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
在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的整个19世纪，民族史和以未来为名义的书写事实上休戚相关。就法国而言，未来已经到来，但错失了，或者误入歧途、迷失方向，总之没有实现。1789年已经发生，但其应许尚未到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处于“已然”和“尚未”之间。
我们从1820年的自由主义一代开始：他们正是以民族为名高扬史学改良的大旗的。这些年轻人开启了一个活跃的、有创造力的，也是天真但有思想新意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对历史—科学，而非历史—艺术的第一次诉求和表达。对于他们，民族既理所当然，也是一件政治武器、一种认知模式和史学纲领。之所以理所当然，是因为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将民族确立为“主权的神秘容器”[96]，民族取代了国王的地位，正如人们说的，作为一种人格，“民族存在于其整体中”。由此而来的（长时段的）问题是，如何表现一种绝对突然取代另一种绝对的过程。如何理解和服务于这一新的绝对？如何体现这种绝对？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都要试图理解这一奠基性的时刻，把它置于法国历史的长时段（既向上游回溯，也向下游延伸）中并赋予其意义。实际上，现代历史观念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历史学家的任务（甚至使命）也是从这里界定的。而弗朗索瓦·孚雷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也是从这里再出发，从阅读19世纪的史学家们开始的。[97]
民族也是一件武器。要反对1814年宪章，反对其对法国历史再次的集权式表述——如果不是完全的君主主义的表述的话——关键是要证明，“作为整体的民族”是历史的原动力，尤其重要的是，第三等级的漫长征程从12世纪就开始了。因此，另一种延续性正在成形，它比单一的王朝序列更有历史厚重感，尤其重要的是，比后者更有前途。对于奥古斯坦·梯叶里来说，1789年照亮了“中世纪的革命”，而1830年正在向这位观察者提供一种“终极”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他认为“12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的天定终点”已经尽收眼底。[98]1830年7月实现了1789年7月。这就是历史理解的方向：从当下出发——这个当下在昨天还是未来——一直走向十分遥远的过去，1830年几乎就等于历史的终点。政治方案（立宪君主制）和方法论的进展正可以在这一时间点上交会，从此携手并进。
公民的、臣民的，一句话，人民的历史，此刻“仍掩藏在纪年的尘埃”中，为了书写这种新历史，就应该着手查阅原始文献，而且很快就该前往档案馆了。政论家变身为历史学家。虽然梯叶里再次发现了圣徒传记续编会（bollandistes）和圣摩尔的本笃会的博学遗产（心中是带着不同的问题的），但他也在思考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历史小说——这就是围绕“地方色彩”的辩论。[99]人们随后可能嘲笑这位历史学家的天真，他认为可以简单地把政治和科学结合在一起，觉得它们可以携手前进。但无论如何，民族问题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推动力（impetus），1830年七月王朝后，这场运动制度化了，直到碰到1848年的震惊局面。因此那时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甚至还不在实现的过程中。历史该怎么书写呢？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而观点却已混乱模糊？
米什莱也是从1830年“七月的闪光”出发的，这道划破黑夜的亮光是启示整体性理解的恩典，历史就像置身于神秘的意象中，一下子就完全显示了自己，它凝结了，并获得了意义。[100]1789年的断裂既能被完全认识，也能完整地融入整体，因而“传统的线索”可以被再次续接上。这种与作为“灵魂”和“人”的民族的相逢产生了好几个重要结果。首先，历史学家的计划说明书发生了转变：此后他的任务就是阐明不直接可见的事物，他关注的与其说是大人物的秘密，不如说是无名者的低语，甚或是历史中的沉寂之处。但是，要想发现和深入它们，他不能再满足于仅仅抖落纪年著作上的灰尘，而是应该坚定地“潜入”档案库中。在米什莱强有力的语言中，历史学家就是档案馆里的丈量员，亡灵的造访者，他应该懂得如何倾听“众多被窒息的灵魂的低语”——对于所有这些亡灵，当下是有所亏欠的。这些致死者的哀歌也涉及认识论问题，它们拒绝割裂过去与当下，而这一割裂正是现代历史学的肇始。作为国家档案馆历史部的主任，作为熟谙维吉尔（Virgile）的读者，米什莱也是一位先知（vates），这种姿态和笔调也正是他对历史进行理论思考的方式。
