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惑
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显示了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也表明了美国在即将形成的三角关系中潜藏的巨大作用。事情的起因是国务卿艾奇逊为回应美国国内的批评者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鼓噪，指示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垮台的白皮书。虽然美国依然承认国民党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这份白皮书说国民党“腐败、反动、效率低下”。[8]艾奇逊因此得出结论，并在递交白皮书的信中报告杜鲁门：
不幸但又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是美国政府所无法控制的。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结果。它是中国的内部势力造成的， 美国曾试图施加影响，但无能为力。[9]
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对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强调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并提出了全面的亚洲新政策。他的讲话中有3点是重中之重。第一点是华盛顿不再插手中国内战。艾奇逊宣称，国民党政治上迂腐，军事上更是无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艾奇逊的分析，共产党“并未造成这种局面”，他们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的无能为他们创造的机会。“蒋介石和他的残余部队现在成了中国沿海一个小岛上的难民。”[10]
既然接受了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及其可能产生的任何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抵抗共产党占领台湾就没有意义了。这是美国1949年12月30日通过的NSC-48/2号文件作出的判断，这份反映美国国家政策的文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并得到了总统的批准。文件的结论是，“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并不足以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杜鲁门在1月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美国政府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11]
第二点更为重要。艾奇逊从长远角度出发，挑明了到底是谁在威胁中国的独立：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手段为苏俄帝国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新的极为阴险的武器。苏联利用这些新武器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分离出去，并入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将近完成，而且我肯定苏联在内蒙古和新疆的代理人会有好消息向莫斯科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12]
艾奇逊所讲的最后一点对将来的影响更加深远。它明明白白地建议中国走铁托的路。艾奇逊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中国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一贯立场——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谁就是中国的敌人，也是我们利益的敌人。”[13]
艾奇逊提出了新的中美关系的前景，这种新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利益，不是意识形态：
（今天）旧的东西方关系已经破裂，这种关系最坏时是剥削，最好时也是家长式的。现在它已经完结，东西方在远东必须建立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的关系。[14]
从那以后的20年内，再也没有哪位美国高级官员就中国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直到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提出类似的意见。
艾奇逊的讲话是一记妙招儿，触到了斯大林的痛处。他忍不住作出反应，派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去看望仍在莫斯科进行结盟谈判的毛泽东，告诉他艾奇逊散布的“谣言”，其实是请毛泽东作一个令他们放心的表态。这样的手忙脚乱可不是斯大林一贯精明的风格。要求表态本身就意味着担心对方靠不住。如果认为一个伙伴有可能弃己而去，那么他的表态又怎么能相信呢？如果相信这个伙伴忠心可靠，又有什么必要让他表态呢？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逊的“谣言”其实正是当时中苏关系的准确写照。[15]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要求毛泽东否认艾奇逊指控苏联企图把中国的部分领土分离出去，或企图控制那些领土的话，还建议毛泽东斥其为对中国的污辱。毛泽东听了斯大林两位来使的话后未置可否，只是要了一份艾奇逊的讲话稿，并问他们认为艾奇逊此举到底是何用心。几天后，毛泽东批准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讥笑嘲讽的笔调对艾奇逊进行了攻击——不过，莫斯科以苏联外长的名义进行回应，说北京对艾奇逊的批驳是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16]虽然中国在声明中痛斥华盛顿的“谣言”，但发表方的级别并不太高，这样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毛泽东在莫斯科不肯表露自己的全部想法，因为他正努力为他依然孤立的国家织造安全网。
1956年12月，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隐晦方式表露了关于脱离莫斯科这一可能性的真实想法。他在表面上仍然拒绝这种可能，尽管语调温和了许多：
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17]
但是如果美国愿意像毛泽东说的给中国“吃饱”，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向中国示好时才得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