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夏多布里昂的旅行
《论古今革命》是范围广泛的美洲作品的一部分。夏多布里昂1791年启程前往美洲，1792年初回国后，这位年轻的子爵曾在流亡贵族的军队中稍稍逗留，然后流亡伦敦。流亡期间，他的生活相当艰辛，而该著作正是这个时候写成的。1822年，他作为大使回到伦敦，参观了当年他曾与“愁苦的同路人”[4]一起流连过的地方。《论古今革命》于1797年第一次出版，1826年再版，那时候的夏多布里昂（总是很缺钱花）正忙于编订他的《全集》。[5]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当初那个寂寂无名的年轻流亡者曾当过驻伦敦大使，也曾出任驻柏林和罗马的使节，甚至担任过外交大臣，但最重要的是成了著名的作家。“去美洲是为了当个旅行家，回欧洲是为了当个士兵，但到头来，我的行当既不是旅行家也不是士兵：糟糕的天性夺走了我的行杖和佩剑，却把笔杆放在了我的手中。”[6]作者的前言、序，以及众多的考证注解，都在标示和测量着一种距离：这距离就是他与这部作品的距离，他将后者视为一生中“最为特别的丰碑之一”[7]。实际上，他让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就像是看一部隐迹纸本图书[8]。
《美洲游记》与《论古今革命》不同，它没有自己的第一版，因为直到《全集》问世之前，这部作品还没有拟就。“夏多布里昂出版自己的全集，是想将未刊文字公之于众。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他已经积累了很多记录和摘要，大量的作品就是从这个丰富的文献库中产出的。1826年，余下的文稿就成为关于美洲的倒数第二部作品的基础，因为最后一些关于美洲的文字是在其《回忆录》中。”[9]这倒数第二部作品最后成为一部新的《游记》，它将给读者展现一个不一样的美洲，与作者此前看到的不同的美洲。
“古代人”与“现代人”这对概念长久而深刻地构造了西方文化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历史。在这对概念的历史中出现过多次争论，每次争论都表现出同样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紧张构成了这对概念本身。[10]新世界的旅行者最初关于野蛮人的报道，为这对概念提供了新的项。从此人们不再仅仅以两个项，而是以三个项来思考，或者说，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二加一的方式来思考：现代人面对古代人/野蛮人。在这段漫长且复杂的历史中，我只选取两位作者，因为他们对夏多布里昂意义重大。
第一个显然是卢梭。因为，对于《论古今革命》中的夏多布里昂来说，卢梭是模板，甚至连其矛盾之处也是——对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也是如此，而这位作者也是夏多布里昂忠实的读者。在卢梭看来，古代人既是也不是典范。卢梭反对现代人，称颂古代派，赞同后者的思古（如他对普鲁塔克的阅读从未间断）和乌托邦情怀。因此他一度设想撰写一部拉栖第梦人的历史，并打算搜集“揭示其过去，以教导我们人可能的生活状态的珍贵资料”[11]。这就是从过去走向未来，但这里的未来是需要塑造的，更确切地说，是需要确定一个作为前行目标的地平线的。如果说《社会契约论》中的城邦有几分古代城邦的影子，那么，同样正确的是，所有社会（包括古代的），与自然状态相比都是一种残缺。于是年轻的夏多布里昂召唤野蛮人登场，我们听到了这番话：“哦！自然的人，唯有你让我以自己是人为荣！你的心灵对依附全然不知……”[12]野蛮人远离风暴和革命，就像一座小岛，海难中的不幸者可以指望在那里找到栖身之所。[13]此刻人们已经离开了卢梭。
野蛮人的召唤、走向野蛮人的召唤，但这也是在召唤旅行：“设想有位蒙田，有位布丰（Buffon），有位狄德罗，”卢梭说道，“他们旅行，他们观察，他们描绘……设想他们……然后会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撰写一部道德与政治的自然史，那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世界从他们笔下跃然纸上，我们也就理解了自己的世界。”[14]《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这一著名号令，在《论古今革命》的这句话中找到了回音：“如果有人渴望知识，并超脱财富的享乐远渡重洋，以凝望哲学家的眼睛所能享受的最壮观的画面，以思索自然的自由人、社会的自由人——二者就在同一片土地上，我想，如果有人还配得上这样的信任，读者朋友们，你们将发现我就是。”[15]对于《忧郁的热带》的作者，卢梭最初勾画的方案已经使他成为“人类科学的奠基人”[16]，他第一个提出此后成为真正的“远距离视角”理论的设想，而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过这个理论。
