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奇闻逸事”的衡量尺度
如果想让游记成为忠实的旅行报告，就必须包括“thma”（奇闻、逸事）的内容。《历史》也不会错过这些东西。的确，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人种志的故事通常都是这样组织的：一开始先介绍当地的自然环境，列举文化现象，提到本地的植物（thómásia），最后是政治历史。[50]关于吕底亚的章节一开始的叙述证明，奇闻逸事是人种志故事的一个真正的主题：“关于值得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奇闻逸事，吕底亚真的是没有，这一点不像有的地方那样，除非是从特莫罗斯山（Tmolos）上飞落下来的金片……”[51]在讲到斯基泰王国时，同样的句子结构又一次重复，也证实了这一点，作者说斯基泰王国没有什么奇闻逸事可供旅行者记载。[52]作者在前言中的表述也清楚地说明，叙述者对奇闻逸事念念不忘。作者在前言中制定了自己的目标。他明确打算，要记载、要表现“érga megála te kaì thōmastá”，不管是希腊人的还是蛮族人的。“érga”是什么呢？对此，人们有过很多争论，意见也不一样：是指“建筑”？也就是由希腊人和蛮族人建设的最为突出的建筑？是指行为，也就是英雄事迹？另外一种可能，是不是指自然奇观、建筑和英雄事迹呢？其实这都不重要，的确，我们所关注的，其实只是后面的形容词“thōmastá”[53]；的确，他之所以想记载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奇异”（和megála，也就是“伟大”），因此也就是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为的是不让这些东西有可能被人们遗忘（akléa）。
如果说叙述可以取代“奇异”之事，那么“奇异”之事也就可以算在相异性修辞的程序当中。一般来说，它可以产生严肃事物的效果；因为公众对此有期待，叙述者不能不记载这一项内容；如果他把这一项内容漏掉了，那他就毁掉了自己的信誉。情况就好像以下的假设在起作用一样：在具有相异性的国家，一定会有奇异之事。因此，当希罗多德提到处在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边缘地带时，我们看到的便是这一“理论”的反映：“在有人居住的土地之边缘，据说那里也有最为美好的事物，正好比希腊接受了上天给予的最为温和的气候一样”；或者还有，“边缘地区处在世界的四周，并将世界围合起来，那里有我们认为最美好的事物，也是最为稀奇的事物”：极其美好，非常稀奇，所谓“奇闻逸事”就是由这些事物组成的。[54]换句话说，“奇闻逸事”是对差别的表述：“奇闻逸事”是此处和彼处之间的差别的一种可能的记录方式。
当然，作为人种志叙述的一个类别，“奇闻逸事”并不是希罗多德发明的。相反，赫西俄德的史诗中也有，而且赫西俄德不仅用来指奇异之事，也指“使人惊愕的神迹”；由于属于神圣之事，所以那是神的事（sma），而奇闻逸事则属于凡人的范围。[55]在《历史》中，对神圣范围的参照不见了踪影，所谓的“奇异之事”表面看来具有双重的结构：的确，从质量上看，它是不同寻常的，或者从数量上看，它是突出的。
在世界的边缘，人们可以看到“最为美好的”和“最为少见的”事物，那里尤其出产神秘的香料。[56]阿拉伯人在收获香料时，要采用烟熏的办法，以驱赶带翼的蛇，因为香料生长在树上，而树被带翼的蛇守护着。桂皮是在一个湖里采集的，湖里生长一种蝙蝠，采集桂皮的人要用牛皮将全身护起来，防备被蝙蝠咬伤。“更加不同寻常的是”（thōmastóteron）采摘香樟草：某些鸟用这种草做窝，窝一般位于人无法到达之处，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机智的手段，将鸟窝弄下来。至于“劳丹脂”（ladanum），“那就更加神奇了”，的确，这种发出美妙气味的香料挂在公山羊的胡子上，而公山羊的胡子又是奇臭无比的地方。因此，这些令人赞佩的产品都有不同寻常的来源。
