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断层
当下的媒体经济不断生产和消费着事件，广播之后又有电视。但这里有一个独特之处：当下甚至在其形成的时刻就渴望将自己视为历史的，视为已经过去的。可以说它转向自己，以便在当它完全消失时，在别人注视它之前抢先一步，就好像它曾想“预见”过去，甚至在完全作为当下降临之前就成为过去；但这种注视是它自己的，是面向当下的。这种将未来转变成提前的未来的倾向甚至走到了可笑的境地。1994年5月10日，记者们采访了当时仍是总统的密特朗（Mitterrand）。别样的时代，但风气并无二致！这正是在其任期结束之前的一年。整个采访好像就是让一年之后的密特朗发表谈话，仿佛他已经离任，甚至已经去世和下葬了（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因为他被请求谈一下自己选择的墓志铭！要想确信是消息的第一个报道者，真的没有比提前宣布还没发生的事情更好的方法了。这是对康德提出的富有挑衅性的古老问题的媒体化和传媒性的回答：“历史是如何先验地可能的？回答：当发出预言的人实现或自己组织预先宣告的事件时。”[49]当然，这里指的只是传媒的“先验”历史，不过我们也能看出一种以预言效应为名的政治形态。实际上，在密特朗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从其就职时访问先贤祠，到最后的双重葬礼，还有中间的布斯凯（Bousquet）事件，都身陷时间危机中。不管他是想逃避还是想利用这一危机，都不能造成多大的转变。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左翼仍抱有未来主义信念，但几乎立刻就碰上了记忆和遗产浪潮，以及当下主义的束缚。
相应地，我们的当下不只是急着去预估，如果不是预言的话。当下全是一刻不停地忙着提供咨询的专家。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被召请担任记忆的“专家”（expert），从而处于证据的循环中。[50]这个当下自信能在民意测验中找到秘诀：它总在利用和滥用这种对未来的投射，但同时并不离开当下。今天给出的回答是一种即刻的意象，它被挪到六个月或三周之后，并不知不觉地渐渐成为六个月或三周后的实际意象。今天你们对某件事投票，其实是对这件事将来的意象进行投票，所以你们之前也已经投过票了。时间的延绵只有通过追踪民意调查曲线的序列才能被再度引入，但这已经是评论者的工作了，这就是专家的功用。不过，民调会愚弄人，未来会超出事前的预估！于是人们又想置身于“先验的”历史形式中——或者说否认时间，二者是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密特朗提出了一个口号：“给时间一点时间！”这句口号获得了一种反向（a contrario）的成功，原因就在这里。他自己也在从长时间中寻找法兰西的特性，而当时他已经身患癌症，只能活一天是一天：生活在病痛的当下中，不过是秘密地。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左右，当下之中出现了另一个断层。它开始表现得很关注保存（如纪念碑、物品、生活方式、景观、动物物种），并十分关心环境保护。生活在故土（vivre au pays）和生态中，这两个仅仅具有抗议性的主题成了大有前途的动员主题。在城市政策中，保护和恢复不知不觉地取代了现代化的律令，而此前这个律令显著刺目的突出地位不曾受到质疑。好像人们有意要保存、要实际上重建已经消逝或正在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似的。[51]不安的当下同样在追寻根源和身份，关心记忆和谱系。
除了回归乡土，新的公众开始频繁造访档案馆，后者必须接待他们。各省议会资助省档案馆应对这种局面，很多中等城市也提供档案服务，因为这时超过一半的读者已成为研究谱系学的普通人。这个时期也适逢档案的激增。1945年以来，档案数量增长了5倍，如果将它们展开，其直线距离超过3000公里。[52]伴随这一运动的是1979年的《档案法》 （大革命以来的首部）给档案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档案是所有自然人或法人、所有公共或私人机构或组织在其活动中产生或接受的文件，不论其日期，不论其形式和物质载体。”一切都被竭力档案化，档案“构成民族的记忆，是民族历史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关键的术语已经出现了：记忆、遗产、历史、民族。它们表明，遗产的年代（années-patrimoine）真的到来了。不过，档案管理员们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可能相当在理——他们已成为这个年代的弃儿，而博物馆和图书馆则从公共当局接收了越来越多的拨款。这是档案危机的一个方面。
