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和颠倒
说某人是相异者，就意味着将他作为差别提出，就意味着有a和b两个项，而且a不是b，正好比世上存在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但是，只有当a和b都进入同一个系统的时候，差别才变得值得关注：在此之前，那只是纯粹的非重合而已。从此之后，我们有了差距，因此也就是在两个项之间有了可以确定的，或者是具有意义的差别。[1]我们假设世上存在希腊人和蛮族人。只要表达了或者转述了差别，那么差别就有了意义，因为差别是在语言和文字系统当中考察的。于是，不断的、不确定的工作就可以开始了，像一个个撞碎在岸边的浪花，而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将相异者变成相同者。
叙述，也就是广义的游记故事中所展示的，就是相异性，因为它说的，首先是相异者；从在两个整体之间建立的基本关系出发，也就是从有意义的差别出发，可以展开相异性的修辞。一个属于a集团的叙述者，将向a的人们讲述b。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讲述和讲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作为讲述对象的世界纳入作为讲述背景的世界当中，这就是叙述者的问题。他遇到的是一个表述（traduction）的问题。
为了表述差别，旅行者可以采用颠倒过来的方便形象，将相异性用“反同一性”的方式表述。我们可以想见游记和乌托邦故事当中会大量使用这种“颠倒”的方法，因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建立使叙述的听者和读者“可以理解”的相异性：他说的不再是a和b，而是a和颠倒过来的a。我们甚至可以想见，这是在讲述乌托邦故事的话语当中优先采用的方式，因为乌托邦的话语一向只讲同一性。
《历史》也多次用到这种方法，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对于自称是讲述相异者的叙述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诱惑力的方法：第一步，先提出差别；第二步，采用颠倒的方式，“表述”或者“领会”差别。第一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埃及人。埃及人生活在具有“相异性”（héteros）的气候当中，在一条与所有其他的河流都“不同的”（állos）河边生活，而且“他们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采取了和所有其他人‘相反的’（émpalin）习俗”。[2]讲到生活方式时，差别就变成了相反。另外，语句还声称具有普世性（universalité）：之所以是颠倒的，那是因为和世界上其他的人相比较而言。然而，当希罗多德一开始列举颠倒的例子时，我们便注意到，他所谓的“所有其他的人”指的首先是希腊人：“在他们那里，去市场上买东西的，是女人；男人待在家里织布。在其他的国家，织布时是将纬线向上推，而在埃及是向下拉。男人用头顶重物，女人用肩扛。女人站着撒尿，男人蹲着……”[3]对于叙述来说，规则中声称的普世性是一种掩饰颠倒的方法，消除打造这种颠倒的标志（希腊人，我们/与希腊人相反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只是为了表达“所有其他人”和希腊人都一样，或者是两个具有相同外延的项。[4]
还可以通过消除对立的第二个项来隐藏颠倒，在这种情况下，颠倒是作为差别给出的（虽然从潜在的意义上说，只能作为颠倒起作用）。对斯基泰气候的描写就是这种情况[5]，描写中，采用颠倒的结构不知不觉中使气候具有了可理解性，而开始时，还只是气候极其寒冷的冬天，大海都被冻住了，可以成为车辆的通途。因此，颠倒的原则是一种记录相异性的方式，让相异性在叙述者所处的世界中变得容易理解（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相反而已），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启示的原则，通过它，可以让一种相异性变得让人易于理解，传达一种相异性，使相异性具有意义；如果没有这种颠倒，相异性会让人无法看透：颠倒是一种假设，它可以让人“看”到某物，可以让人理解。它是一种修辞方法，借此我们可以表现世界。[6]
因此，在描述埃及的时候，希罗多德“自然而然地”从差别的立场过渡到了对颠倒的肯定。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在16世纪还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从不相似性到新事物。“这个美洲的国家，我可以推断，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不管是住在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动物的形状以及一般情况下土地的出产，都与欧洲、亚洲和非洲不同。在我们看来，这个国家的确可以被称之为一个新的世界。”[7]当然，新颖的事物尤其可以被分解成颠倒过来的事物（相对于我们在“此地”看到的“彼地”的事物）。
