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双重的亏欠：当下的当下主义
与时间的关系可以阐明，但无法规定。如何对这当下的状态发表意见呢：那得立在高跷之上，或攀上哪位巨人的肩膀！得能够将当下的即刻历史化这种趋势推得更快更远（前文提到，这种趋势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把当下主义推向极端！
夏多布里昂尚能调和的那些立场，对我们来说很早就不再适用了。最后一次提及它们，实为我们告别这位作家的方式，他是在时间之流的两岸之间、在历史性的新旧体制之间的游水者。在1830年7月的革命发生之时，他曾描绘过这一事件的进展，并指出，“某种当代性色彩”已呈现在画卷之上，这种当代性“在其展开的那一刻是真实的”，但“那一刻过去之后就不真实了”。为了“公正地判断应该留存下去的真理，应将自己置于后代人观察既成事实的角度”。他一刻也不怀疑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将《回忆录》的这一章命名为“未来怎么看七月革命”，或在另一份手稿中将之命名为“未来的七月革命”。[1]虽说我们比他更操心即刻的历史化，但我们显然对像他那样将自己置于后代人的位置观察既成事实的可能性没那么自信：“未来的1989年”“未来的9·11”又是什么样？
十年之后，当夏多布里昂准备封笔，走入坟墓时，他说道：“当前的世界，没有神圣权威的世界，看来处于两种不可能之间：过去的不可能（因为旧社会已经塌陷）和未来的不可能。”[2]但他几乎立刻就懂得如何摆脱这种悖谬，这种停顿的时间，或用我们的话来说，摆脱这种缺口的处境。起初，他再次求助于罗马的典范，虽然当时他已为“历史导师”发出了死亡证明。他再次强调，虽然过度的自由会导致专制主义，但过度的暴政却始终只是暴政：“提比略没有让罗马回到共和制，他留在身后的只有卡利古拉（Caligula）。”[3]随后，对于未来，他祈求于基督教的希望。因这一希望“比时间更长久”，唯有它能将末世信仰与进步信念结合起来，使未来得以实现。于是就有了最后这句话：“虽然我将看不到太阳的升起，但我看到了日出时晨曦的反光。”[4]这种诊断基于对双重的不可能的认知之上，如果不考虑其提出（或经历过）的解救办法，它仍能启迪——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自己的当代吗？这样的表述还能用来考察当代吗？夏多布里昂的游水者形象，或者说缺口中的形象，是否还适用于我们的当代？
“告诉我你如何处理当下，我就能告诉你，你的哲学是哪种。”这句话借自贝玑。[5]总之，我们能在自己的当下中指出哪些突出的特征呢？我们如何处理当下呢？或者说，它是何种时间秩序的标志？还有我们在本书开头后不久就提出的问题：应该认为另一种历史性体制已经确立了吗？今天，这种体制的地方性、区域性乃至学科性的表达清晰可辨，但也许还没有一个全面统一的表述？如果寻找一个这样的表述并非徒劳，那么，不同体制的扩散或增多是否构成我们当下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努力也并非时机未到，因为我们已经懂得，一种历史性体制的生成和表达需要时间，我们也已知道，永远不存在某种纯粹状态的历史性体制。
不过，关于这本书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当下的画卷，我们最后还要指出其中几个补充性的特点。本书采取了在各种当下与过去之间来回往复的方法，始终关注当下范畴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它的每一章都致力于阐明对当下的处理：昨天的、前天的、今天的。不用怀疑，每一章本都可以构成独立的研究。这也就是承认，每一次游历都太匆忙了。一开始是波利尼西亚的游历，一会儿是毛利人和欧洲人遭遇时的错位，一会儿是人类学和历史学关于历史类型问题的辩论；接下来在尤利西斯世界中游历，碰到了过去的问题，它将我们从费埃克斯的海岸带到奥古斯丁（基督教时间秩序）的海岸；随后是大革命和时间危机的激流，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夏多布里昂，我们随着他从“历史导师”的旧制度的一边走向了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一边。
然后，在未来危机和对这个现代体制的质疑的推动下，我们在近来记忆和历史所发掘的大陆上游历，我们借助的是《记忆之场》这台强劲的探照灯，它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的场景，并将民族史中古老的和平常的对象都拢在自己的光束中；最后是在欧洲文化的长时段，即遗产的长时段中的游历，我们在概述中见识了其重要时刻——同时也是时间危机的时刻；我们可以从上一章得出如下结论：遗产是一个关于时间危机或为了时间危机的概念，在这时间危机中，当下以及当下的维度在其中始终扮演驱动者的角色。
这五章相当于五次勘察，其所需要的知识之多、所涉及的时段之长让勘察的难度非常大，我们的勘察仅仅是匆匆一瞥，但已经有丰富的内容，尽管每次时间危机还都有待描绘更为准确的画面。因此，与酝酿了本书的这种整体进程相比，这些关于昨天与今天、此处与彼处的勘察，只能具有中途站（escales）的地位与价值。在这里，读者会遇见时间秩序的几个变体，并被邀请衡量当下在其中被赋予的地位。
关于今天的根本状况，我在本书中始终主张以当下主义来谈论之。首先，它与此前盛行，但业已从欧洲地平线上消失的未来主义相对，而一种迷失方向的时间展开了，不仅是各种不确定在上升，连作为科学家的思想范畴和研究对象也是如此。随后，为了更好地将今日的当下与过去的当下进行比照，至少与过去最著名的几个当下进行比照，我们选取了那些在欧洲文化中留下最多痕迹的片段：荷马的当下、哲学家的古代、人文主义者的复兴、末世论或弥赛亚信仰，以及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产生的现代的当下。
