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的时刻
如果说《记忆之场》是我们进入历史与记忆之辩的入口，以及阐明民族历史与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之关系的探照灯，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显示器。它当然属于一个它致力于塑造其形态的时刻，但与此同时，它采用的方法却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当下多了一份了解。前文已经指出，对史学史的关注贯穿该书始终，这是一个第二层次的证据，它表明当下有进行自我历史化（présent à s’historiciser lui-même）的趋势。
对于拉维斯来说，他的《法国史》就像大革命缔造的民族统一那样，应该是确定无疑和不可撼动的，它自命为已经实现的民族的最终历史，是当下对未来的诉说，是某种垂之永久的成果。当然，共和国还有待完善，但不会再有根本性的改变了。这是他直到1921年还在坚持的信念，那时他正在抱病撰写这部一直延伸到1919年的《法国史》的结论。《记忆之场》意图成为一部关于当下、面向当下的历史，它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当下“已经成为我们理解自己的范畴”。
如果说存在一个《记忆之场》的时刻，那么，《记忆之场》也就是这一时刻的“场所”，或者为了这一时刻而出现的场所。它是为今天而生的法国史（Histoire de la France），也是一部关于我们当下的历史，而且对此完全是有意识的。因此历史学家不能再充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摆渡人，充当莫诺式的教长或米什莱式的先知，这类人曾在过去之中读到已然降临或应促使其降临的未来，并且要宣告这一点。历史学家现在更不能像菲斯泰尔那样，坚定地声称“遗忘”当下——毋宁说否认当下。他可以是摆渡者，但仅仅是当下圈子的内部往来，“在盲目的要求和明智的应答之间，在公众的压力与工作室中孤独的耐心之间，在其所感和所知之间”往来。[124]他是谦逊的，但最终成了当下的历史学家，从其权利和实践上说都完全如此。至于历史，无论是关乎当下还是别的时段，它都应该承认自己是一种当下“之中”的历史。
不过，当代的当下与随之而来的当下主义，看起来还难以站稳脚跟。因此，对记忆的要求就可以解释为我们与时间关系的危机的一个表现，以及一种寻求回应这种危机的方式。虽然大家都同意，人们援引和宣称的记忆，主要不是传承的，而是对被忽视、被遗忘，有时还被歪曲的过去的一种重构，这种回忆应该能让人在公开透明中“找回自我”（réapproprier）。然而，《记忆之场》展现出的认识论，既提出甚至是要求当下的中心地位（当下是起点，也是终点），但与此同时又回避或逃脱当下。采取何种方式呢？就是以史学史撰述为出发点，从过去进入当下，关注对过去的有选择的复活——而这正是记忆运作的特点所在——这样一来，它就把记忆转换成一种史学中的设问和撰写的模式，在这里，记忆的形式上的作用大于内容。
然而，经典历史学家的工作开始于过去与现在的明确分割之时。历史只能是关于过去的科学、纯粹的科学，而历史学家只能是在档案馆的寂静中解读文献的一只眼睛。但《记忆之场》的逻辑相反，它引导人们思考历史学家本身，思考他的工作和职业，这也是个记忆之场。我们再次发现米什莱是个启迪灵感的人物，而诺拉则构想和出版了《论自我史》。[125]像不断为了自己而造访自己的记忆之场的夏多布里昂一样，历史学家本人也是一个“记忆之场”。[126]正是从这个立场和这个认知出发，产生了邀请历史学家在第二层次上撰写自己历史的自我史的方法。不过这里涉及的只是那些著名的历史学家。
《记忆之场》一书也是一个症候，因为“记忆之场”一说大获成功：它很快就进入习语和事实中，甚至也进入了法律之中。奥林匹亚音乐厅和富凯咖啡馆也被列为记忆之场了！“场所”概念已经前来支援到处泛滥的、过时的历史纪念物了。“场所”似乎可以给这些纪念物提供一个使用起来简单明快的范畴，而这是第三共和国的立法者们显然不能也不愿去设想的。[127]但是，“场所”因此就被历史现象掌握，这种现象导致对场所的阐发，并反过来想要在场所之上投射某种可理解性。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场所应该用来勾勒和更好地理解纪念活动的爆发，而它自身也能成为一种可用的要素，用以声援遗产和纪念，从而给当下主义再添一副甲胄！显而易见，诺拉的诊断是深刻的洞见，但也可能导致将其事业归结为单纯的现下的考量，并被它曾有助于描绘和理解的现象本身所吞没。
对于正在发挥作用的记忆概念来说，《记忆之场》也是今日症候的一个表现。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种研究如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行，无意识（口误、记忆的缺漏、遗忘、错位、否认，等等）很可能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实际上，《记忆之场》中的记忆并非没有意识的记忆——除非是在比喻意义上而非本质上——实际上这里的记忆是有意识的：我说的是“场所”（lieu）这一修辞学的概念。研究者不想赶走场所中的未曾被思索的因素，毋宁说他要重组可以思考的因素。由此是否可能产生某种言说“非场所”的困难，或者说，言说历史或民族记忆中的“不便”场所的困难？