但是，不要以为，只要颠倒了形象，就足以产生希罗多德的整个人种志：希腊人的“文化”和相异的“文化”之间的颠倒，“可以居住的地方”（oikouménē）在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颠倒——北方的现象可以通过寒冷来解释，而南方的现象则通过暑热来解释。[8]首先，虽然有些相异者具有优先的地位（埃及人、斯基泰人、波斯人），但是《历史》展示的相异者很多。如果说他们各自的“文化”都与希腊的文化相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文化应该都是一样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另外，对斯基泰人的故事的解读表明，斯基泰人的文化远远超出了颠倒的形象：不能说斯基泰的祭祀就是文明祭祀形式的颠倒，[9]如果这样说，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仪式的某个段落（比如在祭坛下面把骨头当燃料烧）有可能是颠倒的结构，而不至于使前边或者后边的段落一定符合相同的模式。同样，斯基泰国王的葬礼从空间上是按照相反的模式组织的：“边塞”代替了“中心”，而且，一般的瞻仰仪式（停尸供人瞻仰）被一种颠倒的瞻仰仪式所代替（死去的国王去“拜访”臣民）。[10]但是，仪式的很多特点都没有包括在这种说法之内，的确，很多事都不能从这种说法中得到直接的解释，比如：尸体处理，参加葬礼的人自残，作为牺牲品献祭的人被勒死，死人的尸体骑在填了干草的马上围成一圈。“颠倒”起到转换器的作用，使某种做法或者某种行为有了意义，这种意义有可能是明确表达了的，也有可能是潜在的。因此，“颠倒”在游记当中是一种表述：它是一种程序，通过这种程序，可以从叙述者叙述的世界过渡到叙述者所处的世界。
只是，未经颠倒的修辞方法处理的那些特点又会如何呢？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特点还有意义吗？或者说，它们的意义就是表面上没有意义，就是停留在外部，就是标志出界限：这些特点是不是无法表述的？虽然人们怎么努力也理解不了它们（旅行者不能或者不愿意把它们表述成可理解的东西），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而被抛弃在可信性之外；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可信性恰恰就在于表面上没有意义。它们的可信性（颠倒无法表达的特点的可信性）在叙述中是作为特殊的表达而出现的；它们让人无法把握，而这种无法把握的状态，就是它们的真实性的保证（没有人会杜撰这类的事情）；它们没有可供人把握的把柄，它们是游记中一闪而过的陨星，而这种没有把柄的状态所起的作用，就是保证了它们的相异性：对此，我们再次想到为斯基泰国王举办的丧葬仪式。
最后，阿玛琮女战士的情况[11]可以使我们对颠倒进行思考。对于希腊人来说，存在着一种极化现象，也就是说，在战争和婚姻之间，既有分离，又有互补：一个是男人的事，另一个是女人的事；战争和婚姻分别标志着年轻男人的成熟和年轻姑娘的成熟。[12]想象角色的颠倒，那就是让女人从婚姻的范畴来到战争的范畴，并从战争的范畴中排除男人，女人垄断战争的功能。那么婚姻呢？婚姻有两种可能的办法：要么女人拒绝婚姻，不与男人生活在一起。这是斯特拉波采取的办法。[13]的确，阿玛琮女战士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女战士们待在一起，一年才与邻近的加尔加莱部族（Gargaréens）的男人有一次关系，在黑暗当中与偶然遇到的男人结合。“当他们让女战士怀上孩子之后，女战士便把他们打发走。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她们便留下；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她们便把孩子送还给加尔加莱人，让他们去养育。加尔加莱人单独收养孩子，收养的时候并不知道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儿子。”或者还有第二种办法。他们也结婚，但是由男人承担“女人的活计”：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所展示的，就是这种模式。的确，男人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服从女人的命令。[14]然而，由于战争和婚姻两者之间的极化倾向，狄奥多罗斯的故事变得不一样了：阿玛琮女战士在打仗期间始终是处女，但只要她们一生孩子，她们便不再打仗。因此，尽管有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为了让角色颠倒的模式继续起作用，必须假设一件小事，那就是在阿玛琮女战士的城邦中，战争和政治是分别开来的。的确，她们不再打仗，但是她们从事司法工作，负责“公共事务”（ta koina），当然她们单独从事这些工作，没有男人的参与；男人既不是重装步兵，也不是公民。换句话说，战争是作为处女的阿玛琮女战士的事，因此也就相当于是她们在青春期一段时间里的事，结婚之后这种事就结束了。的确，阿玛琮女战士也就相当于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