既然档案被称作民族的记忆、历史和遗产，它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下的影响。这里就出现了危机中最显而易见、最受争议的另一个要素：保密期（太长）和特许（限制太严）。[53]就好像档案问题已归结为单纯的当代档案（关于“二战”期间与德国合作者以及稍后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档案）。人们出具报告，承诺制定新的法律——不过该法律最终并没有问世——人们为当时还无处可寻的“档案城”而活动，但人们有权得到两份总理通报。1997年10月3日的通报（就在帕蓬［Papon］案开庭几天之前，法国教会发表忏悔声明后不久）放松了查阅1940—1945年之间相关档案的规定。通报称，“永久保存我国在1940—1945年之间发生的事件的记忆是共和国的一项义务”，并敦促进一步放宽特许限制，使其不与“要求特许的个人身份或个人动机”挂钩。总之，它反映了行政当局的记忆责任。第二份通报于1999年5月5日发布，通报称：“为了公开透明，为尊重受难者及其家庭，政府决定向对1961年10月17日民族解放阵线（FLN）组织的示威的历史研究提供方便。”[54]
有关这次示威中的遇难者问题，前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帕蓬曾起诉让–吕克·埃诺迪（Jean-Luc Einaudi）诽谤，当他输掉官司后，立刻又因为这第二份通报成为新闻人物。从帕蓬案前前后后整体来看，它很好地阐释了对时间的态度变化。直到1998年，这位原吉伦特省秘书长才因反人类罪在波尔多被判刑，此时已是罪行发生37年之后，而这场诉讼则持续了95天。[55]在他之前，原里昂保安队（milice）[56]头目保罗·杜维耶（Paul Touvier）案于1994年宣判。此人曾于1972年被蓬皮杜（Pompidou）总统特赦，后者当时想给那个法国人“并不互爱”的时代“盖上面纱”；但22年后，他因反人类罪而被判刑。案子涉及的还是同一个杜维耶。但时间在这里发生了逆向流动。时间没有产生遗忘，它重新激活了记忆，重构并确立了回忆。由于反人类罪确立了此前闻所未闻的时间性，时间没有“过去”：罪犯始终与其罪行处在同一时间。[57]
巴黎的市政规划提供了另一个面向，它如此显而易见，以至让人视而不见，我们从中能理解时间秩序或质疑时间秩序的效应。我们可回想这些奢华戏剧或市政规划—政治芭蕾剧的几个时刻。开始时仍处于未来主义影响下，与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一致。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乔治·蓬皮杜，他致力于现代化，担任总统期间曾试图“让巴黎适应汽车”，加速巴黎市发展，并通过建设一座巨大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再造首都的国际声望。在前后20年的时间里，对中央市场区（Les Halles）的整治成了这场变迁的鲜明范例。1959年，政府决定将中央市场迁往朗日（Rungis）。在随后的六年中，巴黎市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建筑计划，于是塔楼四处拔地而起：“塔楼、塔楼，还是塔楼。”[58]现代主义和收益就是唯一的口号。
尽管有1968年5月前后的抗议浪潮，巴尔达尔（Baltard）旧楼群还是于1971年被夷平：不只是被拆除和搬迁，而是彻底被砸烂了。于是留下了“中央市场大窟窿”，这个一度著名的大窟窿，直到1980年才最终被补上，其间并非没有横生枝节，当时的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这里大展自己城市设计师的才能。毫无疑问，就差几年，中央市场本会被视为19世纪的一份特别“遗产”而得以拯救。这次拆除甚至标志着形势的逆转：到此时，现代（和现代化的）体制不再理所当然。因为不久之后，本来打算拆除的奥赛车站反而保存了下来，新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文化部长米歇尔·居伊（Michel Guy）开始关注当代遗产，即19到20世纪的遗产。
至于博物馆，我们应该记得，最终被命名为乔治·蓬皮杜中心的，最初应是一个“试验”博物馆。何种意义上的试验博物馆？准确地说，就是“一座目标不在于保存艺术品，而在于展示当代创作中自由表达的所有面向的博物馆”。[59]这座玻璃建筑的空间是多用途的，其结构颇具流动性，从而将严格的功能主义建筑艺术与游戏性和瞬时性结合在了一起。与其说它要展示现代艺术，不如说是呈现当代艺术，或者进一步说，是为了展示正在形成的艺术。它的规划说明书就这样将未来主义（内在于整个博物馆计划之中）与强烈的当下主义元素组合了起来。人们想展示艺术的当下性，并将正在进行的当代创作展现在人们眼前，而同时拒绝博物馆化。然而，在一系列的重新布展和翻修之后，实验性的部分被压缩了，保存的功能压倒了实验室的功能。博物馆占用的空间加大，而创作展示的空间缩小了。[60]仿佛是当下承认自己在进行自我怀疑，它从一种游戏性的、孤芳自赏的当下主义姿态转向了另一种远不那么自信的姿态。