1989年以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曾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最激进的先锋意识形态终结了。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终结，甚至也不是弗朗西斯·福山意义上的终结，但肯定是时间秩序中的一次顿挫（首先在欧洲，随后逐渐波及更广大的地区）。1989年之后，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时间的新关系仍在寻找中，就像两个世纪前旧的时间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性体制风化一样。未来仍然存在，但我们却很想说，它比过去更不可预测了。
至于过去，未来的专制统治的终结也导致过去变得晦暗不明，使之部分而言也变成了一种无法预见的过去。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偶然性，如雷蒙·阿隆在对西米昂的因果关系论的批判中强调的那种偶然性。[128]等待重新开启的过去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单义的，人们即将认识的这种过去是一个多种过去交错的场域，这些过去曾一度是可能的未来：有些已经开始成为未来，但另一些已经没有可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保罗·利科就是其中的一员——都强调过这一点：非常正确。[129]不可否认，《记忆之场》通过阐述某些“场所”如何凝结、重组、变形和被遗忘，从而对法国的历史—记忆做了一次批判性的盘点。它关注的是过去在当下的整体情形，也指出了过去与当下之间相互流转的一种可能模式，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样做仍是有意识地从当下出发的。
1989年也将民族引向或带回前台，民族来势汹汹，至少构成了一个难题。这是始料不及的，甚至前些年曾在西欧重提民族话题的人们也没有预料到。当时尚未统一的德国主动将自己界定为“后民族”国家，我们已经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出版了好几种德国史，当时关于德意志身份的研讨会和各种纪念活动也层出不穷，当时柏林墙两边的人们都深信，两德的分裂将会长期延续。在法国，《记忆之场》既承认民族在当下的存在，也承认其深刻的改变。它已经不是弥赛亚式的民族，而是一个民族—遗产，民族甚或是一种共享的文化，是个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的载体，意识依然存在，但已经归于平静；在法国，人们还要培育对民族的记忆，就像培育园地一样，历史已经提前退休了。《记忆之场》就是致力于揭示、描绘和表达这一转变。这就是《记忆之场》的时刻。
当真如此吗？从一种民族模式向另一种的转变真的如此清晰和不可逆转吗？1989年以来在欧洲部分地区以及西方所发生的事情使得这一问题至少尚未有定论。[130]在东德被重新改造之后，德意志今后如何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欧盟在2004年即将面临又一次扩大，它也许变成了一艘越来越难驾驭的笨重的航船？我们会迈向一个基于搜集者清单之上的欧洲—遗产吗？这更是一个当下主义而非未来主义的欧洲，但“进步”仍将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131]
如何“制造欧洲”，至少是制造它的历史？这是1989年的一部文集的标题，它的发起者是五家不同语言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出版社，主编者是雅克·勒高夫。[132]当然，这是个带有意志论色彩的项目，有人甚至认为带有目的论色彩，他们指责说，这个项目是把19世纪民族史的产品重新表述为欧洲史。[133]勒高夫则谈到了这部文集的“积极角色”：撰写历史也是创造历史的一种方式。于是就可以认为这就是在激活历史性的现代体制，再次以未来照亮过去吗？不是，这显然不是主编者的观点，对他而言，“今天自昨天而来，明天来自过去”。确切地说：“过去不应该束缚当下，而应该促使当下既忠实于过去又有所不同，在进步中保持新意。”[134]这就既拒绝了现代体制的未来主义又拒绝了旧历史性体制的厚古原则，以便有可能保持一个既有所不同，有新意但又忠实的当下。勒高夫不是拉维斯！不过，就像对当初的莫诺一样，还是应该围绕欧洲（而非民族）历史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扭合在一起。对这样的历史来说，长时段的取径最具有启发性。勒高夫是《中世纪西方文明》的作者，他捍卫漫长的中世纪观念，将中世纪从公元3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历次工业革命，他有这样的意识是水到渠成的事：欧洲的由来源远流长。如果说存在某种欧洲“特性”，那也正是在这里、从这里将最有可能理解这种特性。
