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与江泽民的思考
在不时发生危机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角色的不断扩大。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部分上还是一个展望：效果是明显的，但深度和持续性仍值得讨论。在中国内部，发展方向还备受争议。1989年后，中国的一些学术和政治精英鼓吹走内向路线，减少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邓小平通过南方视察挑战了这一论调。江泽民上任时，苏联模式的国有企业大多没有改革，仍占经济总量的50%以上。[27]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只是局部的和尝试性的；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仍心存疑虑，中国公司则很少到境外创业。
20世纪90年代末，看似不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整个10年中，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持久、最强大的时期之一[28]，人均收入约为1978年的3倍，城镇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更快，约为1978年的5倍。[29]
在这些变化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方兴未艾，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地区经济作用。它通过实施资本控制和财政紧缩政策，抑制住了90年代初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使其后来躲过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段最糟糕的时期。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并担当起以前不太习惯的角色：以前它经常是外国特别是西方经济处方的接受者，现在则日益独立地倡导自己的方案，成为危机中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紧急援助的国家。2001年，随着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国的这一新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国内思想体系的重新调整助推了这一转型。江泽民沿着邓小平的改革道路继续向前，开始扩展共产主义的内涵，从排他的阶级精英向更宽的社会阶层敞开大门。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推出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即众所周知的“三个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党代表大会，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这个理念阐明了为什么这个通过革命赢得支持的党，现在也需要代表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前意识形态敌人的利益。尽管中国还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江泽民把共产党向商界领袖开放，使共产党的内部管理更加民主。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日益交织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还只是美国与台湾地区贸易总额的一半；到了90年代末，美中贸易额已翻了两番，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增加了6倍。[30]美国的跨国公司视中国为其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生产基地，也是日益重要的货币市场；反过来，中国用越来越多的现金储备投资购买美国政府债券（2008年成为美国债务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与此同时，中国日益承担起新的世界角色，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与更宽广的政治经济趋势前所未有地融合起来。马嘎尔尼与中国清廷就贸易和外交承认首次进行了相互误解的谈判；两个世纪后，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不管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挑战，他们已经处于相互交往的新阶段。正如时任副总理朱镕基1997年所说：“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与世界交往、联系最密切的时期。”[31]
在以前的年代，例如马嘎尔尼时期甚至冷战时期，“中国世界”与“西方世界”只是就有限事务按照沉稳的步伐进行交往。现在无论是好是坏，现代技术和经济相互依赖已经使双方不可能再以如此缓慢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结果，双方都面临着一个有些矛盾的处境，他们有更多机会相互了解，也有新的机会冲击对方的敏感神经。全球化的世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在危急时刻，紧张状态也经常更快地恶化。
随着任期即将结束，江泽民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这种态度在冷淡、理性、自制的中国领导人中间一般难以找到。2001年，江泽民会见了美中协会的一些成员。当时他正处于12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但已经陷入怀旧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曾举足轻重，但他就要离开舞台，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旁观者。他主掌了一段动荡的时期，开始时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至少是被民主发达国家所孤立，而中国实施改革计划急需它们。
江泽民克服了这些挑战。与美国的政治合作重新确立；改革计划加速推进，创造了非凡的增长率，再过十年，中国即将变成一个全球金融和经济大国。以动荡和疑虑开始的十年，结果成了一段成就卓越的时期。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论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合作还是与之对抗，在如何参与国际秩序方面都毫无先例可循。实际上，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即使愿意面对，也缺乏应对这一局面的经验。无论愿意与否，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注定要出现，这一秩序的性质和标准是两国尚未克服的挑战。或为伙伴或为敌人，他们注定要相互交往。当前的领导人都宣示建立伙伴关系，但都还没有确定其内涵，也没有建造躲避前方暴风骤雨的避风港。