希罗多德关于阿玛琮女战士的文本明显要复杂得多，因为，如果说战争和婚姻的极化在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不是战争或者婚姻，而是战争和婚姻。[15]狄奥多罗斯或者斯特拉波的文字段落展示的只是阿玛琮女战士（据说阿玛琮女战士……）以及出现在背景上或者只是在后台的希腊人。在希罗多德导演的场景中，人物的数量要更多：阿玛琮女战士、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当中最年轻的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希腊人，而且极而言之，希腊人只是作为缺席的人出现在文本中，一切都是根据他们——也就是观众——组织的。因此，各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必然更加复杂。在斯特拉波和狄奥多罗斯的作品中，只有阿玛琮女战士和（希腊人）之间一对一的关系[16]，因此，颠倒的模式可以很方便地实行。在希罗多德的作品当中，颠倒的关系至少要在三个项之间建立：阿玛琮女战士、斯基泰人和（希腊人），因此，阿玛琮女战士和斯基泰人之间有关系，阿玛琮女战士和希腊人之间有关系，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之间也有关系。因此，这种三角形的场景排列使我们认为，颠倒模式不大可能像在一对一的关系中那样施行，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段落当中，叙述让位于一些颠倒的元素。
另外，希罗多德的《历史》不是专门写阿玛琮女战士及其习俗的，阿玛琮女战士及其习俗用现在时描写，属于不受时间限制的明显的事实[17]，文本是在讲述萨尔马提亚部族的起源，说到斯基泰人向萨尔马提亚人求援，以应对大流士的入侵。因此，文本的节奏中明显分出之前和之后：首先说阿玛琮女战士以及她们为摆脱希腊人而杀死他们的方式，然后说萨尔马提亚人，最后说萨尔马提亚人的生活规则。因此，在时间安排上的这种阐述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复杂性，使文本不至于按照简单的颠倒关系来组织。
在摆脱了希腊人之后，阿玛琮女战士来到斯基泰王国，并开始做她们习惯做的事，也就是开始抢劫。“她们第一次遇到一群有人放牧的马时，便把马抢了过来，骑在马上开始抢劫斯基泰人的财产。斯基泰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18]，因为，他们既不懂她们的语言、她们的习惯，也不了解阿玛琮部族。他们奇怪地心想：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以为这些人是年龄相仿的男人，便开始和她们打斗。”不言而喻的是，斯基泰人决定与这些好战的陌生人开战，以为那是一伙“同龄”的男人，是年龄相仿的人，而且因为这些人没有胡须，所以一定是年轻人。
从开始时的这个错误出发，展开了一系列符合所有规则的行为。但是，“在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抢到几具尸体，看出那是一些女人。他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不管怎么样，都不再杀死她们”。因此，从他们发现那是一群女人的时候开始，便不能再杀死她们：文本的假设是，在战争的世界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因此，从潜在的意义上说，斯基泰人的“思维方式”和希腊人一样。他们决定不再杀死她们，而是要把斯基泰人当中“最年轻的人（neṓtatoi）派到她们那里去，他们估计对方有多少女人，便派去了数量相当的斯基泰年轻人……斯基泰人之所以采取这个决定，是因为想让她们为他们生孩子”。就这样，我们又落到了战争和婚姻的极化上：不与女人打仗，而是让她们生孩子。[19]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们派去了斯基泰人当中“最年轻的人”，在整个叙述的过程中，斯基泰人只是用年龄类别指称（年轻人，最年轻的人）。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决定，斯基泰人为什么要利用年轻小伙子呢？[20]的确，正常情况下，在希腊，“结婚”和“年轻小伙子”之间是有分别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不会结婚，如果他结婚了，那他就不再是年轻小伙子；一个人不能既是年轻小伙子，又是结了婚的人，因为那就意味着将两个本应当相继发生的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把两个先后发生的片段混在一起了，因为本来是应该从前者过渡到后者，才会变成一个充分的成年人。但是反过来，你不“能”既是年轻小伙子，又拒绝结婚：那就是伊波利特（Hippolyte）的故事了；伊波利特是个年轻小伙子，为了继续当年轻小伙子，他打算拒绝结婚。年轻小伙子是个过渡阶段，最终必须达到婚姻的殿堂。