至于民族，人们时而将它放在身后，置于一个神秘或遥远的过去之中，时而放在前方，又或者，同时放在前方和身后，不管怎样，人们又再次以它的名义或在它的幌子下死去。[135]种族类型的民族主义曾造成野蛮的大规模屠杀。虽然向民族的回潮或召唤——其激烈程度不太一样——在形式和强度上有所不同，但都能部分地与某种时间危机联系起来。它们不能简化或归结为时间危机，但它们是这种危机的一种构成要素，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回应危机的方式，这种方式此前已经（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历史性的现代体制及其未来主义或民族—未来主义的旗帜，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明确的依据和驱动力，因而这种回应就更显得不合时宜了。
[1] 见前文第三章，第115–116页。
[2] Lorenz von Stein，转引自Reinhart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0, p.180。
[3] Les Lieux de mémoire, sous la dir. de Pierre Nora, III, Les France, 1, Paris, Gallimard,1993, p.11–32.
[4] 1789. La commémoration（合著，Paris, Gallimard, 1999），是在《争鸣》（Le Débat）上发表的有关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论文的合集。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commémoration, Paris, CNRSÉditions, 2000.
[5] 见下文，第155–158页。
[6] 见上文，第87–90页。
[7] Les Lieux de mémoire, op. cit., III, 1.
[8]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Paris, Arthaud-Flammarion, 1986, 3 vol.
[9] Ibid., t. III, p.431. 见上文，导言第34–35页。
[10] 在众多历史学家中，我们可以引述深深介入自己时代的观察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很少有人会否认，随着苏联集团和苏联的崩溃，世界历史的一个时代终结了——不管我们怎样解读1989—1991年的事件。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了。”（On History, Londres, Abacus Book, 1998, p.311.）
[11] Carol Gluck,“11 septembre. Guerre et télévision au XXIe siècle”, Annales HSS, 1,2003, p.135–162. 作者提出，通过媒体的“人种志”，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做出一种历史—见证。这种历史—见证关注对战争的即时叙述，但不止步于对事件的建构性的即刻自我纪念。
[12] Plutarque, Vies parallèles, Fr. Hartog作序，Paris, Gallimard, 2002, p.35–36。“倒退着走进自己的未来”（Entrer dans son avenir à reculons）是瓦莱里的话。
[13] R.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op. cit., p.43.
[14] Hannah Arendt, La Crise de la culture, Paris, Gallimard, 1972, p.19.
[15]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44, 5,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51, t. II, p.922.
[16] 见上文，新版序言第12–17页。
[17] 关于“历史导师”存在的长期性，参阅R.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op. cit., p.37–62。
[18] Fr. Hartog为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撰写的序言（Plutarque, Vies parallèles,op. cit., p.26–27）。
[19] Id.,“Du parallèle à la comparaison”, in Plutarque：Grecs et Romains en question,P. Payen主编的文集：Entretiens de St. Bertrand de Comminges, 1998, p.162–166。Levent Yilmaz, Le Temps moderne. Variations sur les Anciens et les contemporains,Paris, Gallimard, 2004.