“人们陡然背转过身去，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面貌，”贝玑这样写道。[6]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是一切都改变了，当下被打上了未来危机之体验的标记，进步被质疑，未来被感知为一种威胁。未来没有消失，完全没有，但它显得晦暗且咄咄逼人。投在广岛的那颗炸弹起先被认为是“一场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它开启了核威胁的时代。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见证了欧洲最终失去其“时空中的核心地位”。[7]遗产概念本身的旅程，从罗马的废墟——当然来自过去，但着眼于在当下修复罗马——到承认环境和人类基因也是遗产，让我们理解了这一转折。诉诸遗产概念不再只是反映了一种意识的获得和对断裂的回应，也成为一种指明和应对潜在危险的方式，它运用了一种遗产逻辑，这种逻辑日益关心传承，并赋予“非物质”遗产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时间经验的这种新要素出发，人们提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命题，它们突出的是责任和谨慎：“责任原则”是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提出和捍卫的原则，“谨防原则”是更晚近些提出的。[8]虽然这两个原则有不同之处——它们的源头不同，范围不同，用法也不同——但还是可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哲学根基”。[9]为何在结论中提及它们？是因为它们可以补充我们对贝玑所提问题的回答吗？这两个原则让我们背离了当下主义（当下主义意味着仅局限于当下，意味着以当下的视角观察当下）。考察，并且有可能的话担当带有各种不确定性的未来，是这两条原则全部的存在理由：责任原则针对最遥远的未来，这未来首先被理解为一种不确定性，而这正是谨慎原则的适用之处。除非牵涉更多的是信仰，而不是不确定性。实际上，我们对未来的灾难了解得很充分，但我们不愿相信。这正是哲学家让–皮埃尔·迪比伊（Jean-Pierre Dupuy）最近提出的一个论述线索，他试图构建一种他名之为理性灾难说的学说（catastrophisme rationnel）。[10]
《责任原则》（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一书出版于1979年，但约纳斯说，它的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它实际上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普罗米修斯最终摆脱了束缚”。在成为自然的主人后，人现在把自己视作技术对象了。如果说本书首先针对的是（又是）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及其未来主义，那么它的批评也（已经）适用于“预见到其极端可能性的”技术。[11]这部书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很可能在于，从时间关系的角度看，它扮演了一个枢纽的角色：从光辉的未来转向充满威胁的未来。它批判“希望原则”[12]产生的幻觉，认为这个原则安然地牺牲了当下，而对未来本身产生了威胁。这部著作在生态主义思想界反响热烈。1990年它的法文版问世，此时正是柏林墙倒塌、乌托邦最终崩塌后的一年，我们显然已经在时间的另外一边，也处在未来之危机当中了。
汉斯·约纳斯深信必须提出一种未来伦理学，为此他奋起反对乌托邦政治，在后者看来，“将今天的活人单单当作手段来利用”是合法的。[13]因为“以未来的角度采取行动”是用不着有什么疑虑的，“而这种未来，无论是行动者还是受害者，抑或是同时代的人，都不会从中受益”。换言之，“面向现在的责任出自这个未来”。[14]因此，约纳斯所称的“革命末世论”伦理，就是一种“过渡期”的伦理，而他努力创建的伦理应该不是末世论的，而是反乌托邦的：这种伦理以人的理想的名义，既关心未来也关心现在，既关注当代人也关注未来人。它抵制“为了未来而侵犯当下”的诱惑，提出“人的每个当下都有其自己的目的”，但它随即又补充了第二条律令：“你采取的行动，其效果应与大地上真正的人类生活的持久性相容”。[15]康德的绝对律令不超出我们当下的行为，约纳斯的律令有所不同，它考虑到了行为的最终效果，此说在保罗·利科的说法中也有表述：“我们的能力在时空中延展得多远，责任也就延展得多远。”[16]
某种意义上说，当下承载着所有的未来，因为它应该懂得，“被损害的遗产同时也将损害其继承者”。[17]这种“警告性的未来学”使我们得以认识“从未来凝望我们的命运”，根据约纳斯的说法，要想理解这种未来学，显然需要“一种混杂着恐惧与负罪感的恰当情感：恐惧是因为我们已经预见到可怕的现实；负罪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就是这一连串可怕现实的始作俑者”。[18]因此，为了充分重视威胁的存在，这种伦理毫不犹豫地诉诸某种“恐惧启发学”。如果说它坚定地反对（乌托邦）未来主义及其危险，那么它也在注视那凝望我们的未来，我们以自己的行动置其于危险之中的未来。从时间关系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没有未来主义的未来，没有当下主义的当下：遗产以某种方式将二者连接起来，我们不能“损害”这种遗产，因为那样会损害传递和接受遗产的人。为了让人类得以延续，对后来人有亏欠的当代人的责任就始于今日，而且这责任每天都要承担起来。[19]