但是，尽管如此，难道纯粹是质量的问题吗？不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叙述者选择的阐述顺序，是按照东西的采摘越来越“不同寻常”的特点排列的；采摘没药时一般不会有问题，所以只是简单一提就过去了。说到底，“奇异”是作为分类标准起作用的：从程序最低的“异乎寻常”到程度最高的“异乎寻常”。因此，所谓“奇异”，是有比例和尺度的（至少从潜在的意义上说是这样），叙述者在叙述中参照了这些比例和尺度。不同东西的采摘根据每一种东西所包含的“奇异”的量化程度讲述给听众，而且只是因为该量化程度的“奇异”才讲述的。因此在叙述中，从质量上分的“奇异”程度的组织规律，似乎的确是从数量上可以注意到的程度。至于“奇异”的比例怎么划分，那完全是由叙述者决定的事，而叙述者是根据读者来划分的：根据对于“我们”（对于我和你）从潜在的意义上认为是异乎寻常的程度来划分，因此，比例服从于公众的耳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认为，“奇异”在必要时可以借用颠倒的修辞方法。比如，采集“劳丹脂”的奇异性特点，在于“劳丹脂”是挂在山羊胡子上的东西，也就是说，味道最好的东西，恰恰挂在散发着最难闻的气味的地方：正是这种相反的东西的吸引力，才是最令人吃惊的。在说过埃及是具有“最多的神奇事物”的国家之后，希罗多德立刻开始阐述埃及的不同，而不同又立刻变成了颠倒：从奇异到颠倒，而且颠倒又是对奇异的一种可能的记录方法。[57]
奇异也可以指人们说不出其原因的具有特殊性的事物、例外的事物。艾利德的骡子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或者骡子不耐寒的特点。在描写斯基泰的气候时，希罗多德说，那里的马很耐寒，而骡子（和驴）则一点儿也不耐寒，而在别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马不耐寒，骡子耐寒。接着，他讲到牛的角：牛之所以没有角，那是因为气候寒冷，证据就是，荷马说过，在利比亚，“羊羔一生出来就有角”。所以在暑热和寒冷之间，在斯基泰和利比亚之间，既对称又颠倒。作者由此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在那里（enthaûta），我说的这些事都可以从寒冷中得到解释。”
“但是我吃惊地在心里想（thōmázō），为什么在整个艾利德，都生不出骡子，虽然那地方不冷，而且这种事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原因。”[58]如果艾利德是一个寒冷的国家，那还可以援引斯基泰为先例，说明为什么没有骡子，并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做出解释。艾利德在普遍的规则之外，也在与这一规则相反的情况之外，对此，我只能感到吃惊了（thōmázō）。叙述者作为“题外话”（prosthḗkē）提供的这些说明[59]，证明奇闻逸事和题外话之间是有联系的：题外话可以是表达奇闻逸事的一种形式，奇闻逸事可以在叙述中像题外话的组织形式一样产生影响。
一个事物是不是奇闻逸事，是根据品质还是根据数量来确定呢？采摘香料的事表明，总而言之，通过执行未明言的比例关系，品质可以被记录成数量，而且比例关系也可以提供阐述的顺序。但是通常情况下，在《历史》当中，奇闻逸事是根据数量和尺度来表达的：奇异与否，不再根据比例关系来判断（从最低程度的异乎寻常到最高程度的异乎寻常），而是用数量和尺度来直接记录，好像数量和尺度直接形成了奇异的存在：尺度越大，数量越高，就越是奇异。叙述者和公众之间未明言的、共同的奇异的比例关系，他似乎觉得太模糊了，是需要提供担保的，他把这种比例关系降格为数量的比例关系，而数量的比例关系是可以直接测量的，也是更加可靠的。
比如，“阿拉伯人有两种值得赞佩（áxia thṓmatos）的绵羊，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是特殊性。将特殊性记录为数量：“第一种绵羊尾巴很长，其长度不少于三尺[60]……第二种绵羊的尾巴很宽，其宽度达到一尺。”[61]同样，在斯基泰王国为数不多的奇异之事当中，有一个大脚印，长度达到两尺；[62]这是赫拉克勒斯留下的脚印。对这个巨大脚印的归属，希罗多德一刻也没有怀疑，这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更何况在本都的希腊人讲述的关于斯基泰人的起源当中，赫拉克勒斯的确到过斯基泰。一般来说，希腊人有一大堆人物，他们随时可以从中拿出一个，以应对各种境况。这些人物是理解的运算符号，可以用来对现象进行分类，让各种现象具有秩序；这些人物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世界，几乎就像是思想的工具一样，甚至可以是逻辑的工具。大脚印就说明赫拉克勒斯的确来过这里，而绝对不是说，大脚印意味着野人的存在，或者斯基泰雪人的存在，那是现代人的思想方法。
