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自己最坏的敌人
为了避免我们看起来只会把心理学的形象问题归咎于他人，现在是时候检讨心理学家自己在这方面的“功劳”了。大多数研究型心理学家很少向公众传播心理学知识，这是因为试图把真正的心理学传播给公众的正规心理学家，往往得不到什么回报。然而，本节的重点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存在于心理学某些分支领域中的反科学态度问题。
临床心理学领域内的一些心理治疗圈子，一向拒绝对自己所采用的疗法进行科学评估。这种态度对心理治疗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第一，由于拒绝去莠存良，造成各种疗法泛滥成灾。这种泛滥不仅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而且造成这一领域的混乱。第二，心理治疗这个圈子有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心理治疗“更像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因此反对用科学方法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他们仍然非常关注所谓的“房间里的800磅大猩猩”，即政府和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对心理治疗服务的偿付。但如果心理治疗真的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话，那么它应该由国家人文基金提供资助，而不是医疗保险和私营保险公司。
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些读者评论说，他们认为我没有特别强调心理学家自身的不专业行为和反科学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因此认为我“轻易地放过了心理学家”。在这一版，为了做到更加平衡，我将着重介绍罗宾·道斯[23]和斯科特·利连菲尔德[24]的工作。道斯毫不犹豫地自曝家丑，同时他还认为，对人类问题的科学态度是真正的心理学的核心所在，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例如，道斯写道：“确实有一门真正的心理科学，这门科学是在无数人多年来努力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这门科学目前正因为一些从业者的行为而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贬低和反对，当然，这些从业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这门科学的存在而已”[25]。同样，利连菲尔德[26]认为：“心理学家不应将自身研究领域的形象受损问题，轻率地全部归咎于公众普遍存在的误解。至少有一部分心理学的负面声誉是由心理学家自己造成的，因为心理学的某些领域，特别是与心理治疗有关的领域，仍然深陷于不科学的实践中”（pp. 122-123）。
道斯和利连菲尔德所反对的是，心理学领域基于心理学的科学性来颁发资格认证，然后又用资格认证来保护心理学从业者的不科学行为。例如，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学家应当知道，我们有把握对总体的行为做出预测，但是在预测某个特定个体的行为时，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见第10章和第11章）。然而，美国心理学协会曾经助长了临床心理学的这股不正之风。这股风气让人觉得，心理学家能够通过训练获得对个体行为的“直觉洞察力”，但研究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当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执照制度只是一种行业限制时，该组织就把它的科学资历作为武器（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位前主席曾这样回应社会人士对心理学的攻击：“我们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们有别于社会工作者、咨询师和吉卜赛卜卦者的地方”[27]）。但是，该领域用来维护其科学地位的这个理由却正好揭示出，有执照的心理学家具有独特的“临床洞察力”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28]。正是美国心理学协会这种学术上的表里不一催生了道斯的研究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的成立。这一协会是由那些厌倦了美国心理学协会“对蓝十字付款的关注胜过科学”的做法的心理学家组成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几种伪科学在临床心理学领域蓬勃发展。其中包括：用于治疗心理创伤的未经检验的怪异疗法；已证实无效的孤独症疗法，例如辅助沟通术（见第6章）；继续使用未经充分验证的心理评估工具（例如各种投射测验）；使用高度暗示性的治疗技术诱发儿时受虐的记忆[29]。
除了彻头彻尾的伪科学，还有一些有问题的疗法仍然在临床心理学领域泛滥[30]。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里我们只能列出一小部分。例如，“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在许多场合已经成为标准化的程序，用于治疗那些灾难性和创伤性事件（例如爆炸、枪击、战争、恐怖主义和地震）的目击者[31]。晤谈程序包括让来访者“谈论事件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情绪，尤其是在经历同样事件的同伴的陪同下”[32]，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大多数经过晤谈的来访者报告说这种体验是有帮助的。当然，看过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样的证据有说服力（回想一下第4章中关于“安慰剂”效应的讨论）。显然，此处缺少一个控制组（该组成员不接受紧急事件应激晤谈）。事实上，“绝大多数创伤幸存者都在没有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从最初的创伤后反应中恢复过来”[33]，因此，紧急事件应激晤谈的使用带来了更高恢复率的说法，显然需要经过证明。虽然真正的控制实验表明事实并非如此[34]，但这一疗法仍在使用。