第二个名字是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他是《美洲游记》的直接源头之一。这位耶稣会士曾在加拿大传教，1724年，他出版了《相比于原始风俗的美洲野蛮人的风俗》。《美洲游记》中野蛮人的荷马色彩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拉菲托。但对于拉菲托，比较一开始是作为解释学工具被提出和引用的。但其最终目的又另当别论：拉菲托在指出希腊人也是野蛮人时（这是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的说法）并非想奠定比较人类学。他想阐释其起源：野蛮人就像古代人一样，当时已经成为要被询问的证人，被视为有待阐释的“痕迹”，他们可让人理解至为遥远的古代。野蛮人所证明的，不在自身，而在自身之外。要知道，这“之外”，即他们共同的起源正是可以让他们互相比照的最终原因。与现代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不同，拉菲托试图证明存在同一种原始宗教，它在摩西律法之前便已遍及各地[17]。不管怎样，拉菲托的方法超脱于护教论视角及其所依存的整个结构，它把平行类比视作可理解性的源泉，他“引入了”野蛮人与古代人之间的往复对观。
《论古今革命》首先是一部旅行记录：毫无疑问是迈向新世界的旅行，但首先是内心的旅行。“我是谁？”[18]这句诘问开启了关于古今革命历程的探讨。之所以问我是谁，是因为我曾出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已经崩塌。这个问题，是正在成长为作家的夏多布里昂将反复拷问自己，并不知疲倦、连篇累牍地回答的问题。在该书序言之前的说明中，夏多布里昂把这部作品视为自己“精神远足”中“不曾间断的日志”[19]。当他第一次只身踏入美洲森林“海洋”的中央，他描绘了“内心翻腾起奇特的革命”[20]。仿佛真正的革命就是这个革命，是他来寻找的革命，而非他想逃避的革命。新世界森林中的一夜结束之后，作品将读者从旧世界的废墟引向新世界的荒漠和森林，但这位旅行者却走了条相反的路：他先前往新世界，随后再思考旧世界及其历史。
为了在古代人的世界里找到向导，这位年轻的流亡者大大利用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即1788年让–雅克·巴特雷米（Jean-Jacques Barthélemy）神甫出版的《青年阿纳卡西斯的旅行》（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不过，年轻的阿纳卡西斯是因为无法忍受此前“误入歧途的人生”而离开斯基泰前往希腊，直到希腊自由的衰亡（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腓力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获胜）终于把他带回了斯基泰[21]，而年轻的夏多布里昂离开旧世界（那里的自由已经死亡）是为了与野蛮人相识，并在他们那里见识真正的自由。除了两位旅行者的行程对调之外，斯基泰人在《论古今革命》的谋篇中还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斯基泰范本。
第一稿的一条注释在谈到关于斯基泰人的三章时就这样说道：“我将向读者介绍野蛮时代、农牧时代、哲学与腐败的时代，并在不脱离主题的前提下向读者指明包含所有社会的目录，以及人类历史的一个简略但完整的画卷。”[22]斯基泰人体现了从文明、野蛮到腐败的三个时代，那他们来自何处？斯基泰人是随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而登上文献和哲学舞台的，从此就引发了众多的思考和评论。[23]
在夏多布里昂在论证中援引斯基泰人之前，人们可以回想起，伏尔泰在1776年曾写过一部戏剧，标题就是《斯基泰人》（Les Scythes）。“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正体现了自然状态与人为状态——如大城市中见到的那样——之间的对立”，伏尔泰在剧本序言中写道。这部作品失败后，伏尔泰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毫不隐晦地说：“《斯基泰人》是部非常平庸的作品。与其说写的是斯基泰人和波斯君主，不如说是瑞士的小州和某个法国侯爵。”如果我们查阅《百科全书》中的“斯基泰”条目——出自若古尔（Jaucourt）骑士的手笔——就会发现一个具备善良的野蛮人特征的形象。实际上，斯基泰人仅仅满足于自然需要，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因此他们享受着一种希腊人根本不了解的幸福。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托克萨里斯（Toxaris）、扎尔莫克西斯（Zalmoxis）（著名的三个斯基泰人，大概还可加上阿巴里斯[Abaris]）总的来说更像立法者而非哲学家。至于其中最著名的阿纳卡西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死在同胞的箭矢之下，临终前他说：“智慧让我在希腊获得安全，让我在斯基泰丧命。”[24]