第二个应答是谨慎原则的成形。我们从中看到了另一种亏欠的表达，看到了同样以进步危机和技术带来的新危险为标志的语境。在对环境的不可逆改变的恐惧之上，又有了生物技术引发的恐惧。在国际公共领域中，谨慎原则的产生和影响的扩大是非常迅速的事。谨慎是生态主义思想、近来的几次灾难和几个大“事件”酝酿出来的，它在20世纪90年代已然成为全世界的流行词汇。于是，最近在提交给法国总理的一份报告便在结论中提到，谨慎原则旨在“应对显而易见的社会需求”。[20]谨慎原则一度是政治人物的噩梦，如今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一把很容易撑开的雨伞。已经有人指出，谨慎原则大有缩减为不作为原则的倾向和诱惑。这是“有疑虑的话就不要做！”的新版本，可能来平衡它的说法是：“过分的谨慎是有害的！”
对谨慎原则的承认来自环境问题。1987年颁布了关于保护北海的部长宣言，接着是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在法国1995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为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应以经济上可接受的代价，采取有效且恰当之措施，尽管鉴于当前的科学技术知识，尚有一些不确定性之处，但这不能构成延缓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21]适用于环境的措施扩展到与食品和健康相关的问题。在更广的范围中，谨慎原则是所有旨在推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举的强劲立足点。正是在谨慎原则中，对于后代人的亏欠问题和由此导出的责任才组合在了一起。[22]
在科学已然处于无力解决问题的时刻，谨慎原则就被构想出来以应对各种不确定中的不确定性的原则。这个原则针对的是对风险的推测——尚未确证，并且也可能并非风险——它试图区分具体手段与预防观念，前者是人们熟知的，即使并非总是付诸实施。它所赖以发挥作用的时间性是不一样的：这种时间性很长，或者非常长。根据何种程序来确定和处理“来自未来的非常模糊的信号”（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用语）呢？[23]正是在此处可以连接上汉斯·约纳斯关于“从未来凝视我们的命运”的伦理学沉思，也可连接上让–皮埃尔·迪比伊提出的对谨防的批判。
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说，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态度有三种形式：预见、防范，还有今日的谨慎。[24]与预见相对应的是责任模式（这与自由主义的到来联系在一起），与防范相对应的是团结模式（福利国家是其例证），与谨慎相对应的，可能是一种新的模式，尚未有自己的名字。埃瓦尔德提议用“可靠性”一词，与之对应的或将是某种“谨慎国家”的诞生。[25]第一种模式考虑的是存在之偶然，第二种以科学的可靠性为基础评估风险，第三种以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为出发点，随之而来的是与损害、与时间之间结成的新关系：“存在不可修复、不可挽回、不可补偿、不可原谅、不受时效约束的情形。”[26]从时间性的角度看，不可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际上带来了那种没有断裂的连续性时间观念：从我们到后代人，或者从这些后代人到我们是连续而没有断裂的。人们的确注视着未来，但是立足于连续的当下之上，这里既没有连续性的断裂也没有革命。
谨慎原则的分析者们致力于指出对谨慎的糟糕使用，它会诱惑人们置身事外或袖手旁观，或至少会极其制约创新举措。因此，这个原则令人困惑地导致人们囿于当下，因而会增强当下主义。还是在这个方向上，弗朗索瓦·埃瓦尔德提请人们关注“谨慎形象的极端形态”：有关发展的风险的假设。我们设想某个产品，“带有不可觉察、不能预测的缺陷，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才能认识到这个缺陷，因此，对产品或生产者的追责只能在另一种知识状态下才能出现，这种状态显然不同于产品流通、使用和消费时的知识状况”。[27]在这种事后境况中，刑事或民事责任如何判定？怎么判定某人是其无法知晓的状况的责任人呢？这难道不是会违背1789年以来确立的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吗？“法律的规定只适用于未来；它不具有回溯力”，《民法典》就是这样宣告的。而在发展的风险中，毕竟可能在未来有风险，如果未来有一天它显露出来，是不能被视为已经过去了的。总之，无法逃脱当下，至少无法逃脱法律上的当下：危险虽未显露，但它（已然）是当下的；事后显露时，它将仍然是当下的。
于是，亏欠问题转向了未来，这一局势以责任为中介呈现了出来。因此，保罗·利科建议赋予责任“一种更具展望性的导向，按照这种导向，除了对已然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理念，还应增补预防未来的危害的理念”。[28]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对过去的责任的承认——尤其表现为记忆责任的形式——得到了增强。众所周知，根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宪章，公共行为在涉及反人类罪时不受时效约束。这种不受时效约束的制度最终在1994年被写入了法国的《刑法》，并且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而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法国于2000年批准了这一决议）。