然而，斯基泰人似乎把婚姻和年轻小伙子结合在一起了。“最年轻的人”（neṓtatoi）有资格接受使命，去娶阿玛琮女战士为妻。[21]为什么呢？一个简单而明白的回答：所有成年的斯基泰人都结婚了，只有年轻人还没有对象。另外，文本没有明确说一旦结婚后，他们是不是还算“最年轻的人”，因此也就没有明确说两个片段是不是真正地混在一起了。虽然有这些保留，但是人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年轻小伙子”，才交给他们这项任务。面对这伙年轻的姑娘，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找对象结婚。阿玛琮女战士以打仗和抢劫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于生活在边塞的年轻人，而不是成年人。在叙述的进程中，这种潜在的意义让人不知不觉地明白，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之间发生了位移：面对阿玛琮女战士，斯基泰人几乎变成了希腊人。为了“战胜”阿玛琮女战士，人们建议他们采取狡猾的行为，这也更与年轻小伙子的角色一致，而不是讲究如何符合成年人的生活规则：“他们要在她们附近扎营，她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如果她们来打他们，那他们就逃跑，不和她们对打；当她们停止追击之后，他们再回来，在她们附近扎营……当阿玛琮女战士发现他们不会伤害她们，就不再理会他们；就这样，一方的营地每天都离另一方的营地更近一些。年轻人跟阿玛琮女战士们一样，除了武器和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们也和她们一样，要靠打猎和抢劫生活。”这种狡猾计谋的推动力就是模仿；的确，如果是男人，那就与他们战斗；如果是女人，那就应该把她们抢过来，但是，因为她们是女战士，所以，面对这个又是男又是女的逻辑上的怪物，据斯基泰长者说，唯一可以接近她们的途径，那就是模仿。为此，他们选择了和她们最为相仿的人（或者说她们最有可能中意的人），也就是“年轻小伙子”，不久之前从身份上还男女不分的人。因此，他们的地位的模糊性使他们与阿玛琮女战士既远又近，为了战胜或者诱惑这些处女战士，人们派去了一些处男战士。
文本经过“年轻小伙子的元素”加工，也用一些颠倒的元素进行了组织，而不是简单的颠倒结构。当然，从年轻小伙子到颠倒，产生的效果很好，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逻辑推动者之一。
总起来看，引诱的场景很像是一个引诱的反场景，因为斯基泰人是在露天地里，在大中午的时候，在阿玛琮女战士单独一个人上厕所的时候下手的，所有这些条件都与希腊人的习惯相反。[22]但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场戏绝不是强奸的戏：阿玛琮女战士是同意的，“她没有推开斯基泰人，而是任凭他享受她的身体”（periîde chrḗsasthai）。一个阿玛琮女战士不可能被强奸，这从表达的词语上就是矛盾的。
虽然他们以不尴不尬的年龄，被说成是年轻小伙子，去与阿玛琮女战士相会了，但是，与她们结婚，也没有说明他们就是成年人了，正相反，好像结婚后，他们的确更像是女人了。当他们向阿玛琮女战士提出说，离开这些“偏远的地方”，到他们家乡去过“正常”的生活时（不言而喻的是，只有通过希腊人的婚姻模式，这个场景才能被人理解，而且在这一场景当中，斯基泰人变成了希腊人），阿玛琮女战士回答说，她们不可能像斯基泰女人那样生活，所以她们不会跟他们走，接着，她们又补充说：“到你父母那里去吧，去接受你的一份家产，然后你再回来，我们再单独住在一起……年轻人同意了，也这样做了。”在这里，提供“嫁妆”的是丈夫，而不是像人们习惯了的那样，是年轻的女人。场景当中还有第二个不同寻常的事，正常情况下，新娘子要住到丈夫的房子里来：她要离开父亲的“家”（oîkos），走进丈夫的“家”，对此，阿玛琮女战士拒绝了[23]，当然，她们不能让丈夫走进她们的家，因为她们没有家，但是她们决定在“别处”安家，到塔纳伊斯河那边去，而塔纳伊斯河是斯基泰王国的东部边界。正如新娘在丈夫的怀抱中跨过房屋的门槛一样，文本利用了这一比喻，阿玛琮女战士让她们的丈夫跨过塔纳伊斯河，以把他们带向河的那一边，带出斯基泰王国，带到一个既是新的领土又是“无人区”的地方。