其次，作为人的民族是有生命的：它既已经存在，又永远在生成之中，它是失败和承诺，是过去和未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用维柯（Vico）的话来说，它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对自我的塑造”。因此民族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命定”（fatal）：没有“土地”“种族”或是其他的什么决定论。民族就是自由：历史是开放的。米什莱反对那些要么“太少物质性”要么“太少精神性”的历史，他倡导的历史关注“交错”（enchevêtrements）（各种关切、层次或因素之间的交错）。[101]将民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并利用这种理念，会产生无可否认的解释力，因为这就是在永远敦促人们重新推进和细化相关的分析，一句话，使这一分析更复杂：将法国变成一个做实验的地方，一个课题。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仍在尝试这样的事业，他自称以米什莱为榜样（同时又与之划清界限），但这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其间经历了三场战争：“我以和儒勒·米什莱一样急切和复杂的热忱深爱着法兰西……但这种热忱将几乎不会在本书中有所流露。我小心翼翼地与之保持距离。”[102]
在这之前，1870年前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可惜未能充分展开。[103]7月的清晨已经远去，而1789年的应许更为遥远；历史没有停下脚步，1830年之后是1848年，共和国之后是政变和帝国，先是“专制”帝国，最后以“自由”帝国告终。色当溃败和巴黎公社很快就到来了。大革命的难题始终伴随着菲斯泰尔的学术生涯。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双重的简化策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革命，但那些革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革命：实际上，在那些革命中，不可见的部分压倒了可见的部分，当一场革命“爆发”时，革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事件时间在这里并不起什么作用。
《古代城邦》（出版于1864年）是一部政治制度史，但这是古代人的制度，就是说，它是关于最终导致城邦形成的历次革命的研究。因为，若要理解城邦，就应该从考察其源头出发，从源头上说，人类最初的制度实际上都有一个宗教基础：根据最初的信仰，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点，这个信仰就是最初的社会联系的根基（对死者的崇拜实际上须以家庭为前提，而祖先的坟墓就是私有财产的最初形态）。他依然在反对卢梭和契约的人为论。
从这个前提可以推出三个结论：历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段”，因为只有长时段中才有历史。其次，历史学家的优先课题就是菲斯泰尔所称的“制度”（这里用其词源上的意思，即所有创立社会生活的事物）：制度的形成是“缓慢的、渐进的、规则性的”，远不能说它们是“偶然事件或突然之间出现的力量的产物”。因此制度绝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甚至全体人民的意愿都不足以创建制度”，暴力对制度的奠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104]说到底，人的历史几乎完全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没有完成，后来他也放弃了）本应成为菲斯泰尔的《法兰西的特性》。以制度的角度来看，这种菲斯泰尔式的长时段就像是制度化的进程，它不是一直通往布罗代尔吗？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些重要的位移，因为历史学家从此转而钻研另外的历史深处了。布罗代尔写道：“长时段的历史因而是这样一种参照：通过它，不是所有的命运都有个裁决，但都能找到位置并得到解释……这就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理解法国，以使其历史更为充实。这就是在接近它可能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既约束（我不是说取消）人的自由，又限定人的责任吗？”[105]
正如菲利普·阿里耶斯已经指出的，从根本上说，菲斯泰尔的方法是通过展现整体的融贯性（制度就是其结果和表现），来突出各个时代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古代人民与现代社会之间、古代法国与现代法国之间“根本性的”差异。虽然菲斯泰尔还没有站在历史性的现代体制及其未来主义一边，但他的所有工作都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历史导师”的旧制度已经靠不住了，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他正是要努力追寻分别支撑这些体制的各种逻辑。历史中的确存在断裂，但构成断裂之标记的并不是那些表层的事变。至于当下，他在1870年后宣布，历史学家若要真正遂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应从“忘记当下”开始。1875年《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第一卷出版时，除了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对人性的认知”之外，菲斯泰尔就不再给自己的工作制定任何其他明确的目标了。他唯一要求的进步就是研究中的进步。他自己也处于两种不可能之间：过去的不可能和未来的不可能。