不受时效约束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一般司法中的时效性是无效的。法律的不溯既往原则也是无效的。正如法学家扬·托马斯指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反面并非流逝的时间，而是由时间来规定”——二者同样都是被建构起来的。[29]不受时效约束还意味着，罪犯始终与其罪行处于同一时间，直至死亡，正如我们与宣判为反人类的罪行处于同一时间一样。拒不认罪的莫里斯·帕蓬已经92岁，但他没有“老去”。他到死都是吉伦特省的那个警察总监。反人类罪“天然”不受时效约束，“司法的非时间性”由此建立了起来，后者可以被理解为过去存在于当下的一种形态，一种当下的过去，或者说是当下的延展，从诉讼开始的当下开始的延展。进入这种司法时间性的历史学家，只能担任证人的角色，人们会向他口头吁求历史学家的记忆，仿佛这是他的职责。因此可以看到，由于责任这一中介者的作用，法律的时间（带有其特有的时间性体制）和社会的时间发生了滑移乃至交换。在公共空间中重拾不受时效约束的时间性体制，很可能是这一空间被司法化的标志之一，而空间的司法化是我们当代的另一个特征。
因此当下既向未来也向过去延展。向未来延展是通过有关谨慎与责任的措施，依靠对不可修复、不可逆性的考量，借助于遗产和亏欠的概念——亏欠概念是联系纽带，赋予整体以意义。向过去延展也是通过使用类似的措施。如记忆的责任与义务、遗产化、不受时效约束，还有已然负下的亏欠。对于过去和未来都有亏欠，这种从当下出发提出来并由当下承担的双重亏欠，正是我们此刻的当下体验的标志。正是因为亏欠，我们从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转向了对人类的威胁，从记忆的义务转向了责任原则。[30]这是为了后代人还能有人类的生活，还能记得过去人类的非人性。
当下向未来延伸，从消极方面而言让人相信某种灾难说（这里是未“被阐明”的灾难说），从积极方面而言则让人思考不确定性。用数学家亨利·别列茨基（Henri Berestycki）的话来说（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这完全是个“概率革命”的场域。[31]借助信息科学发展提供的可能，整个一套“风险技术”构建了起来，它诉诸虚拟和模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选择在未来产生的后果不再只有唯一一种。不再是“预测未来”，而是“衡量某种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当下的影响”，但在选择某个方向前先在好几个方向上进行假设。[32]于是人们在谈论“多方向的”或“多重的”当下。很可能是如此，不过，若仅从我自己的一个视角，即时间关系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种姿态难道不是进一步“延展”当下的维度吗？人们从当下“出发”，但没有“走出”当下。光明来自当下。某种意义上，甚至只有当下：不是无限的，而是不确定的当下。在企业管理学中，不确定性表现为灵活性：不注重提前预见，而是强调随时随刻都尽可能地灵活，就是说能直接地在“当下”（“即刻”）。请注意，将不确定性和当下放在核心位置，并不是说，为了应对未来，这种做法同样能够在过去的取径中找到些什么来使用，虽然过去自身也可重构为多方向或多元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告诉我你如何处理当下？”我们的当下延展，甚至没有止境（这就使得过去过不去），但不仅仅如此。多样的“绵延时间”是存在的，有创伤的时间，有寄寓于集中营逃生者的、某些时刻会再次浮现的时间。我们的当下是无意的，一直在那儿的当下，是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提到的，折磨着柯勒律治（Coleridge）笔下的那位老水手的当下，“不知何时就又会感到愁苦”，每当这时，他就要讲自己的故事了。[33]我们在前面的第三章追踪当下主义的兴起时，就已经发现当下有无所不在和变为永恒的趋势。以至可以认为它几乎类似于“一切都在同时”（tota simul），奥古斯丁和在他之前的普罗提诺（Plotin）就是通过这个概念定义永恒的，永恒之中“什么都不会流逝，一切都在同时处于当下”。我们还记得，1909年时的马里内蒂及其“关于普遍存在和迅捷之无处不在的悲怆抒情诗”。这个当下也许是永恒的，我们也认识到，它同样是贪婪地急于历史化的，仿佛它被迫伸到自己前面去，以便立刻自视为已然过去了，被遗忘了。是为了驱散到来之事的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吗？我们还记得当代事件的体制，它一上来就包含了自我纪念，本身就已经是这种纪念。但看起来颇为矛盾的是，熵（entropie）也埋伏守候着这种扩张的、负载着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双重亏欠、双重记忆的当下。它被瞬时、转瞬、即刻、一下子就抓住了，唯有遗忘是它的宿命。