艾莫瑞等人[35]在一篇收集了大量证据的综述中指出，与儿童监护权评估相关的临床心理学中同样充斥着伪科学[36]。例如，他们描述了一些临床心理学家在儿童监护权纠纷中使用的据称可以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工具。在考察了一些这类工具——例如，声称能够测量关系知觉和父母觉知能力的量表——之后，艾莫瑞等人[37]得出结论：没有一个工具被证明具有信度和效度。他们写道：“没有一项检验这些测量工具有效性的研究发表在有同行评审机制的期刊上，而这是科学的一个必要标准”（p. 8）。同时他们总结道：“我们对这类测量工具的评价是严厉的：这些测量工具所评估的概念模糊不清，并且表现糟糕，在儿童监护权评估中使用这些工具是没有科学依据的”（p. 7）。
不过，事情可能正在好转。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在2009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临床心理学现状的重要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临床心理学类似于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医学，当时的医学从业者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科学发展以前的工作方式。在20世纪初医学的科学改革之前，医生通常持有一些与当今许多临床心理学家相同的态度，例如重视个人经验胜过科学研究……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临床心理学博士培训项目，尤其是心理学博士（PsyD）和营利项目，对研究生入学的标准要求不高，师生比很低，在培养过程中不强调科学，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运用或发展出科学知识”[38]。这份报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大众媒体的一些讨论在厘清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同样让人产生困惑。《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内容准确的报道，但该报道采用的标题却是：“忽略证据：心理学家为什么拒绝科学？”[39]这个标题让人误以为所有的心理学领域都拒绝科学，而不是只有临床心理学这个有问题的分支领域。这个令人困惑的标题极具讽刺意味，因为美国心理科学协会报告的逻辑是：坚持使用科学方法的所有其他心理学分支领域在向这一个没有采用科学方法的分支领域（临床心理学）发出呼吁。
简言之，从整体上来说，心理学具有像吉柯（Jekyll）和海德（Hyde）（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分别代表善与恶——译者注）那样的双重人格，极端缜密的科学与伪科学及反科学的态度并存。这个学科的双重人格特征在过去20年关于“恢复的记忆与虚假记忆”的争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40]。曾有许多个案报道——人们声称回忆起了几十年前自己儿时遭受虐待的经历，而这些记忆过去被遗忘了。大部分这类记忆出现在治疗性干预的情境中。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其中一些记忆是由治疗本身引起的[41]。在这个爆炸性的社会话题所营造出的极具情绪化的氛围下，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些较为理性、平衡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一些关于恢复的记忆或虚假记忆的客观的实证证据[42]。
从这里我们能充分地看出心理学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在由治疗干预所引发的、与事实真相相反的虚假记忆中，有一部分是由某些不称职的、对科学无知的治疗师造成的，而这些治疗师都是心理学专业人士。另一方面，目前对这场争论所做的结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对相关现象开展实证研究的心理学家的不懈努力。最后，我必须澄清，我并不是想暗示只有心理学有这样的困扰。实际上，医学也在一直朝着完全基于证据的方向蹒跚前行，并且现在依然在路上[43]。
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穆克[44]在他的一本关于研究方法的书中，曾提到过我借用丹杰费尔德的笑话作为本章的章名，并且评论道：“确实，通常心理学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有时，它又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受到了不应得的尊重”（p. 473）。我完全同意这一感受。穆克是对的，学习心理学的学生应当理解这个学科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就像本书所表述的那样，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心理学得到的尊重通常太少。但是，心理学呈现给公众的形象——临床治疗师宣称自己具有“独特的”洞察人心的能力，而这种洞察力在研究证据方面却站不住脚——通常又获得了过多的尊重。心理学独特的定义性特征是采取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有关人类行为的主张，但对于公众来说，代表心理学的常常是那些不尊重这一特征的部分。
不过，我们说心理学得到了过多的尊重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下一节将讨论这个问题。正是现代心理学的某个方面，威胁着这一学科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