不过，博物馆和遗产的全面胜利，是随弗朗索瓦·密特朗时代一起到来的。1993年底，他为大卢浮宫博物馆及其玻璃金字塔（以及小金字塔和喷水头）主持落成典礼，穿过这座带有后现代意味的建筑，人们可以下去凝视40个世纪的历史！随着财政部的搬迁，大卢浮宫失去了其最后一个国家机构的功能，终于变成一个庞大的博物馆空间：法国最大的博物馆（这都做不到的话历代君主们可不答应）和首屈一指的世界遗产（以及地下的商业长廊）。
因此，这个看似笼罩一切的、“膨胀的”、自负的、昭彰的当下，也呈现出某种不安。它想成为自己观察自己的独有视角，但却发现做不到：甚至波布尔[61]那些大平台的整体透明性也是如此。它看来无法弥合自己不断挖掘的经验领域与期待视阈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已拉大到断裂的边缘。当下被包裹在自己的泡泡中，它发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在下陷。马格里特（Magritte）[62]该知道如何描绘这一情景！三个关键词已经总结并确认了这种坍方：“记忆”，但实际上是有意的记忆、受激发的记忆（如口述史中的记忆）、重构的记忆（借助于历史，以便能够讲述“记忆”的历史）；“遗产”，1980年被规定为遗产年——这一词汇和主题的成功（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弘扬）与“民族遗产”概念本身的危机并肩而行；“纪念”（commémoration），从一种纪念转向另一种纪念可以作为最近20年编年史的一个标题。这三个术语全都指向另一个术语，后者堪称它们的孕育者，这就是“认同”（identité）。[63]
重大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新日历，它们决定了公共生活的节奏和应有的事宜。公共生活在顺应它们、利用它们，尝试着把“纪念日”（jour）的记忆、教育功能和政治内涵协调起来。1981年5月10日，刚刚当选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先贤祠的访问正是从这个角度着想的。这实际上是让人看到一场下到共和国杰出亡灵中间的就职典礼，总统手里拿着玫瑰（撰写共和国历史的米什莱则有一根金枝），以便复活这些被遗弃的场所，他在将自己安置在谱系中并再次启动大革命开创的时间，也给自己平添了一种合法性。这个象征性的事件仍包含有未来主义的维度，但其中的另一种维度却已经是遗产化的了：这一幕将二者结合了起来。而此后，就有困难了。
随后的岁月是连绵不断的纪念，纪念的节奏本身也将加速。然而，法国围绕记忆的所有重构，就发生在一个公开宣布的重大纪念活动展开之时，这就是大革命的纪念，它促使人们开始对纪念这一行为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奇特的行为，它在在场与缺席之间摇摆”。[64]在众多有争议性的纪念活动当中，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卡佩王朝千年庆典，这次活动最后被一场庄严的弥撒认证，而共和国总统亲自到场了：总是要关注法国的长时间！纪念活动这最初的烟火过后，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的旋风接踵而至。
纪念远非是仅法国才有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几乎四处开花。比如，德国的纪念活动同样热情，甚至因为当时两个德国之间的竞争而更加热情。1983年，德国举办了路德诞辰500周年纪念，1985年是柏林建城750周年纪念，1991年是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的遗骨转运到波茨坦，1993年是“新岗哨”（Neue Wache）最终在柏林落成的典礼，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总理希望它能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中央纪念碑。我们还可以指出，在这些年中，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好几套德国史，稍后《德国的记忆之场》也开工了。[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