这就是多形态的、多义（multivoque）的当下的主要特征，它是一种鬼怪似的当下。它既是一切（只有当下），又几乎什么都不是（即刻性的专制）。“既不朝前看也不朝后看。唯有当下是我们的幸福”，只要再次响起这《浮士德》（第二部）中的诗句，就能明白这种当下主义不是或不再是我们的当下主义了。相反，我们不停地向前和向后看，但从未“走出”这个我们使之成为我们唯一地平线的当下。
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忠实于救赎史的时间体制，另一方面又怀抱“转向过去的希望之热忱”。光明来自古代的过去，光辉的过去是应然的典范，是模仿的对象。不过，人们所着眼的当下，可以通过复兴（renovatio）达到与这过去一样的高度。随着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到来，希望的热忱转向了未来，未来才是光明的源泉。这时当下被认为次于未来，时间成为一个行动者：人们被时间加速裹挟；还应该再加速时间。未来就在这高速之中。人们也能够想要折断时间，将其一分为二，以便一下子就把未来刻入当下。
今天，光明来自，而且只来自当下。在（且只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有过去和未来，不再有历史时间，如果现代历史时间真的是由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阈之间的紧张而启动的话。应该认为，经验和期待之间的距离此刻已经急剧拉大，以至走向断裂，以至我们无论如何正处在这两个范畴相互脱节的时刻吗？不管是过渡情形还是持久状态，反正当下已经是记忆和亏欠的时间，是遗忘已成日常的时间，是不确定和模拟的时间。在这种条件下，若套用和延伸一下汉娜·阿伦特的意思，将当下这个时间危机的时刻描绘成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缺口”，就不再恰当了。我们的当下无法理解为或不能错误理解为时间当中“奇怪的中间态”，“此时人们意识到时间中的间隔，这种间隔整个就处于已然不在和尚未出现的事物之间”。[34]它只想由自己来确定自己。因此这就是当下的当下主义——我们的当下——的面目。
[1]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34, 9,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 de la Pléiade”, 1951, t. II, p.477.
[2]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34, 9,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 de la Pléiade”, 1951, t. II, 44, 5, p.922, 见前文，第三章，第123–124页。
[3] Ibid.
[4] Ibid., 44, 7, p.933; 44, 9, p.939.
[5] Charles Péguy, Note conjointe sur M. Descartes, in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Gallimard, coll. “Bibl. de la Pléiade”, 1992, t. III, p.1428.
[6] Id., Clio. Dialogue de l’histoire et de l’âme païenne, ibid., p.1026.
[7] John Gillis,“The Future of European History”, Perspectives: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4, 4, 1996, p.5. 1945年8月8日星期三的《世界报》的标题是：《一场科学革命：美国人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
[8] Hans Jonas, 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traduit par J. Greisch, Paris, Éd. du Cerf, 1990.关于谨慎原则，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可参阅：Philippe Kourilsky et Geneviève Viney,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Paris, Odile Jacob, 2000（avec bibliographie）; Le Principede de précaution dans la conduite des affaires humaines, sous la dir. d’Olivier Godard, Paris, MSH et INRA, 1997; Olivier Godard,“De l’usage du principe de precaution en univers controversé”, Futuribles,février-mars 1999, p.37–60。
[9] François Ewald, “Le retour du Malin génie. Esquisse d’une philosophie de la précaution ”,in O. Godard,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op. cit., p.119；Rapport Kourilsky-Viney,op. cit., p.274–275.
