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失去了一个机会？
抚今追昔，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应该早10年就开始跟中国对话？中国的动乱是否本可以成为两国认真对话的契机？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向中国的开放是否应更早一些？
其实，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从根本上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发挥空间。在此阶段，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与莫斯科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个时候，中国绝无可能和头号资本主义敌人言归于好。
美国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意在让美国的对华立场有所松动。1957年10月，约翰?肯尼迪参议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阵营之内权力四分五裂，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也许过于僵硬”。他还说，美国虽应继续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也应随着形势的发展重新思考，若还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想法会一戳即破。他建议“我们不能出于无知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客观形势有变化却视而不见”。[27]
肯尼迪的观察很敏锐，但到了他当总统的时候，毛泽东又走向了其辩证法的反面——他的敌意有增无减，并主张用更暴力的手段铲除国内的反对派并推翻体制机构，而不是进行温和的改革。
在肯尼迪文章发表后，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斗争，1958年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他说这是为了“再给美国人一个教训”），并开展了“大跃进”。[28]肯尼迪担任总统后，中国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主动出击，而印度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可谓是亚洲一个不搞共产主义的榜样。毛泽东这些举动都不是肯尼迪要美国人等待的和解与变化的迹象。
肯尼迪政府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中做出了人道主义姿态，以改善中国岌岌可危的农业局势。据称这是为了“以粮食换取和平”，但美方要中方主动提出请求，承认“极需”援助。毛泽东则坚持自力更生，绝不承认需要依靠外援。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回答说，中国正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9]
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先是资深的政府官员，后来总统本人也开始考虑软化两国交锋姿态。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其谈判代表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对中方代表持友善态度，要主动在谈判会议室外进行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方参加会谈的代表伸出了橄榄枝，说“美国政府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关系”。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以官方身份采用1949年后中国的全称。
最后，约翰逊本人在1966年7月的一次亚洲政策演讲中提出了和平选项。他说：“只要中国大陆的7亿人民与世隔绝，亚洲就不可能长治久安。”他声称抵制中国在东南亚的“代理人侵略政策”，但期待出现“和平合作”的时代，希望“目前势不两立的国家能言归于好”。[30]
对于中方态度出现的某种模糊的变化，约翰逊的这些话抽象地表达了一种希望，但后来便没有下文了，也不可能有下文，因为这时正值“文革”来临之际，中国又变得虎视眈眈，充满了敌意。[31]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政策并没有鼓励美国采取任何和解措施，也可能是故意阻止美方有和解的举动。华盛顿在两次台海危机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战术才能，成功抵御了军事挑战，但在一个不断演变的政治框架中制定外交政策时，却严重缺乏想象力。
一份美国国家情报1960年的报告发表了如下评语，也许这番话还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此项原则在现阶段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政权仍将激烈反美。只要能打击美国利益而不付出太大的代价，它一定会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予以打击……它的傲慢、自信、革命激情和扭曲的世界观可能使北京对风险作出错误估计。[32]
有不少证据可说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类分析不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究竟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在“大跃进”的严重破坏之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经筋疲力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大多数驻外外交官都召回了北京，其中许多人被送去接受再教育。这样做实际上就是闭关锁国。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这时候怎么可能谈得上什么亚洲统一阵营？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的基本前提不是说全世界面临着莫斯科和北京共同操纵的阴谋吗？美国忙于应付越南问题和自己国内的动乱，对上述问题无暇顾及。
美国思路褊狭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追究是谁“失去了”中国时，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骨干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因此，一群苏联问题的杰出人才（包括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福伊?科勒）在国务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深信，与中国言和一定会引发美苏战争。
然而，即便有人问对了问题，还是没有机会检验答案是否正确。有些中国的参与决策者敦促毛泽东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情况。1962年2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周恩来递交了一封信，说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比当时四面树敌的形势更能有效地帮助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发展经济。[33]
毛泽东却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斗争要少一点。这是修正主义路线。”[34]
毛泽东坚持同时挑战一切可能的敌人，说“中国应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应给予反帝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政党及派别更多支持”。[35]
60年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连毛泽东都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隐患有增无减。连绵亘长的国界线上，苏联是一大隐患，印度是个吃了亏的对手，在越南有美军大量集结，战争不断升级；台湾和印度北部的西藏飞地有自树一帜的流亡政府；日本从来就是仇人。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把中国看成死敌。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之间互有争斗，至此为止才未形成统一的包围圈。但任何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永远冒这样的风险，希望这种自我克制能维持下去，特别是当时苏联正准备击退中国日益明显的挑战。毛泽东很快就不得不证明，他是能伸也能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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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雷德里克·泰维斯，“新政府的建立和巩固：1949~1957”。见马若德编，《中国政治：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第2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2].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诺顿出版社，1999年），第541~542页。
[3]. 吕德良，《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4]. 同上，第84页。
[5]. 详细内容以及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联系，见陈兼著，《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5页。
[6]. 内维尔·迈克斯维尔，《印度的对华战争》（纽约花园城：安可出版社，1972年），第37页。
[7]. 约翰·加弗，“1962年中国对印战争中的决策”，载于江忆恩、陆伯彬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8]. 同上，第107页。
[9]. 同上。
[10]. 同上，第108页。
[11]. 同上，第109页。
[12]. 同上，第110页。
[13]. 同上，第115页。
[14]. 同上，第120~121页。
[15].“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1962年12月15日”（北京：外文出版社，1962年），《人民日报》社论复制件。
[16]. 同上。
[17]. 《真理报》，1964年4月5日，引自海曼·雷，《中苏在印度问题上的冲突》（新德里：阿比纳夫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
[18]. 费正清、谷梅，《中国新史》，大字本第2版（剑桥：贝克纳普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19]. 马若德、迈克尔·舍纳尔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革命》（剑桥：贝克纳普出版社，2006年），第87~91页。
[20]. 马克·盖恩，“中国震荡”，《外交》，第45卷，第2期，1967年1月，第247、252页。
[21]. 《人民日报》（北京），1967年1月31日，第6版，引自夏道泰与康斯坦丝·约翰逊，“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法律的发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远东法律部，1984年），第9页。
[22]. 石文安，《人民的敌人》（纽约：诺普夫书局，1987年），第101~103页；马若德和舍纳尔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革命》，第118~120页。
[23]. 马若德和舍纳尔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革命》，第224~227页。
[24]. 同上，第222~223页。
[25]. 见第十四章“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26]. 见夏亚峰主持，“第11次外交圆桌评估会议”，第43期（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2010年10月6日），第27~33页，见http：//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43.pdf。
[27]. 约翰·肯尼迪，“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外交》，第36卷，第1期（1957年10月），第50页。
[28]. 吴冷西，“炮击金门的决策内幕”，见李小兵、陈兼、威尔逊编，“毛泽东对1958年台海危机的处理”，《CWIHP简报6、7号》，第208页。
[29].夏亚峰，《与敌人谈判：冷战时期中美对话，1949~1972》（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114页、234页；诺姆·柯查维，《长期冲突：肯尼迪年代的对华政策》（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2002年），第101~114页。
[30]. 林登·约翰逊，“在美国校友理事会上的讲话：美国的亚洲政策（1966年7月12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第325期，第2卷，第719~720页。
[31]. 夏亚峰，《与敌人谈判》，第117~131页。
[32].“共产党中国，1960年12月6日，”《国家情报评估》第13~60号，第2~3页。
[33]. 李捷，“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的改变”，见陆伯彬、姜长斌编，《重新审视冷战：中美外交，1954~1973》（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2页。
[34]. 同上，第304页。
[35]. 同上，第185、3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