但实际上，品行高尚的斯基泰人的形象，已经完整地出现在罗兰（Rollin）修士的笔下，他以历史学家查士丁（Justin）为依据，并以荷马的权威为基础，而且谨慎地将他们与《圣经》中的族长（Patricaches）的生平联系起来。不过，出于自身的诚实，他还是提到了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非常古老，可追溯到斯特拉波，甚至可上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埃佛罗斯（Ephore）：把斯基泰人描述为凶猛的野蛮人的传统。但他很快就回到查士丁，此人在若古尔之前就指出，斯基泰人虽然无知，但他们比希腊人更有智慧，尽管后者拥有立法者和各类哲学家。同样，阿纳卡西斯也是完全正面的英雄。于是罗兰问道：难道真的能够“拒绝向这些人表示敬意和赞佩”吗？当然不能。不过，他接着说，由于“奢靡”的影响，腐败的时代随之而来：但奢靡如何到来，因为谁而到来？“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这一致命的转变归因于罗马人和希腊人。”[25]因此一切都很清楚了。
“被希腊人称作蛮族的斯基泰人，其实很幸福。”《论古今革命》中关于斯基泰人的几章就以这句话开篇。夏多布里昂首先采用斯基泰人的经典意象，即罗兰（或若古尔）的意象，但他还将瑞士人比作斯基泰人，认为希腊人之于斯基泰人，就像法国人之于瑞士人：腐败者！不过，斯基泰的三个时代与瑞士的类比不是很严密：这其中有某种距离。“斯基泰人是古代世界的，瑞士人是现代世界的，他们都以其纯洁而闻名，从而吸引了同代人的目光。不过，他们生活态度之不同应该使他们的美德之间存在某种差别。斯基泰人是牧民，他们珍爱的是自由本身；瑞士人是农民，他们热爱自由是为了自己的财产。斯基泰人接近原始的纯洁，而瑞士人向文明的邪恶迈进了一步。”[26]因此并非简单的重复。卢梭就这样被超越了。
关于斯基泰人，夏多布里昂引入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斯基泰人的生活不再让人想起《圣经》中的族长们，而就是原始人的生活。因此，从斯基泰人转向印第安人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更准确地说，二者之间没有任何不同，因为他们同样都是自然人。“我看到了，伊利湖的槭树之下的自然的宠儿，他们感受丰富，但思考很少，除了自己的需求，他们没有别的理性，他们直抵哲学的答案，就像在玩耍、酣睡的孩子那样轻松自然。”[27]罗兰曾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但这里是从野蛮人的角度来复述的。“对于斯基泰人的历史，查士丁、希罗多德、斯特拉波、贺拉斯等人没有提到的东西，我在这里要以美洲野蛮人的心理画卷来补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用一个注释来详加说明。自然的人民，尽管有些不同，但都彼此相似；谁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就看到了所有其他的自然人民。”因此就有了这样的欢呼：“善良的斯基泰人，为何在我们的时代你们已不存在了？我本可以马上在你们中间寻找一个躲避风暴的安身之所。”[28]斯基泰被想象为已经消逝的第一个美洲，也就是第一个避难所。年轻的夏多布里昂显然并不是青年阿纳卡西斯：他只想逃离希腊，回到斯基泰。
另一个修正更为明显，它涉及阿纳卡西斯，但不是小阿纳卡西斯，而是他的祖先，夏多布里昂是唯一将其描绘成负面形象的人。此人是为印证斯特拉波提出的衰落图式而出现的，他完全不像是智者，虽然他去过希腊的学校，但也不是犬儒主义传统中笑话所谓希腊“智慧”的“蛮族”。他纯粹是个进步的人，一个腐败者，也就是哲学家。“他觉得自己的同胞都是蛮人，因为他们只按自然本性生活。”所以他想启发他们。当然，他很快就为自己的标新立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酵母“持续发酵”。斯基泰人“厌恶自己的单纯”，啜饮“文明生活的毒酒”，这就是“哲学和腐败”时代的生动阐释。[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