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维达听了很生气；卡萝尔连忙赔礼道歉；她们两人又继续谈了一个钟头，有如永恒的马利亚和马大——马利亚主张废除道德，马大则主张要进行改革。[12]结果还是维达占了上风。
卡萝尔因为自己没有被请去筹划兴建新校舍的事，心里觉得惘然若失。她只好把尽善尽美的梦想暂时搁在一边了。所以，维达要求她带领一小组营火会少女，她就一口答应了，而且对她们所演出的印第安人的舞蹈、宗教仪式以及服饰打扮也都表示十分满意。她参加妇女读书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她以维达作为后援，四处奔走，到处募款，以便雇用一位乡村护士，向贫困的病家提供医疗照顾。她还亲自劝募基金，而且坚持要求那位护士一定要年轻、健壮、和蔼而又聪明。
可是卡萝尔一直就像小孩儿看到他在空中飞翔的游伴一样，仿佛看到了那个身材粗壮、玩世不恭的法国人，以及那些穿着透明衣衫的舞蹈家；卡萝尔之所以会喜欢营火会少女，用维达的话来说，并不是因为“通过这种童子军训练，可以使她们将来成为贤妻良母”，而是希望那些印第安人的舞蹈，可以给她们暗淡无光的生活增添一些逆反的色彩。
她帮助埃拉·斯托博迪在火车站附近的小三角公园里栽种花草。她蹲伏在脏地里，拿着一把铲土的小弯刀，手上戴着种花时专用的长手套。她和埃拉一起谈到倒挂金钟属植物和美人蕉属植物，都是深受大众喜爱的花草。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座被天上诸神所遗弃，没有香火，也没有圣乐绕梁的空荡荡的神庙里干活儿似的。火车上的旅客们，竟然把她当作一个姿色日衰，但举止端庄的乡村妇女。行李搬运工听到她说，“哦，是的，我认为这给孩子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就在这个时候，她仿佛看到自己头上戴着花冠，正在巴比伦的大街上东奔西跑。
通过这次栽花种草活动，她对植物产生了兴趣。过去她认得的花花草草，只不过是卷丹和野玫瑰罢了，但她对休却重新有了认识。“妈妈，金凤花在说什么话呀？”他大声喊道，手里抓了一大把乱草，脸上沾满了金灿灿的花粉。她跪了下来把他抱住。她承认是他使自己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了。就在一个钟头里……她跟他简直是完全水乳交融了。
可是一到深夜，她却被死亡的恐惧所惊醒。于是，她就从肯尼科特躺着的被窝旁边爬出来，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浴室，对着药品柜门上的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那张苍白的脸孔。
当维达变得越发丰满、越发年轻的时候，她自己的模样儿是不是显得越发苍老呢？她的鼻子是不是比从前更尖削呢？她的脖子上是不是开始有了皱褶呢？她凝眸审视着自己，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现下她才不过三十岁。可她结婚已有五年了——她好像是上了麻醉药似的，迷迷糊糊地一下子就让那五年的时间过去了。真是岁月不待人啊！她用拳头使劲儿敲搪瓷浴缸的边沿，默默无言地对那些无动于衷的大人物大发脾气：
“我可不在乎！但我简直忍受不了！他们都是在撒谎——维达、威尔、贝西舅妈——他们都说我如今有了休，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又在火车站小花园里种上了七株金莲花，就应该感到心满意足！我——终归是我！等到我死的时候，我眼前这个世界好像也就毁了。我——终归是我！我不乐意把大海和象牙塔都留给别人——我自己就需要它们呀！该死的维达！他们通通都是该死的家伙！难道说他们真的可以使我相信豪兰·古尔德杂货铺里陈列的破土豆，已经够美和新颖别致了吗？”
[1] 非洲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地的居民。
[2] 索尔斯坦·维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3] 法朗士（1844—1924），法国著名作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4]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5] 尼克索（1869—1954），丹麦无产阶级作家，誉称为“丹麦的高尔基”。
[6] 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7] 马斯特尔斯（1869—1950），美国诗人，在他的杰作《斯庞河诗集》（1915）中，对乡镇市侩习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8] 德莱塞（1871—1945），美国现实主义大师。
[9] 安德森（1876—1941），美国诗人，在他的著名小说《小城畸人》中，对美国僻远乡镇上“小人物”的孤独焦急情绪作了生动描绘。
[10] 门肯（1880—1956），美国评论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影响较大。
[11]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著名作家。
[12] 基督教福音派人物，一个注重实际，一个注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