江泽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新世纪和新一代美国领导人。乔治?H?W?布什在任时，江泽民被无人预见到的事件意外推上了最高位置。而后美国产生了一位新总统——老布什的儿子。江泽民与这位新总统的关系开始于又一场不期而遇的军事冲突。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江泽民和布什都不允许这一事件破坏中美关系。两天后，江泽民离开北京，展开早就安排好的南美之行，这表明他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不希望启动危机行动。布什对中国飞行员之死表示了遗憾。
在与美中协会成员会晤之中，江泽民脑海之中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世事难料的危险。他侃侃而谈，一会儿引用中国的古典诗词，一会儿突然插入英文短语，大谈特谈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看似离题万里，其话语中却反映出一种希望和困惑：希望两国找到办法，避免双方社会变化引起的风暴，也担心两国可能错过机会。
江泽民开场白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不是夸大我们自己的重要性，但中美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世界很重要。We will do our best to do that.（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点。）这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可是如果把整个世界作为主体，领导人真的有资格应对吗？江泽民指出，他开始时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后来接受西方教育，接着又在前苏联的学校求学。现在，他正领导一个国家的转型，与所有这些文化打交道。
中国和美国正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台湾的未来。江泽民没有使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熟悉言辞。相反，他讲的是关于双方对话的内在动态性，以及不管领导人愿意与否，局势可能怎样失控——而到那时，领导人可能会迫于公众的压力而采取本不愿采取的行动。他表示：“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比如，我们常说‘和平解决’和‘一国两制’。一般来说，我自己只愿说这两句话，但有时我还得加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当然，江泽民不能回避这个中国打开大门之前曾让130多次中美会谈陷入僵局的问题，也不能回避从那时开始故意留下的模糊态度。可是，尽管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因为这意味着主权受到了限制，但到江泽民说这些话时，中国实际上已经自我克制30年了。而且，江泽民也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述这一神圣话语的。
江泽民不要求立即出现变化。相反，他指出美方的立场有些反常。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统一。实际后果是台湾变成了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在这种形势下，不管中国政府的意愿如何，民众的诉求都有可能产生对抗的动力：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当然对你们怀有最好的期望，可一旦冒出火星，12亿人民的情绪就难以控制了。
不管多么令人遗憾或者表述起来多么委婉，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一武力威胁作出回应：
如果讨论涉及使用武力，这会强化所有想用台湾问题伤害我们关系的力量。在美中军事对抗中，即使我们这些人会感到伤心，但也只能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江泽民回答时没有沿用中国不惧怕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口径。他从世界的角度指出，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他呼吁拥有全球眼光，这是最需要的，也正是各国历史上都难以实现的：
不清楚中国和美国能不能找到共同语言，解决台湾问题。我曾经说过，如果台湾不是在美国保护下，我们早就能解放它了。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达成妥协，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我们是老朋友。我不必使用外交语言。总之，我希望布什总统在任时，我们两国能从战略和全球角度处理中美关系。
我以前见过的中国领导人都有长远眼光，但大多来自以往的教训。他们也处于为遥远未来建设重大工程的进程中，但他们很少描述中期未来的样子，认为其特征只能从他们所做的众多努力中显现出来。江泽民所呼吁的东西可能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可能更为深远。在其任职结束时，江泽民认为双方有必要重新确定自己的思想框架。毛泽东尽管有战术调整，但苛求意识形态正确。江泽民好像是说双方都应该认识到，如果想真诚合作，他们需要知道必须对传统态度作一些修正。他敦促双方重新研究各自的内部信条，并愿意进行重新解释，包括社会主义：
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地方。比如，中国1978年决定进行改革开放……1992年我在十四大上讲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那些习惯了西方的人来说，你认为市场不足为奇，但在1992年，在这里说市场是有很大风险的。
由于这个原因，江泽民敦促双方让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赖的现实：
简单地说，西方最好放弃过去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不再以天真、简单的方式看待共产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中说得很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我是个工程师。我算了算，从孔子到现在有78代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现在认为，邓小平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关于你说的价值体系，东西方必须增进相互了解。也许我有一点天真了。