为了形容奇闻逸事[63]，荷马和赫西俄德都使用了形空词“大”（mégas），但是，奇闻逸事的这种“大”是不能测量的。的确，和这种“大”在一起使用的，有“déinós”，惊世骇俗的、了不起的意思。因此“奇迹”可以是大的，也可以是惊世骇俗的、了不起的，之所以大，是因为了不起，是因为惊世骇俗。在《历史》当中，形容奇闻逸事时，常常使用数字；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64]，我在此只说埃及让参观者感到“一千次惊奇”的迷宫，迷宫会让人们感觉到一种“thma muríon”，也就是惊奇，但是其强度本身是按照数量来衡量的。的确，“我们把希腊人修的所有建筑，所有桥隧工程加在一起，不管是从工程量还是从花费来说，都不及埃及的这座迷宫”[65]，它“超过了所有的金字塔”。“它包括12个不露天的院子；两个成系列的厅堂，有地下的，有地面上的，一共是3000个厅堂间，每个系列1500个。我们在地面上的系列厅堂中走过，亲眼见证过，是根据我们亲眼所见来说话的。关于地下的厅堂，我们听别人口头说的，因为，看守厅堂的埃及人说什么也不愿意让我们下去看……因此，地下厅堂的情况是我们听说的。但是地上的厅堂是我们亲眼所见的，简直比所有人工修建的工程都大。从我们到过的屋子里出来所走的路、所穿过的院子、所绕过的弯，其复杂程度让我们感到无比惊奇，而我们从一个院子走到厅堂，从厅堂又走到门廊，然后又从门廊到其他的屋子，再从厅堂到其他的院子。”
就这样，要将奇闻逸事表述为叙述者所处世界相应的事，估计、测量、计算都是必要的。我们想到马可·波罗的一本书，题目就是《百万》（Milione），这无疑是强调数字无所不在的一种方式，一种探寻它想让人们相信何种事物的方式。另外，《历史》的前言中援引“érga megála te kaì thōmastá”（伟大而神奇的行为）时，已经把“大”和“奇”放在一起。虽然这句话带有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色彩，但它的意思也是在说，从今往后，“大”也是可以测量的了。另外，迷宫的例子还说明，“奇异”是与旅行者的眼睛联系在一起的：我亲眼看见了，而旅行者的眼睛是奇异之事的保证。
当赫西俄德描写鞑靼（Tartare）的时候，他明确说，“即使对于永生不死的神来说”，那也是奇迹。[66]在人种志的叙述当中，旅行者就是奇异之事的尺度：之所以“奇异”，是对于我来说的，而不是对于神，是我认为某个景色或者某个建筑“令人赞佩”，或者“异乎寻常”。希罗多德写道：“我将说明我认为在巴比伦‘最为杰出’的事物（thma mégiston）。”[67]因此，在“奇异的事物”和陈述之间是有联系的：旅行者的眼睛起到了衡量“奇异的事物”的作用，而叙述者恰恰是通过给出尺度，让读者“看见”“奇异的事物”。“奇异的事物”属于所有勘察技术的范畴。
虽然说“奇异的事物”可以成为离题话的线索，但是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它是可以产生故事的，有了“奇异的事物”，才可以说，才可以写。“我现在说埃及，我会详细地介绍这个地方，因为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埃及有更多的神奇事物（pleîsta thōmásia），而且这里的很多工程都是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所以我会更多地谈到埃及。”[68]的确，叙述的长度与奇闻逸事的数量有关：“奇异的事物”越多，我的叙述就越长。但是，叙述不管有多长，都无法穷尽“奇异的事物”，总有一些会漏掉：还有其他的，还有语言描述不到的，还有言语无法表达的。[69]因此，埃及这个国家“很多工程都是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的”（érga lógou mézo），但是，这样说，恰恰是一种用言语表达这些东西的方式，说明其理由，或者说明其存在，就是说明其数量和尺度。
“奇异之事”在表述彼处和此处之间的差别时，最终能够产生一种现实的效果：意思就是说，我是相异者的现实；的确，彼处的事物（érga），只能是“奇异的”（thōmastá）事物。其真实性就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因为这些事物在叙述中出现，所以创造了一种严肃的效果，产生了一种现实的效果（之所以有严肃的效果，是因为有现实的效果），“奇异之事”以旅行者的眼睛和尺度为基础，的确是一种让人相信的程序，以将游记故事展示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