[20] 见下文，第176–185页。
[21] 即卢浮宫馆藏的古希腊胜利女神像，因发现地而得名。—— 译者注
[22] Giovanni Lista, Le Futurisme, Paris, Terrail, 2001, p.29, 30 et 38.
[23] Jean Fourastié, 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évolution invisible de 1946 à 1975, Paris,Fayard, 1979. 书中可以看到双重的记录：对进步的证据，但尤其是对进步从此终结的记录。
[24] É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66, p.135.
[25] Horace, Épîtres, 1, 4, 13.
[26] Marc Aurèle, Pensées, 12, 3, 3–4.
[27] Goethe, Second Faust, v.9381.Voir Pierre Hadot,“‘ Le present seul est notre bonheur’,la valeur de l’instant present chez Goethe et dans la philosophie antique”, Diogène,133, 1986, p.71.
[28] Franz Rosenzweig, 1917年2月5日的信件，转引自Stéphane Mosès, L’Ange de l’histoire. Rosenzweig, Benjamin, Scholem, Paris, Éd. du Seuil, 1992, p.89。
[29] Pascal, Pensées, 172（Brunschvicg）.
[30] Éric Michaud,“Présent des avant-garde”（étude à paraître）.
[31] André Gide, L’Immoralist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1, p.60.
[32] 吕西安·费弗尔曾好几次回应瓦莱里，认为他所说的是没有生气的历史，并谴责他对活生生的历史一无所知（1941），参阅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2, p.24, 102 et 423。
[33] “Aux lecteur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 1929：“当历史学家运用久经验证的古老方法处理过去的文献时，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研究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有时还带着一丝狂热：有这两类工作者之分，本来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理解，不过他们通常并排而行却彼此不认识。”
[34] Jean-Paul Sartre, La Nausée, Paris, Gallimard, 1938, p.124–125 et 127.
[35] Id.，《现代》杂志的介绍词，1945年。《词语》中又再次重复：“我真诚地声称只为自己的时代写作。”
[36] Id., Les Mots, Paris, Gallimard, 1964, p.210.
[37] H. Arendt, La Crise de la culture, op. cit., p.17.
[38]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Plon, 1955, p.374.
[39] 见上文，导言第35–36和第49–50页。
[40] Pierre Clastres, 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Paris, Éd. de Minuit, 1974；Jacques Lizot, Le Cercle des feux. Faits et dits des Indiens Yanomami, Paris, Éd. du Seuil, 1976.
[41] Luc Boltanski et Éve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1999.
[42] Sylviane Agacinski, Le Passeur de temps, Paris, Éd. du Seuil, 2000, p.178–182.
[43] Pierre Bourdieu, 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Paris, Éd. du Seuil, 1997, p.263.
[44] Guy Debord在对“景观时代”进行分析时，称之为“可消费的伪循环时代”，他还指出，在景观时代，“过去支配着当下”（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Paris, Buchet/Chastel, 1967, p.130）。
[45]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Londres, 1957, p.69.
[46] Philippe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Paris, Éd. du Seuil, 1977, p.554.
[47] Helga Nowotny, Le Temps à soi. Genèse et structuration d’un sentiment du temps,traduit par S. Bollack et A. Masclet, Paris, Éd.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1992.
[48] P. Bourdieu, 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 op. cit., p.268.
[49] Emmanuel Kant, Le Combat des facultés, 转引自R.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op. cit.,p.50。关于事件的历史化——甚至在事件产生之前——我们可以想到其他领域中的例子，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香蕉》（Bananas, 1971），片中有直播总统被刺杀的镜头。
[50] Olivier Dumoulin, Le Rôle social de l’historien. De la chaire au prétoire, Paris, Albin Michel, 2003, p.27–63.