当斯基泰人发现阿玛琮战士是女人时，他们便决定让她们为自己生孩子，但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在故事结束的时候，为后代提供了保证的，并不是阿玛琮女战士。比如在斯特拉波的作品中，作者明确说，阿玛琮人是一个没有男人的社会，她们不负责照管女性的后代，也不负责男性的教育，颠倒的结构游戏从逻辑上必然导致这样的一种结果。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作者没有说阿玛琮女战士或者她们的女性后代只关注女儿，文中甚至说，在萨尔马提亚人的部族，男性和女性是生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所了解的唯一的教育规则只涉及女孩：“以下是他们那里关于婚姻的规则：任何女孩，在没有杀死一名男性敌人之前，是不能结婚的（ándra plemíon）；有些女孩因此而死在结婚之前，有的死的时候年纪很大了，仍然是单身，因为她们满足不了这条法律的规定。”萨尔马提亚人没有把战争和婚姻分别开来（斯特拉波和狄奥多罗斯的作品就是这样将两者分别开来的），反而将两者合并在一起：要想拥有脱离处女的权利，那就必须先杀死一个男人，先让男人流血，根据希罗多德转述的斯基泰语的词源，她们要证实自己是名副其实的“oiórpata”（杀男人的女人）。这样的要求让我们想到接受年轻人加入战士行列的成人礼仪式，比如，当斯基泰人杀死第一个敌人时，他要喝下那人的血；在此之后，每年再庆祝他杀死了敌人时，他喝的就是象征血的葡萄酒和水了。[24]战争并没有远离婚姻（狄奥多罗斯笔下的阿玛琮女战士只要不再是处女，也就不再打仗了），而是婚姻的必要条件。正如并不是参加战争就能够成为一名战士一样，一个萨尔马提亚的女人也不是只要参加战争就能够结婚的，她还必须有战绩。比如，想成为战士的人必须带回敌人的头皮[25]，想结婚的女人就必须杀死一个男人。
至于阿玛琮女战士本人，她们与斯基泰年轻人结婚，并没有使她们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打仗和做爱是分不开的；她们是女人，可她们照样是战士。关于她们的生活方式，结婚并不是之前和之后之间发生中断的一个标志。她们提出拒绝生活在斯基泰王国的理由，就是她们必须继续打仗。“我们不可能和你们那里的女人们待在一块儿，因为我们的习惯（nómaia）跟她们的不一样。我们要射箭、投枪，我们要骑马，我们没有学过女工（érga gunaikḗia）；你们那里的女人不会做我们说的这些事，她们只会做女工，只待在车里，不会打猎，她们哪里也不去。因此，我们不可能与她们合得来。”只会做“女工”的斯基泰女人很像是希腊的女人，她们生活在车里，像希腊女人生活在家里一样，因此，在这里再一次发生了我们前边说过的位移：面对阿玛琮女战士，斯基泰人几乎变成了希腊人。相对于斯基泰女人来说，阿玛琮女人毫无争议地据有男性的地位：她们跑外面的事，舞刀弄枪，骑马打仗，而且不会做“女工”。
与斯基泰的“neṓtatoi”（年轻人）相比，她们的地位是丈夫，而不是妻子：因为带“嫁妆”来的，是丈夫，也是丈夫离开父亲的“家”，服从命令的也是丈夫。[26]一般来说，故事表明，阿玛琮女战士从头至尾都是占据主动的，而且故事的题目可以是：萨尔马提亚人的起源，或者如何保证后继有人。但是，虽然说阿玛琮女战士占据了丈夫的地位，可是她们的丈夫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妻子”。文本并没有基于角色进行系统的颠倒，或者不分青红皂白的颠倒，而是做得更加巧妙。女人拒绝“érga gunaikḗia”（做女工），可是也没有见男人承担这些活计，不像在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作品中那样：“萨尔马提亚人的女人生活方式像古老的祖先一样：她们骑马，不管是和丈夫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她们去打仗；她们的穿着和男人一样。”那么，说到底，谁做“女工”呢？
希罗多德的叙述虽然采用了一些颠倒的元素，但并不是按照简单的颠倒模式组织的，它的机制并不是一概地颠倒。虽然颠倒是通过表述进行的，但是表述却更加复杂。颠倒是一对一的关系，台上出现两个以上的人物时，能够说这种颠倒关系便不再适合吗？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出现的是阿玛琮女战士和希腊人[27]；她们证实了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杀男人的女人”[28]，而且文本指出，她们任何技术都不懂：她们不知道雅典娜会导航，也会骑在战马上驰骋[29]；她们不懂航海，但是当然，她们会骑马。第二个场景是在阿玛琮女战士和斯基泰人之间展开的，斯基泰人又分为“年轻的小伙子”、成年男人和女人，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斯基泰社会在文本中慢慢变成了希腊社会，好像要让希腊的观众理解阿玛琮女战士的相异性，便不可避免地要让这些观众与化装成斯基泰人的希腊人产生交集一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文本便重新落入了一对一关系的常规当中：阿玛琮女战士和斯基泰人/希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