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记忆之场》是对记忆浪潮的回应，它预感到记忆的规模和力度（就像修昔底德从希腊内战爆发的第一天就认识到战争的重要性一样），它首先把记忆作为载体的质疑转变成对主流的、大写的法国史的书写方式的拷问。在某些关键时刻，过去（何种过去？过去的什么？）是如何再现于当下之中，使其成为有意义的过去？不要忘记，在对过去流入当下并持续在当下的重拾进行了追踪——整部书的辞藻在此组织起来——之后，诺拉的目标就是返回今天，并在这一漫长的转折中获得认知，以便更好地理解今天，并使别人也能更好地理解今天，这个目标是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确定下来的。
人们曾对纪念现象在当代的成功感到震惊，诺拉由此出发，在《记忆之场》的最后一卷中阐明他所称的“纪念动力的倒转”。人们一直以记忆、认同和遗产的三部曲的名义在纪念，但词语的意思也已发生转变。像记忆一样，一切都已成为遗产，我们将在下一章追踪这一演变历程。那么纪念呢？它首先是宗教性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在纪念发生的那一刻，即在最后的晚餐上，它从一开始就像想要在将来被人纪念，这样就将从此之后应不断回想和模仿的这个人的缺场，也就是说他的不可见的在场包含了将来。君主制的仪式诉诸另一种逻辑，它强调的是连续性：“国王已死，国王万岁。”大革命与共和国重新运用纪念，通过神圣性的转移，纪念成为民族国家的、共和的、世俗的。
于是人们有了“7月14日”，1880年、1789年、1790年在这一天遥相呼应，相互期待。[119]贝玑在《克里奥》一书中已经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攻占巴士底狱，这本身就是一个节日，它就是第一次庆祝，第一次纪念，可以说是攻占巴士底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攻占巴士底的第一次纪念和第一个周年并非联盟节。攻占巴士底就是第一个联盟节，尚未被如此称呼的联盟节。”[120]今天，这个特点已经成为通例：任何事件都包含着自我纪念。1968年5月就是这样。2001年9月11日是个更极端的例子，所有的镜头都拍下了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第二座塔楼的画面。
不过，诺拉所强调的当代纪念活动的特征在于其“遗产”性质：纪念已经碎裂或“去民族化”了，即使当纪念活动努力想得到国家的认可时也是如此，另外，国家机构也难以应付大量涌现出来的遗产。[121]根据诺拉的诊断，更为准确地说，民族自身也已变成遗产：“似乎法国已经不再是一种让我们分裂的历史，而是变成了一种让我们聚拢在一起的文化。”[122]但还要知道这里的“我们”是谁，谁、如何以及围绕着什么来决定谁是我们？在这场从政治走向文化的运动中，诺拉指出了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的出现。20世纪末的法国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文化民族”（Kultur Nation）了吗？德国曾长期通过这条道路来应对其缺少政治统一的局面，但在这一时刻，它因为无法回避民族问题而成为一个民族——也许是“违心地”，但确实就是了。在欧洲统一的大背景下，这好像是一场有趣的历史处境对调的开端。
就法国的情况来说，人们可能已从第三共和国时在拉维斯的庇护下变身为历史的（共和）记忆，转向一种历史，或如人们更经常说的，转向一种过去，这种过去今天依然存活着，它被不同的人群有选择地解读和重拾，于是成为新的意义上的记忆，有时这种现象还受到“记忆责任”的刺激。[123]因此最近20年或以“历史的民族”向“记忆的民族”的转变为特征。《记忆之场》像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完成的是一部未来之书，它可能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法国史，《记忆之场》就是这本人们刚刚读过的未来之书！它的书写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让我们的编年史“与精神的进步协调一致”，不如说是为了审视这场通过“民族”来把握的时间危机，将之记录下来，并让我们的编年史与进步的危机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