[51] 见下文，第242–245页。
[52] Jean Favier et Daniel Neirinck,“Les archives”, in L’Histoire et le Métier d’historien en France, 1945-1995, sous la dir. de Fr. Bédarida, Paris, Éd.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5, p.89–110. Fr. Hartog,“Archives. La loi, la mémoire, l’histoire”,Le Débat, 112, 2000, p.45–48. 关于对文献的整体性介绍，参阅Sophie Coeuré et Vincent Duclert, Les Archiv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1。
[53] 按查阅规章，档案资料可以当即查看，但1979年法律的适用条令规定，某些档案的保管期限为30年或60年（60年涉及的是包含私生活信息或牵涉国家安全和国防的文件）。1995年，Braibant报告建议将保密期限分别缩短为25年和50年。
[54] 这里的民族解放阵线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组织。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该组织在法国的成员于1961年10月17日在巴黎组织抗议活动，遭到警察镇压。——译者注
[55] 不过当时没有人料想到，他会于2002年9月因健康原因而从桑泰监狱获释。他能获释仅仅是因为2002年出台了新的法律，但当时舆论一片哗然，这清楚地表明，他到死都将是他所犯罪行的同时代之人。而我们也将是这罪行的同时代之人。
[56] 保安队是“二战”期间与德国占领当局合作的通敌组织。——译者注
[57] 见下文，第266–267页。Henry Rousso, La Hantise du passé, 与Philippe Petit的对谈，Paris, Textuel, 1998, p.12–47。
[58] André Fermigier, La Bataille de Paris: des Halles à la Pyramide. Chroniques d’urbanisme, Paris, Gallimard, 1991. Fermigier随后在《新观察家》（Nouvel Obse rvateur）、《世界报》（Le Monde）发表了续篇，这使我们可以追踪中央市场的拆除和遗产主题的逐步产生。
[59] A. Fermigier, ibid., p.149.
[60] “L’utopie Beaubourg dix ans après”, Esprit, 123, 1987. Geneviève Gallot, “Le Centre Pompidou, une utopie épuisée”, Le Débat, 98, 1998, p.102.
[61] 波布尔（Beaubourg）即巴黎第四区蓬皮杜中心所在的街区，大平台应指该建筑的各透明的楼层。——译者注
[62] 勒内·马格里特（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译者注
[63] 见下文，第204–206页。
[64] Mona Ozouf, in 1789, La Commémoration, op. cit., p.322.
[65] Étienne François, “Nation retrouvée, Nation à contrecœur. L’Allemagne des commémorations”, Le Débat, 78, 1994, p.62–70.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sous la dir. de E. François et H. Schulze, Munich, Beck, 2001-2002.
[66]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t. I, p.ix et xi.
[67] Thucydide, 1, 20–21.
[68] Maurice Halbwachs,“Mémoire collective”, in La Nouvelle Histoire, sous la dir. de J.Le Goff, R. Chartier et J. Revel, Paris, Retz, 1978, p.400–401.
[69]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1925）, Paris, Albin Michel,1994, p.296. Marie-Claire Lavabre,“Maurice Halbwachs et la sociologie de la mémoire”, Raison présente, 128, 1998, p.47–56.
[70]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Gérard Namer评注版，Paris,Albin Michel, 1997, p.135。
[71] Ibid., p.189.
[72] Ibid., p.166.
[73] J. Thiénot, Rapports sur les études historique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8, p.356.
[74] Pierre Nora,“Le retour de l’événement”, in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t.I, p.225 et 227.
[75] Id.,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xvii–xli.
[76] Jean-Noël Jeanneney, L’Histoire va-t-elle plus vite? Variations sur un vertige, Paris,Gallimard, 2001.在作者看来，加速是个“部分的事实，因而是个有用的概念，但条件是将其表现相对化，并懂得其新颖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为我们文明之中的流动性增强，而是在于塑造我们演进的所有节奏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协调”（p.137）。我们将在下文中再次看到这一不协调的问题。
[77] 见上文第三章，第107页。R.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op. cit., p.51–52.
[78] Lothar Baier, Pas le temps, Arles, Actes Sud, 2002.
[79] Pierre Nora,“Pour une histoire au second degré”, Le Débat, 122, 2002, p.27.