没有一点爱国主义的军号声，也没有一点为死者敲响的钟声：从根本上说，菲斯泰尔关心的只是科学和认知。他与稍后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大声宣扬的那些东西相距遥远。但他与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也有距离。一年之后的1876年，莫诺在《历史评论》的第一期上说，该杂志考虑的显然不是作为民族史的历史学，而是一本采用“严格的科学观点”，以期为“推动历史研究发展”做出贡献的集刊。这里的关键是分析而不是综合。我们已经提到，综合是未来的事，现在为时尚早。但这并不妨碍历史学家扮演明确的社会角色，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承担某种责任。他应该成为沟通法国的过去和当下的教长（pontife，从其本来意义上说，就是充当桥梁 [pont]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理解和阐释这个国家从昨天到今天的“所有发展阶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因此，历史对于赋予国家“必需的统一和道德力量”具有“民族意义”。[106]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莫诺与菲斯泰尔（公开宣布）的退隐之间的距离：历史学家的位置不同，他对历史研究的“进步”的理解也不同。莫诺那里也有梯叶里纲领中的一些东西（当然不那么自负和天真），但尤其是也有德国的《日耳曼文献集成》的那句题铭：对祖国神圣的爱赋予生命和勇气（san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这句话把学术和爱国情感联系了起来，即使有人想摆脱这句话，它也不能被忽视。作为历史学家的莫诺是位共和派：他既努力不放弃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沉溺于这三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
几年后，当诺拉选择的对谈者欧内斯特·拉维斯登场时，我们已处于两场战争之间，这就是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和一场应该做好准备的战争。吕西安·费弗尔后来不无反讽地提到，拉维斯曾拒绝接受“1870年战败者的历史”，“他微微颤抖的谨慎”和“他的兴趣几乎完全在于外交史”。[107]当然，自共和国最终稳定下来之后，法国史就成为“已然实现了的民族”的历史：1889年已经取代1830年，成为思索、展现和教授民族史的视点。这里最后用一次“已然”和“尚未”的划分：“已然”（由大革命孕育而来）和“尚未”（共和国最终的确立）终于在1889年相聚了，实现了。虽然仍有很多尚待完成的任务，但人们毕竟走出了期待带来的苦恼。因而民族的历史必将胜利，拉维斯自命为这种历史的传令官，他（及《拉维斯法国史》）成了这种历史的标志和象征。
虽然拉维斯的综合在政治和教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在思想上是贫乏的。它的胜利也是天鹅之绝唱。一旦民族化为具体形象呈现出来，那就要“将关于它的信息记录在案”。[108]从根本上说，应该取消分割法国的过去的历史边界（即以大革命为分界线），以便所有的过去都能为保卫地理上的边界服务，直到能将边界重新推进（推过孚日山脉的蓝色界线）。于是，这个方案几乎就是一种动员令了。当战争爆发时，最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的确应征入伍了，其他大部分历史学家用夏尔·佩蒂·迪泰伊（Charles Petit-Dutaillis）的话来说，则是认为自己“被动员起来在后方服役”。
接着，在1914年的风暴之后，时间的秩序中出现了断裂：一个缺口。各民族在战争中浴血厮杀一番过后，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或者表现为民族向社会的退缩，或者表现为对民族的过度投入，这是两种存在深刻差异的策略，但它们都是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历史根本不能预测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证人保罗·瓦莱里说“对历史绝望了”，因此他谴责说，这种危险的产物导致“各民族心怀怨恨，傲慢自大，难以忍受且自负虚荣”。[109]不久之后，吕西安·费弗尔嘲笑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民族的历史、唯历史的历史（histoire historisante）。
