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中国领导层不得不开始正视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秘密报告出台后的几个月中，他们似乎一直谨慎行事，加强自身领导工作的透明度，大概是为了避免通过一次次震撼人心的政治运动来拨乱反正。共产党党章中删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词。党中央还通过决议，告诫在经济领域中不得“冒进”，并暗示“阶级斗争”的主要阶段将告一段落。[1]
然而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应主动发起鸣放，欢迎批评意见，开放中国的学术和艺术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究竟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有人说百花齐放运动可能是真心诚意地要共产党摒弃官僚作风，直接听取人民的呼声；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为的是引诱敌对分子暴露自己。不管动机如何，民众的意见很快就从调整方针政策的建议转为对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北京的学生立起了“大字报墙”；批评者控诉地方干部滥用权力，并抗议苏联式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物资匮乏；还有人说共产党领导的头10年还不如此前的国民党时代。[2]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如何，他从不容许别人长期挑战他的权威。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搬出了辩证法的另一面。百花齐放一转身变为了“反右运动”，以对付那些误解了争鸣范围的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清算，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或锒铛入狱，或接受再教育，或流放外地。最后，在扫清了所有批评者之后，毛泽东又以无人挑战的领袖身份傲然挺立，并利用他的优势地位加快了继续革命的步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一项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决定。由于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经济将15年赶超美国，毛泽东便即席宣布中国的钢铁产量也将15年赶超英国。[3]
这句话立即成为一道命令。一次次即兴讲话之后，15年的钢铁赶超目标缩到了3年。[4]同时，与之对应的一个个农业指标也毫不逊色。毛泽东想把中国的继续革命推进到一个更为活跃的阶段，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空前巨大的挑战。
一如毛泽东所发起的其他运动，“大跃进”也同样融合了经济政策、思想提升和外交政策等多个方面。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方面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交织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之中。[5]
照字面来看，“大跃进”的本意是要将毛泽东的工农业发展宏图付诸实施。“人民公社”遍及全国，财产、粮食和劳动力都被集中了起来，原先残存的私有财产和个人激励措施基本上荡然无存。农民被编入了半军事化的生产队，投身于浩大的公共工程建设，而其中许多工程都是临时计划出来的。
这些工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中苏冲突方面影响颇深。“大跃进”若成功，则能驳倒莫斯科的渐进主义，把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心真正搬到中国。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坚称中国定会赶在苏联之前全面实现共产主义，因为苏联选择的是一条更慢、更官僚、不那么激动人心的发展道路。苏联认为毛泽东的说法是骇人听闻的。
“大跃进”的生产指标高入云霄，而若有异议或达不到指标恐有严重后果，因此，地方干部便纷纷造假，向北京虚报产量。北京政府信以为真，还继续向苏联出口粮食以换取重工业产品和武器。政府制定的钢铁指标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由于一味追求钢铁产量，好端端的金属制品都被当做废铜烂铁扔进了熔炉以达到炼钢指标。可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是不容一笔勾销的——“大跃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