[10] Jean-Pierre Dupuy, Pour un catastrophisme éclairé. Quand l’impossible est certain,Paris, Éd. du Seuil, 2002, p.213. 这位作者提出了理性灾难说的格言：“获得一种具有足够灾难性的未来图景，它可恶，又足够可信，人们因此行动起来阻止其实现——除非是最近的意外。”
[11] H. Jonas, 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op. cit., p.417.
[12] Ernst Bloch, Le Principe Espérance, traduit par F. Wuilmart, Paris, Gallimard, 19761991.
[13] H. Jonas, 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op. cit., p.42.
[14] Ibid., p.49.
[15] Ibid., p.416, 423 et 40.
[16] Paul Ricœur, in Rapport Kourilsky-Viney, op. cit., p.274; H. Jonas, 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op. cit., p.42：“我们的律令推及可以计算的未来，后者构成我们责任之中尚未完成的维度。”
[17] H. Jonas, 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op. cit., p.424.
[18] Id., Pour une éthique du futur, traduit par S. Cornille et Ph. Ivernel, Paris, Rivages,1998, p.102.
[19] 约纳斯指出，“我们不必向后来人汇报，但对人的理念应有所交代，这种理念要求自己必须体现于这个世界中”（Le Principe responsabilité, op. cit., p.95）。这是一种本体论的律令。
[20] Rapport Kourilsky-Viney, op. cit., p.213. 2003年4月25日的《世界报》报道说，共和国总统已宣布要将谨慎原则写入环境宪章。这篇正在起草的文献将具有宪法效力。
[21] Ibid., p.253–276.
[22] “满足现今各代人发展之需求，而不损害未来各代人满足其发展需求之能力。”（1995年法律第1条）
[23] Jean-Charles Hourcade,“Précaution et approche séquentielle de la décision face aux risques climatiques de l’effet de serre”, in O. Godard,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op. cit., p.293.
[24] François Ewald, in O. Godard,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 op. cit. p.99–126.
[25] Id.,“Vers un Etat de précaution”, Revue de philosoph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 3,2002, p.221–231.
[26] Ibid., p.111.
[27] Ibid., p.117.
[28] Paul Ricœur,“Le concept de responsabilité, essai d’analyse sémantique”, Esprit,1995, Le Juste, p.65.
[29] Yan Thomas,“La vérité, le temps, le juge et l’historien”, Le Débat, 102, 1998, p.27.
[30] Emmanule Kattan, Penser le devoir de mémoire, Paris, PUF, 2002, p.134–136. 1995年7月16日，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纪念冬季赛车场（Vél d’Hiv）大搜捕的演讲中，就提到了“不受时效约束的亏欠”。
[31] Henri Berestycki, “La conquête du hasard”, in A la recherche du réel, Association Droit de suite, mai 2001, p.22.
[32] François Rachiline, “Qu’arrive-t-il au présent?”, ibid., p.18. Rachiline对当下的危机做了一种积极的——如果不是乐观的话——解读。
[33] Primo Levi, Les Naufragés et les Rescapés, traduit par A. Maugé, Paris, Gallimard,1989, p.10. Lawrence Langer, Admitting the Holocaust. Collected Essay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 见前文，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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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 Damisch, CINÉ FIL.
Luc Dardenne, Au dos de nos images, suivi de Le Fils et L’Enfant, par Jean-Pierre et Luc Dardenne.
Michel Deguy, À ce qui n’en finit pa.
Daniele Del Giudice, Quand l’ombre se détache du sol.
Daniele Del Giudice, L’Oreille absolue.
Daniele Del Giudice, Dans le musée de Reims.
Daniele Del Giudice, Horizon mobile.
Mireille Delmas-Marty, Pour un droit commun.
Marcel Detienne, Comparer l’incomparable.
Marcel Detienne, Comment être autochtone. Du pur Athénien au Français raciné.
Milad Doueihi, Histoire perverse du cœur humain.
Milad Doueihi, Le Paradis terrestre. Mythes et philosophies.
Milad Doueihi, La Grande Conversion numérique.
Milad Doueihi, Solitude de l’incomparable. Augustin et Spinoza.
Milad Doueihi, Pour un humanisme numérique.
Jean-Pierre Dozon, La Cause des prophètes. Politique et religion en Afrique contemporaine, suivi de La Leçon des prophètes par Marc Augé.