提及78代这个说法，是想让美国放心，不必害怕强大中国的崛起，它需要那么多代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毛泽东的继承人已经可以说共产党人不再幼稚、简单地谈论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西方世界与中国可以对话，谈论如何相互调适思想框架。
在美国方面，其面临的挑战是从一系列迥异的评估中找到一条出路。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美国的使命是向中国扩展民主，还是与中国合作实现和平的世界？或者是否可能两者兼得？
从此，双方都有义务克服内部的矛盾心理，确定中美关系的最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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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维·M·兰普顿，《同床异梦：处理1989~2000之美中关系》（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3、308页。
[2].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危机之后”，1989年7月27日，第17页。出自杰弗里·T·理查森、迈克尔·L·埃文斯编，《天安门1989：解密历史》，国家安全档案电子简报第16号，1999年6月1日，第36号文件。
[3]. 斯蒂芬·穆夫森，“中国的经济‘老板’：朱镕基担任总理”，《华盛顿邮报》（1998年3月5日A1版）。
[4]. 1992年9月14日声明，引自A·M·罗森塔尔，“在我脑海中：我们重蹈覆辙”，《纽约时报》，1993年4月9日；关于中国与西方对这一声明的不同解读，请参见兰普顿《同床异梦》第32页。
[5].“迎接一个更广阔世界的挑战：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9月27日于纽约”，《国务院快讯4》，第39号，1993年9月27日。
[6]. 苏葆立，《天安门之后：1989~2000年美中关系的政治学》（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第161页。
[7]. 邓小平曾于1989年12月发表讲话，要求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也多次警告防止“和平演变”。参见“毛泽东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薄一波回忆录的启示”，《冷战国际史项目简报6/7》（华盛顿特区：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6/1997年冬），第228页。
[8]. 考虑到这个事实，“最惠国”从那时起便改称“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虽然“最惠国”这个标签依然使用。
[9].“从遏制到扩展：安东尼·雷克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的讲话，1993年9月21日”，《国务院快讯4》，第39号，1993年9月27日。
[10]. 苏葆立，《天安门之后》，第165页。
[11]. 威廉·J·克林顿，“有关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讲话”，1993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公共文件》第1册（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4年），第770~771页。
[12]. 同上，第770~772页。
[13]. 雷克，“从遏制到扩展”。
[14]. 苏葆立，《天安门之后》，第168~171页。
[15]. 沃伦·克里斯托弗，《一生的机遇》（纽约：斯克莱布诺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
[16]. 同上。
[17]. 同上，第238页。
[18]. 同上，第238~239页。
[19].“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42页。
[20]. 约翰·W·加弗，《变脸：中国、美国与台湾的民主化》（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詹姆斯·卡曼，“李登辉：有国之人”，《康奈尔大学杂志》，1995年6月号，见http：//www.news.cornell。
[21]. 戴维·M·兰普顿，《同床异梦》，第101页。
[22]. 威廉·J·克林顿，“与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讨论后的讲话及与记者交流情况：1993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公共文件》（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4年），第2022~2025页。
[23]. 加弗，《变脸》，第92~97页；苏葆立，“美国对三次台海危机的处理”，迈克·史文、张沱生、丹尼利·F·S·科恩编，《中美危机管理：案例研究与分析》（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年），第278页。
[24].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女士》（纽约：海皮伦出版社，2003年），第546页。
[25].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纽约：皇冠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6]. 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女士》，第531页。
[27]. 克里斯托弗·马什，《史无前例的改革》（纽约：列克星敦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28]. 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42~143页。
[29]. 迈克尔·P·理卡兹，《总统与中央王国：中国、美国与行政部门领导人》（纽约：列克星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30]. 戴维·M·兰普顿，《同床异梦》，附录A，第379~380页。
[31]. 朱镕基，“在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讲话及答问”，1997年9月22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