[80] 这句铭文是：San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大意是“对祖国神圣的爱赋予生命和勇气”。——译者注
[81] Id.,“Ernest Lavisse：son rô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entiment national”, Revue historique, juillet-septembre 1962; repris dans Lieux de mémoire, op. cit., I, p.247–289.
[82] Ernest Renan, Prière sur l’Acropole,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Calman-Lévy, 1948,p.759.
[83] P. Nora,“Pour une histoire au second degré”, op. cit., p.30.
[84] Frances Yates, L’Art de la mémoire, traduit par D. Arasse, Paris, Gallimard, 1975.
[85] Marcel Proust, Le Temps retrouvé, in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54, t. III, p.1029.
[86] Henri Bergson,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1888）, Paris,PUF, 1961, 尤其是分析绵延观念的第二章。贝玑曾听过柏格森的课，他将“柏格森革命”置于其思考的中心。关于贝玑，柏格森说他知道其“基本的思想”。
[87] Charles Péguy, Clio. Dialogue de l’histoire et de l’âme païenne, in Œuvre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 de Pléide”, 1992, t. III, p.1176–1178. 这篇手稿写于1912—1913年之间。François Bédarida, “Histoire et mémoire chez Péguy”,Vingtième siècle, 73, 2002, p.101–110.
[88] Ch. Péguy,“A nos amis, à nos abonnés”, in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88, t. II, p.1309.
[89] Id., Clio, op. cit., p.1205.
[90] 该著有好几种翻译。可参阅Michael Löwy, Walter Benjamin: Avertissement d’incen die. Une lecture des thèses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 Paris, PUF, 2001。关于本雅明和贝玑，见Hella Tiedemann-Bartells, “La mémoire est toujours de la guerre,Benjamin et Péguy”, in W. Benjamin et Paris, sous la dir. de H. Wismann, Paris, Éd.du Cerf, 1986, p.133–145。
[91] Walter Benjamin, Paris capitale du xixe siècle. Le livre des passages, traduit par Jean Lacoste, Paris, Éd. du Cerf, 1989, p.478.
[92] Hannah Arendt,“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转引自Étienne Tassin, Le Trésor perdu. Hannah Arendt, l’intelligence de l’action politique, Paris, Payot Rivages, 1999,p.36–37。
[93]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à la paix de 1919, Paris, Hachette, 1922, p.511, 515 et 551.
[94] P.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op. cit., p.XXIII.
[95]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rmand Colin,1993, p.95. 关于过去/当下关联的重要性，见Olivier Dumoulin, Marc Bloch, Paris,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0, p.264–276。
[96] Marcel Gauchet,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I, La Nation, 1, Paris, Gallimard, 1986,p.285.
[97] 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98] Augustin Thierry,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M. Lévy, 1868, t. IV, p.145.
[99] Carine Fluckiger,“Le Moyen Âge domestiqué. Les historiens narrativistes et la couleur locale”, Équinoxes, 16, 1996, p.27–37.
[100] Fr. Hartog,“L’oeil de l’historien et la voix de l’histoire”, Communications, 43, 1986,p.55–69.
[101] Jules Michelet,“Préfac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Flammarion, 1974, t. IV, p.13 sq.
[102] F.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op. cit., t. I, p.9.
[103] Fr. Hartog, Le XIXe Siècle et l’Histoire. 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 nouvelle éd., Paris,Éd. du Seuil, 2001.
[104] Fustel de Coulanges,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Paris,Hachette, 1875, introduction, p.2.
[105] F.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op. cit., t. II, p.431.
[106] Gabriel Monod, Revue historique, 1, 1876, éditorial.
[107] L. Febvre, Combats pour l’histoire, op. cit., avant-propos, p.v.
[108] P. Nora, Lieux de mémoire, op. cit., II, 1, p.327.
[109] Paul Valéry, 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 in Œuvres,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 de la Pléiade”, 1960, t. II, p.921 et 935.
[110] Lucien Febvre,“L’histoire dans le monde en ruine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février 1920, p.4.
