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1978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0-13]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创建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到18世纪末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地区商业的发展，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帝国体制遭遇到危机。当时中国有大约1,500个县，各县平均人口约20万，仅靠一个小小的县衙治理。军事、交通、制造业和运输新技术——例如火药和船舶——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发展，使有限的基层政府无力应对。在过去二三百年里，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经济，尽量不使其越出帝国的控制范围，而如今北京的统治者却不得不尽力使帝国体制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中国幅员之辽阔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过去200年里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迅速增长。在这个时期，它的版图也向着西部和东北方向扩张。在沿海一带，甚至在内陆某些地区，中国军队挡不住外国人的入侵，各地官员也无法阻止商业活动的扩张。
帝国体制受到的挑战日益严峻，但它仍难以让朝廷相信这个几乎延续了两千年的体制正面临着严重威胁。从1861到1875年，就在邓小平的祖父节衣缩食扩大自己的田亩时，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员则试图平息有增无减的社会乱象。他们没有认识到为了应付国内新兴社会势力和虎视于国门的外敌，需要进行何等深刻的变革，因此他们仍然竭力维护传统的威严——派兵平息叛乱，整饬科举，强化儒家教育，以及大举重修宗庙。
同治皇帝的继任者们相信传统体制已然动摇，甲午海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尤其令他们感到震惊。1898年，在27岁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急不可耐地在百日之内连下四十道变法诏书和谕旨，试图创建新秩序。他们兴办新学，派员留洋研习西方的现代学问。但是，日本人学西洋、图改制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戊戌维新派却未能创建为变法提供支持的政治或制度基础。被变法吓坏了的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终止了变法。虽然后来她也废科举、练新军、筹备立宪，但她同样未能创建一套有效的制度。本应用于扩建海军的银两，竟被她挪去建造石舫和奢靡的颐和园。受制于既有的习惯和制度，错综复杂的帝国体制难以改变。
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已是积弱难返，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领了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领的官署，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帝国体制随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倒不如将它称为“崩溃”更为恰当。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作出的反应。一些有才华的朝廷要员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作了很有洞见的分析，也提出了创新建议，但是从整体上说，统治者无力完成使帝国体制应对挑战的使命。
与保留了天皇的日本和仍允许国王在位的英国不同，辛亥革命彻底废除了帝制，创建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取代帝国统治的政府结构。辛亥革命之后，相继登场的领袖——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试图创建一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的新体制。
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威望的军事领袖，他想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可是他无法赢得民间领袖的拥护，也无力克服各地那些在帝制衰败之际为保一方平安而武装起来的地方军阀。
孙中山曾与兄长一起在檀香山读书多年，他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和筹款人。他先是鼓动革命，后又试图创建一个统一的政府。辛亥革命之后，他最初担任的角色是与袁世凯合作组建政府——为此后来在1940年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但他很快就输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孙中山于1923年在广州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他还组建了国民党来为国家提供政治领导，在名义上创建了一个有民主框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吸引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这些人当时也是国民党员。他强化了民族主义，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促进了福斯媒体的发展。但是，面对混乱的国情，他既缺乏组织能力，也缺少创建有效政治体制的必要支持。他于1925年怀着未竟的梦想去世。
蒋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年轻军官，孙中山将他带到广州，让他担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在这里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他们将领导军队统一全国。蒋介石在1925年接过孙中山的衣钵，但他难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与右翼之间日趋激烈的斗争。这场党争后来发展成双方反目。蒋介石在1927年4月断然清党，屠杀了那些拒绝放弃共产主义、拒绝宣誓效忠国民党的人。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和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了中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后者在抗战期间创建了强大的党和军队，并利用城市居民对于物价飞涨的恐惧和农民想通过重新分配地主财产获得土地的愿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毛泽东是个魅力十足、有远见和智慧的杰出战略家，也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权谋家。他率领中共打赢了内战，在1949年统一全国，收回了外国占领的大部分领土。他在内战期间积蓄的军队足够强大，加上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宣传，使他得以在1950年代初创建起一套政治结构，比帝制时代更深地渗入到乡村和城市。他创建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政权，并在苏联帮助下着手建设现代工业。到1956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在他统治的27年间，毛泽东不但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也毁掉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干部。1976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穷之中。
邓小平在1978年上台时，具备许多他的前辈所没有的优势。在19世纪中叶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技术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中国的体制带来了多么严峻的挑战。清末的维新派对于落实新观念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代，既无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能把角逐权力者团结在一起的政权结构。而毛泽东没有出国的经历，他在掌权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创建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能够依靠那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曾被打倒，但逃过了劫难。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
1978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变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国乐于帮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国得以进入新市场——日本、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并获得新技术，它们也为中国提供了欠发达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范例。与东欧各国不同，中国在1960年代就彻底摆脱了苏联，这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可以只考虑什么对中国最有利。
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强而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二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建国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0-14]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0-9]从1931年到1997年去世，邓小平一直使用“邓小平”这个名字。他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邓先圣”，他按私塾先生的建议改为“邓希贤”，这也是他上学和在法国时使用的名字。他去苏联时的名字是“克列佐夫”（Krezov），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名字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杜佐罗夫”（IvanSergeevichDozorov）。1927年回国后他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姓名。有人认为这个名字很适合他，因为他身材矮小，梳着平头。他在1927年至1931年从事地下工作时还使用过一些化名。
[0-10]2001年3月作者对麦理浩手下外交官的采访。
[0-11]就像很多与邓小平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格言一样，这个说法也不是由他首创。邓小平使用这一说法的最早纪录是1966年3月22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下册，页1902。
[0-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674。
[0-13]BenjaminI.Schwartz,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4).关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及相关文献可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JohnKingFairbankandMerleGoldman,China:ANewHistory,2ndexp.e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JonathanD.Spence,TheSearchforModernChina(NewYork:W.W.Norton,1990);PaulA.Cohen,ChinaUnbound:EvolvingPerspectivesontheChinese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2);DenisTwitchettandJohnKingFairbank,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andGungwuWang,ToActIstoKnow:ChineseDilemmas(Singapore:TimesAcademicPress,2002).近年来对清代的研究也可参见MarkC.Elliott,EmperorQianlong:SonofHeaven,ManoftheWorld(NewYork:Longman,2009);R.KentGuy,QingGovernorsandTheirProvinces:TheEvolutionofTerritorialAdministrationinChina,1644–1796(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0);WilliamT.Rowe,China’sLastEmpire:TheGreatQing(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关于孙中山见Marie-ClaireBergre,SunYat-sen(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关于蒋介石见JayTaylor,TheGeneralissimo:ChiangKai-shekandtheStruggleforModernChina(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关于中国革命，参见LucianBianco,OriginsoftheChineseRevolution,1915–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1).毛泽东的传记参见PhilipShort,Mao:ALife(NewYork:HenryHoltandCo.,1999).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见StuartR.Schram,ed.,Mao’sRoadtoPower:RevolutionaryWritings1912–1949(Armonk,N.Y.:M.E.Sharpe,1992–2005),此书计划出版10卷，已出的7卷包括1912–1941年这个时期的文献。
[0-14]据代表团成员谷梅（MerleGoldman）提供给我的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