Pascal Dusapin, Une musique en train de se faire.
Norbert Elias, Mozart. Sociologie d’un génie.
Rachel Ertel, Dans la langue de personne. Poésie yiddish de l’anéantissement.
Arlette Farge, Le Goût de l’archive.
Arlette Farge,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Arlette Farge, Le Cours ordinaire des choses dans la cité au xviiie siècle.
Arlette Farge, Des lieux pour l’histoire.
Arlette Farge, La Nuit blanche.
Alain Fleischer, L’Accent, une langue fantôme.
Alain Fleischer, Le Carnet d’adresses.
Alain Fleischer, Réponse du muet au parlant. En retour à Jean Luc Godard.
Alain Fleischer, Sous la dictée des choses.
Lydia Flem, L’Homme Freud.
Lydia Flem, Casanova ou l’Exercice du bonheur.
Lydia Flem, La Voix des amants.
Lydia Flem, Comment j’ai vidé la maison de mes parents.Lydia Flem, Panique.
Lydia Flem, Lettres d’amour en héritage.
Lydia Flem, Comment je me suis séparée de ma fille et de mon quasi-fil.
Lydia Flem, La Reine Alice.
Lydia Flem, Discours de réception à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 gique, accueillie par Jacques De Decker, secrétaire perpétuel.Nadine Fresco, Fabrication d’un antisémite.
Nadine Fresco, La mort des juifs.
Françoise Frontisi-Ducroux, Ouvrages de dames. Ariane, Hélène, Pénélope…
Marcel Gauchet, L’Inconscient cérébral.
Jack Goody, La Culture des fleur.
Jack Goody, L’Orient en Occident.
Anthony Grafton, Les Origines tragiques de l’érudition. Une histoire de la note en bas de page.
Jean-Claude Grumberg, Mon père. Inventaire, suivi de Une leçon de savoir-vivre.
Jean-Claude Grumberg, Pleurnichard.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 riences du temps.
Daniel Heller-Roazen, Écholalies. Essai sur l’oubli des langues.
Daniel Heller-Roazen, L’Ennemi de tous. Le pirate contre les nations.
Daniel Heller-Roazen, Une archéologie du toucher.
Jean Kellens, La Quatrième Naissance de Zarathushtra. Zoroastre dans l’imaginaire occidental.
Jacques Le Brun, Le Pur Amour de Platon à Lacan.
Jean Levi, Les Fonctionnaires divins. Politique, despo tisme et mys tique en Chine ancienne.
Jean Levi, La Chine romanesque. Fictions d’Orient et d’Occident.
Claude Lévi-Strauss, L’Anthropologie face aux problèmes du monde moderne.
Claude Lévi-Strauss, L’Autre Face de la lune. Écrits sur le Japon.
Nicole Loraux, Les Mères en deuil.
Nicole Loraux, Né de la Terre. Mythe et politique à Athènes.
Nicole Loraux, La Tragédie d’Athènes. La politique entre l’ombre et l’utopie.
Patrice Loraux, Le Tempo de la pensée.
Sabina Loriga, Le Petit x. De la biographie à l’histoire.
Charles Malamoud, Le Jumeau solaire.
Charles Malamoud, La Danse des pierres. Études sur la scène sacrificielle dans l’Inde ancienn.
François Maspero, Des saisons au bord de la mer.
Marie Moscovici, L’Ombre de l’objet. Sur l’inactualité de la psychanalyse.
Michel Pastoureau, L’Étoffe du diable. Une histoire des rayures et des tissus rayés.
Michel Pastoureau, Une histoire symbolique du Moyen Âge occidental.
Michel Pastoureau, L’Ours. Histoire d’un roi déchu.
Michel Pastoureau, Les Couleurs de nos souvenirs.
Vincent Peillon, Une religion pour la République. La foi laïque de Ferdinand Buisson.
Vincent Peillon, Éloge du politique. Une introduction au xxie siècle.Georges Perec, L’infra-ordinaire.
Georges Perec, Vœux.
Georges Perec, Je suis né.
Georges Perec, Cantatrix sopranica L. et autres écrits scientifique.
Georges Perec, L. G. Une aventure des années soixante.
Georges Perec, Le Voyage d’hiver.
Georges Perec, Un cabinet d’amateur.
Georges Perec, Beaux présents, belles absentes.
Georges Perec, Penser/Classer.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 chambres.
J.-B. Pontalis, La Force d’attraction.
Jean Pouillon, Le Cru et le Su.
Jérôme Prieur, Roman noir.
