到，政府悄悄地放弃了附加条件的政策。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这项政策不再有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基本上毫无条件地又延长了一年。他许诺通过其他方式寻求人权进展，比如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鼓励改善商业行为。
必须再说一次，克林顿一直愿意支持两党五届政府维系对华关系的政策。但是作为刚刚当选的总统，他关注中国外交政策态度中无形的东西，更关注美国的国内舆论。他附加条件是出于信念，但首先是为了保护对华政策。国会的攻击日益强烈，他们试图直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克林顿认为美方恢复了高层接触，延长了最惠国待遇，作为交换，中国人“欠”美国政府一些人权让步。但中国人认为他们“理应享有”所有其他国家都享有的无条件高层接触和贸易条件，他们不认为取消单边威胁是让步，而且对于任何干涉内政的暗示都尤其敏感。只要人权依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僵局便不可避免。当今鼓吹对抗政策的人应当认真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在第一任期余下的时间里，克林顿降低了对抗策略的论调，转而强调“建设性接触”。洛德召集美国驻亚洲国家大使，在夏威夷讨论一项全面的亚洲政策，平衡人权目标与地缘政治需要。北京承诺继续进行对话，以成功推进改革计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像其前任乔治?H?W?布什一样，克林顿同情民主变革、人权倡导者的关切，但是他也像前任后任一样，逐渐了解了中国领导人信念的力量，以及面对公开挑战时的坚韧。
中美关系很快得到了修补。酝酿已久的江泽民访问华盛顿于1997年实现，1998年克林顿对北京进行了八天的回访，两位领导人都表现得热情洋溢。内容广泛的联合声明得以发表。双方建立了磋商机制，处理了一系列技术问题，结束了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这一关系中缺少的是曾经团结北京和华盛顿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明确的共同目标。美国领导人不能持续无视人权方面国内政治和信念导致的各种压力；中国领导人继续认为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上是阻止中国获得大国地位。1995年李鹏的谈话听起来让人欣慰，平息了美国对复兴的中国寻求什么目标的恐惧：“一些人没有必要担心这种快速发展，中国需要30年才能赶上中等国家。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反过来，美国不断许诺没有改变其政策转而对华进行遏制。两种保证的含义是，双方都有能力兑现给对方的承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克制。保证就这样与威胁融合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