[111] 马克·布洛赫逝世前曾打算通过比较来勾勒法国的“独特性”（“并不存在法国史，但存在欧洲史”）。吕西安·费弗尔1945—1946年及1947年在法兰西公学的课程中，试图阐述一种民族意识的诞生，这篇文献名为《荣誉与祖国》（Honneur et Patrie），Thérèse Charmasson和Brigitte Mazon整理和评注，Paris, Perrin, 1996。
[112] Georges Duby et Robert Mandrou,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Armand Colin, 1958. 但在1987年，杜比参与并发表了Hachette出版社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项目，这套著作以政治史为中心，他是第一卷的作者：Le Moyen Age de Hugues Capet à Jeanne d’Arc, 987-1460。
[113] Charles Péguy, L’Argent suite, in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op. cit., t. III, p.883.Henri-Irénée Marrou, “De la logique de l’Histoire à une éthique de l’historie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54, 1949, p.248–272.
[114] François Dosse, L’Empire du sens. L’humanisation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
[115] F.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op. cit., t. I, p.16.
[116] F.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op. cit., t. I, p.18.
[117] Histoire de la France, sous la dir. d’André Burguière et Jacques Revel, Paris, Éd. du Seuil, 1989, Préface, p.18 et 19.“原初特征”（caractères originaux）显然是暗引马克·布洛赫的说法。
[118] 可参阅：Passés recomposés. Champs et chantiers de l’histoire, sous la dir. de J. Boutieret D. Julia, Paris, Éditions Autrement, 1995。
[119] Christian Amalvi,“Le 14-Juillet”,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op. cit., I, p.423–434.
[120] Ch. Péguy, Clio. Dialogue de l’histoire et de l’âme paϊenne, in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92, t. III, p.1083–1084.
[121] Jean-Michel Leniaud, L’Utopie française. Essai sur le patrimoine, Paris, Éd. Mengès,1992, p.115–150; 见下文第五章。
[122] P.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op. cit., III, 1, p.29.
[123] Emmanuel Kattan, Penser le devoir de mémoire, Paris, PUF, 2002.
[124] P.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op. cit., III, 1.
[125] Essais d’ego-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87.
[126] Henry Rousso,“L’historien, lieu de mémoire, hommage à Robert Paxton”, in Vichy, l’événement, la mémoir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2001, p.453–480, 作者在文中指出帕克斯顿（Paxton）是如何成为“某种记忆之场”的。
[127] 见下文，第五章，第241–244页。
[128]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ssais sur les limites de l’objectivité historique, nouvelle éd., Paris, Gallimard, 1986, p.277：“我们这里的偶然性，既是指可能设想发生别样的事件，也是指不可能从此前的整体情状中推演出事件。”
[129] Paul Ricœur, Temps et Récit III, Paris, Éd. du Seuil, 1985, p.313. Bernard Lepetit, “Le présent de l’histoire”, in 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Paris,Albin Michel, 1995, p.295–298.
[130] L’Europe entre cultures et nations, sous la dir. de Daniel Fabre, Paris, Éd.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6，书中探讨了欧洲的三大术语：遗产、身份、民族。
[131] 关于遗产与当下的关系，见下文第五章，第253–256页。
[132] 它们是慕尼黑的Beck出版社，牛津的Basil Blackwell出版社，巴塞罗那的Critica出版社，罗马和巴里的Laterza出版社，及巴黎的Seuil出版社。这些著作在各个国家同时出版，至今已有19种问世。
[133]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参阅下述期刊上的辩论：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Nicolas Roussellier, 38, 1993, p.106–108；Jean-Pierre Rioux, “Pour une histoire de l’Europe sans adjectif ”, 50, 1996, p.101–110；Jean-Clément Martin, “Pour une histoire ‘principielle’ de l’Europe”, 53, 1997, p.124–128；以及“Apprendre l’histoire de l’Europe”, 该著作是一次研讨会的成果，按J.-P. Rioux的说法，它应“提出科学的预防原则，应围困住唯意志论”，71, 2001。
[134] J. Le Goff, préface. 这篇文献见于这套书的所有分册。
[135] 见中世纪专家Patrick J. Geary富有启发性的反思：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