Jérôme Prieur, Rendez-vous dans une autre vie.
Jacques Rancière, Courts Voyages au pays du peuple.
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Jacques Rancière, La Fable cinématographique.
Jacques Rancière, Chroniques des temps consensuels.
Jean-Michel Rey, Paul Valéry. L’aventure d’une œuvre.
Jacqueline Risset, Puissances du sommeil.
Denis Roche, Dans la maison du Sphinx. Essais sur la matière littéraire.
Olivier Rolin, Suite à l’hôtel Crystal.
Olivier Rolin & Cie, Rooms.
Charles Rosen, Aux confins du sens. Propos sur la musiqu.
Israel Rosenfield,«La Mégalomanie» de Freud.
Jean-Frédéric Schaub, Oroonoko, prince et esclave. Roman colonial de l’incertitude.
Francis Schmidt, La Pensée du Temple. De Jérusalem à Qoumrân.
Jean-Claude Schmitt, La Conversion d’Hermann le Juif. Autobio graphie, histoire et fiction
Michel Schneider, La Tombée du jour. Schumann.
Michel Schneider, Baudelaire. Les années profondes.
David Shulman, Velcheru Narayana Rao et Sanjay Subrahmanyam,
Textures du temps. Écrire l’histoire en Inde.
David Shulman, Ta‘ayush. Journal d’un combat pour la paix.
Israël Palestine, 2002-2005.
Jean Starobinski, Action et Réaction. Vie et aventures d’un couple.
Jean Starobinski, Les Enchanteresses.
Anne-Lise Stern, Le Savoir-déporté. Camps, histoire, psychanalyse.
Antonio Tabucchi, Les Trois Derniers Jours de Fernando Pessoa.Un délire.
Antonio Tabucchi, La Nostalgie, l’Automobile et l’Infini. Letures de Pessoa.
Antonio Tabucchi, Autobiographies d’autrui. Poétiques a posteriori.
Emmanuel Terray, La Politique dans la caverne.
Emmanuel Terray, Une passion allemande. Luther, Kant, Schiller, Hölderlin, Kleist.
Camille de Toledo, Le Hêtre et le bouleau. Essai sur la tristesse européenne, suivi de L’Utopie linguistique ou la pédagogie du vertige.
Camille de Toledo, Vies pøtentielles.
César Vallejo, Poèmes humains et Espagne, écarte de moi ce calice.
Jean-Pierre Vernant, Mythe et Religion en Grèce ancienne.
Jean-Pierre Vernant, Entre mythe et politique.
Jean-Pierre Vernant, L’Univers, les Dieux, les Hommes. Récits grecs des origines.
Jean-Pierre Vernant, La Traversée des frontières. Entre mythe et politique II.
Nathan Wachtel, Dieux et Vampires. Retour à Chipaya.
Nathan Wachtel, La Foi du souvenir. Labyrinthes marranes.
Nathan Wachtel, La Logique des bûchers.
Nathan Wachtel, Mémoires marranes. Itinéraires dans le sertãodu Nordeste brésilien.
Catherine Weinberger-Thomas, Cendres d’immortalité. La cré mation des veuves en Inde.
Natalie Zemon Davis, Juive, Catholique, Protestante. Trois femmes en marge au xviie siècle.
译后记
《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是一部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著作。作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教授提出的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等概念，已成为国际学界讨论较多的话题。
本人数年前曾初读过这部作品，但作为译者，深感自己学力之有限。阿赫托戈教授最初的领域是古希腊研究，而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在该著所援引的一些重要学者当中，我只对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和皮埃尔·诺拉有过一些接触。所幸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历史性体制”的最重要的阐发者，这也是本人斗胆接受这项译事的重要原因。
这项工作承蒙多位学界和出版界同仁的支持。王春华博士是阿赫托戈教授的学生，对法国史学和阿赫托戈本人的研究有很深的理解。他通读了译稿，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指出了本人初稿中的不少错误。在此特别表达本人的谢意和敬意。当然，他对译文中仍然存在的错误不负任何责任。
王文婷女士和张伊女士，同样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同仁贡献了他们的才智。这里一并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著作中引用的一些经典作品，译文尽量参照已有的通行中译本，如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和周士良译《忏悔录》；但当原文与中译本出入较大时，译者做了一些改动，因而没有注明参照的具体文本。
阿赫托戈先生讨论的当下主义的时间经验问题，主要是从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它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历史和现实环境，特别是今日中国以及今日中国之史学所反映的时间经验，可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当然，相关问题读者自然会有高明的见解。
期待批评指正和进一步讨论。
译者谨识
2017年6月25日
环境的时间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