但是，当费弗尔于1919年登上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讲席时，他在开讲课中提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历史”是“受奴役的历史。作为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大学的教授，我们绝不是急匆匆来宣扬民族国家福音书的传教士”。[110]正是这一拒斥立场使得他最终可以肯定地回答他最初的那个核心问题：“我是否有权利”——也就是说，是否还有权利——“在废墟的世界里”研究历史？重操此业、“再续脉络”的正当性正是来源于这一拒斥态度，尤其重要的是，也正是它即将为探索历史—科学开辟一个工作空间，去寻找另外的节奏、另外的深度、另外的对象——还有另外的时间性。几年后（即1929年后），这一点反映在了《经济社会史年鉴》中。民族的退却甚至隐去，并不意味着它被遗忘或被完全抛弃，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布洛赫和费弗尔自己也曾有过编写法国史的计划，但最终没有完成。[111]
与他们相反的是，同样被1914年战争打上深刻烙印并对其后果深感忧虑的雅克·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却完全投身民族史。跟学院派历史学不同的是，他于1924年出版的《法国史》在销售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该书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念，这就是其前言中提到的：“从前的人与今天的人一样，他们的行为动机与我们相似”，因此它首先是激活“历史导师”模式的一次尝试。重复和相似理所当然地就是其解释力量所在。1916年，班维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将在对我们过去的无知无识中死去，都将抱着时间在前进的愚蠢的民主偏见中死去。”因此历史中是颇有些教训也应该成为“政治家的记忆”的。总之，这是要将时间驱逐出历史，以此来消除人们担心的未来。在反对愚蠢的民主偏见时，班维尔的《法国史》要证明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虚妄：不，时间不“前进”。
菲利普·阿里耶斯年轻时是班维尔热心的读者和崇拜者，阿里耶斯本人关于死亡的研究已经很好地向我们指明了这一点，不过，在他所称的“1940年的撕裂”，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口”之后，他还是没有转向民族史，相反他小心翼翼地与之保持距离。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8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史及生活态度史》（1948），并因《面对死亡的人》（1977）而成名，最后与杜比一起主编规模宏大的《私人生活史》 （1985）。还在1958年的时候，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和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出版了一部《法国文明史》，但不是法国史，该书的前言以这段话结尾：“如果这本小书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由10个世纪的历史确定下来的今日法国的原初特征，理解这个‘人’（personne）……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12]这种说法暗中想让人们想到两点（但它如此隐晦，几乎只是说给少数人听的）：一是想到米什莱（他所说的“人”），另外也想到马克·布洛赫（他写过《法国乡村史的原初特征》）。
于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族已不再是研究的动力源泉了，无论是对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它都不是好的选择。它不是研究的时间尺度。它已经造成太多的损害，其认知能力看来已经耗尽了。相反，历史—科学的新模式已成为动力源，历史唯物主义、计量的、序列史已进入这种新史学的视野，它以打孔卡，随后还以计算机为工具。但是到1980年前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这种常常是未来的巨大消费者、靠进步（包括社会和科学的进步）观念严密武装起来的科学史学模式，其产出已经进入下行段了，甚至开始空转了。这时，一个停滞的时代开始了。在这样一个时刻，向后看就很合理了：为了理解曾经走过的路，为了尝试理解今日之处境，为什么？因为从前瞻转向回顾是一种拉开距离的方式：个人开始关心家庭的系谱，企业开始关心它们的档案（及其用来招揽顾客的特价商品——企业文化）。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不再理所当然。
像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学也不能逃脱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只是本书一开头勾勒的总体局面中的一个要素），但历史学绝非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费弗尔宣告的、马鲁（Marrou）和阿隆（Aron）倡导的历史学针对的是实证主义的史学，它将历史学家再次引入史学，这就为这场运动做了准备。把贝玑的话反过来说，历史学家似乎准备返回“历史行列之中”（dans le rang historique）：“他们（历史学家）不想有人写历史学家的历史。他们很希望穷尽历史细节。但他们自己不愿被计入这无尽的历史细节之中。他们不愿进入历史的行列。他们就像是不想生病和死亡的医生。”[113]这就是外在性或超然立场的终结。
众多条件都有利于开辟新的史学史的空间，我们已经看到，诺拉将之作为反思的一个起点，最后编出《记忆之场》。这种历史书写的反思立场不仅仅是某一种历史学所要求的，显然也不单是历史学所要求的。[114]当下新局面的显著标志，就是此前作为典范的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时间性已经受到质疑，如果这种反思立场不是部分地对此种新局面的回应，那它又是在寻求什么呢？从未来投射而来的光芒黯淡了，未来的不可预见性在增长，当下成了占优势地位的范畴，而晚近的过去——人们所惊诧的“过不去”的过去，或担心“过去了”的过去——要求被不断地、强制性地探访或再探访。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历史已完全不再能以未来（或未来的多种显现形式）的视角或以未来的名义来书写：首先是当代史变得如此，但逐渐地不只是当代史了。
然而，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随着大量民族史的出版，才能看到民族主题的复苏（不仅在法国）和再次投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当下主义时刻与民族史生产之间的这种巧合难道不存在某种有悖常理之处吗？19世纪曾把民族与进步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然而，当进步已陷入困境时，人们又怎能重提民族国家呢？民族还剩下什么？一个不再向前看，而是回溯和怀旧，将其作为庇护所的民族，是一种能再次从“历史导师”的立场观察的历史形式吗？有时的确如此。或者说，这是意在回应（或多或少是公开的、自觉的）关于身份的拷问，从而思考记忆浪潮兴起的一种方式吗？但历史学家们能否再次成为民族的小学教师（拉维斯式的）或者新共和国的小学教师（克劳德·尼科莱 [Claude Nicolet] 式的），哪怕是借助电视？又或者，他们只应该是回忆录作者，与别人没什么不同，就是知道得更多些而已？
费尔南·布罗代尔晚年在刚刚让人惊喜地出版了自己的《法兰西的特性》的第一部分之后，就被敦请担当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权威。虽然“他的”法兰西明显不再被看作一个人，而是被构造为一个历史研究对象。他根本不是在过去中寻找或在未来兑现什么本质，因为“特性”是在长时段中的：它只能在那里，或者它就是长时段的。“我试图探测和追踪的，是法国过去之中深层的潮汐和洋流，以便判断它们像河流入海般注入当前时代的方式。”[115]于是，在布罗代尔史学家生涯的终点上，与其1949年以来卓越地、成功地提出的分析看起来最相抵牾的是，这种短促、肤浅的历史，即民族的历史，从整体和长时段上来说，也有理由能够赋予民族国家史最富表现力也最真实的面目。虽然该书直到1986年才出版，但最初的直觉可追溯到1940年的战俘经历：“我们是战败者，踏上了突然开始的囚徒生涯的不公正之路，我们的法国失败了，就像是被风从沙堆吹出的沙尘。真正的法国，仍保存着的法国，深层的法国，仍在我们身后，它过去曾存在过，并且生存了下来……从那个已经很久的时代开始，我就不断思考深层的法国，它好像埋藏在自己之中，会根据其历史特有的倾向性而发展，这历史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延续下去。正是从这种遐思中诞生了这个含混的标题，但我逐渐地习惯了它。”[116]总之，是个战败者的历史，要将近40年后才能用别样的方式重新赋予其民族国家的意蕴。
至于安德烈·比尔基埃（André Burguière）和雅克·雷维尔主编的《法国史》，则明确地要用“一种主题性和逻辑式的结构”来取代“对民族国家从起源讲到今日的经典叙述”。它绝不是再次“讲述”法国，而是突破习以为常的叙述，为此它每次都是从当下设问，“以图在源头和变迁中找回民族整体的原初特征”。[117]该书从方法上说绝不是目的论或回溯性的目的论的，而是倒推法。在这里，当下同样是出发点、观察的视点和考察民族主题的终点。
在更宽泛的层面上，史学史的方法，以其对勾勒前提假设、探讨所需的工具和范畴的明显关怀，而为民族主题的新阐发方式做出了贡献。[118]《记忆之场》已经将这一视角运用到了极致，我们曾强调指出，随着该著作的出版，它甚至收入了对自己独特方法所做的历史书写研究，“场所”（lieu）概念也由此扩展了。由于这种将民族视为难题的理解方式，人们最终与所有从未来视角来书写的民族的历史—记忆断绝了联系。与方法论史学（它从未对此发表过意见，但始终在思考）正相反，当下已然——明确地——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范畴。但有这个范畴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