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自己最坏的敌人之二：心理学已成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
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从一些读者那里得到了反馈，他们认为本书对心理学的评价过于正面，于是有了上一节的讨论。可以说，本书早期几个版本的读者认为我“袒护心理学”，是因为我对这门学科的缺陷着墨不多。这些读者向我指出的主要是心理学内部（主要是临床心理学）存在的反科学态度。我在最近几个版本中加入了上一节的内容，也是为了采纳这些批评者的反馈意见。
在此次的版本中，我又新增了这一节，目的是为了消除“心理学所有的问题和缺陷都只存在于临床心理学中”这一观念。事实上，在前面几章中，我已经指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一些缺陷是许多分支领域所共有的。例如，我在第1章就开门见山地承认，心理学领域的期刊可能太多了，太多劣质期刊在发表处于边缘水平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会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在其后的一章中，我还指出心理学中存在大量重复失败的情况[45]。太多的心理学家所发表的论文，是史蒂芬·平克[46]所说的“记者诱饵”——这些精巧但不可重复的研究，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和政府的资助，但对科学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我还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指出心理学报告重复失败的可能性似乎比物理学要小[47]。所有这些缺陷都表明心理科学并不健全。
这些批评中的许多问题，已经存在于心理学中一段时间了。然而，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个在过去20年里愈演愈烈的问题。与1986年本书第1版出版时相比，这个问题在2018年对心理学发展的阻碍要严重得多。这就是心理学这门学科在意识形态上的同质化。
一直以来，在心理学教员中从未有过意识形态上的平衡。即使在三四十年前，自由派的心理学教授也多于保守派的心理学教授——民主党多于共和党。但是，很多聚合研究表明，这种失衡在过去20年里甚至变得更加明显[48]，以至于把心理学领域说成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也不为过。对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系进行的研究表明，58%～66%的教授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只有5%～8%的教授认为自己是保守派[49]。这种失衡在心理学系甚至更为严重，84%的教授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只有8%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近年来，这种失衡还在加剧。1990年，心理学系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人数的比例为4:1（在美国全部人口中，这一比例为1:2），虽然这也是严重的失衡，但20%的保守派教员至少还是增加了一些多样性。然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1[50]。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4:1——心理学真正成为了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
诚然，对心理学的许多领域来说，意识形态上的失衡并不是一个问题。研究者的政治偏见不会影响他们对生理心理学、感知心理学或人类记忆基本过程的研究。所以，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心理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有这个问题，甚至大多数的研究领域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在心理学家涉足的许多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确实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例如，心理学家会研究诸如性、道德、贫困的心理影响、家庭结构、犯罪、儿童照料、生产力、婚姻、行为诱因、规训技术、教育实践等方面的议题。在诸如此类的议题中，人们的政治态度与其信念交织在一起。我们最担心的是在这些领域中，研究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会影响他们设计研究的方式，或者影响他们对结果的解释。
在我刚刚列举的研究领域中，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失衡是一个问题，原因应该显而易见。在第2章，我讨论了科学所独有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其能够克服个别科学家的自我中心偏见。回想一下那次讨论，我强调科学之所以如此有效，并不是因为科学家自身具有独特的美德（他们绝对客观或毫无偏见），而是因为科学家处在一个相互制衡的系统中——持有不同偏见的科学家可以对其进行批评和纠正。研究者B可能没有研究者A的偏见，他就会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A的结果。同样，当研究者B发布一项研究结果时，研究者A往往也会持批评态度，并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它。
那么，什么能够破坏这种错误检测和交叉检查的科学过程呢？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当所有的研究者都持有完全相同的偏见时！此时，这个错误检查和纠正的社会过程就无法像我在第2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发挥作用。不幸的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心理学领域似乎正陷入这样的局面。研究者这个群体在政治上具有同质性，因此我们不能保证心理学有足够的多样性来客观地处理上面提到的那些充满政治色彩的主题。
如果心理学家认为避免这种同质性很简单，比如只要在个人层面上尽量保持客观就行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等于否认了我在第2章中所说的：科学家并不比一般人客观；相反，是科学的社会过程让他们保持诚实。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无法以这种方式保持心理学的诚实，因为它消除了批评和交叉检查的社会环境。极为讽刺的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学现象表明，心理学家很容易自认为没有“自我中心偏见”，他们自以为在做科学研究时可以抛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种现象被称为偏见盲点，是指人们很容易发现他人决策中的偏见，但难以察觉自己判断中的偏见[51]。心理学家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他们不受偏见盲点的影响，并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对他们的研究领域来说不算是个问题。
心理学家之所以容易错误地假设自己有避免偏见的独特能力，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上面的统计数据所示，绝大多数心理学家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与我们所有人一样，自由派的心理学研究者已经习惯了媒体对那些不接受气候科学或进化生物学结论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批评。当然，媒体报道并没有错。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被科学所证实，进化也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因此，对气候科学或进化科学的否认显然具有消极意义，这没什么问题。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在等着自由派心理学家。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告诉自己：好吧，我对气候科学的理解是正确的，而共和党人的理解是错误的；我对进化的理解是正确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又是错的；因此，我们自由派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的理解也全都是对的（请再次回想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敏感议题：教养、性、犯罪、贫困等等）。
简言之，心理学家可能会对自己说：“好吧，就算我们都是民主党人，政治立场差不多，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共和党人否认科学，而我们才是科学的政党。”这与多年前民主党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政党”并给共和党扣上否定科学的帽子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立场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共和党向科学宣战》（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52]一样旗帜鲜明的书籍的出版。对民主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策略，但心理学研究者应该能明白此中的道理。他们应该可以看出，这显然是选择效应在作祟，也就是说，这些争论中的议题（气候科学和创造论/进化论）都是出于政治立场和媒体的兴趣精心挑选出来的。要想正确地将一党称为科学的政党，而将另一党称为否定科学的政党，我们当然必须对科学问题进行代表性取样，以确定哪一党的成员更可能接受科学共识。
事实上，要找到在哪些科学问题上不接受科学共识的正是自由派民主党人，一点也不难。在这些例子中，自由派反倒成了“科学否定者”。事实上，讽刺的是，这样的例子多到足以写成一本类似于上面提到的穆尼所著的书，名为《被遗忘的科学：感觉良好的谬论与反科学左派的崛起》（Science Left Behind: Feel-Good Fallacies and the Rise of the Anti-Scientific Lef）[53]。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过其中的两个例子：自由派倾向于否认心理科学中一个压倒性的共识，即智力是中度可遗传的[54]；自由派也非常不愿意接受另一个共识，即当对职业选择和工作经历进行适当的控制后，女性从事相同工作的收入并不比男性少20%以上[55]。
不过，这并不是仅有的两个问题。自由派往往否认或混淆（就像保守派混淆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那些表明单亲家庭会导致儿童出现更多行为问题的数据[56]；自由派占多数的教育学院否认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共识，即以语音为基础的阅读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大多数学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那些阅读困难的学生[57]；许多自由派人士很难相信，在最初聘用女性担任大学STEM学科终身教职时，是完全没有偏见的[58]；自由派倾向于否认转基因生物可以安全食用的共识[59]；核能是美国能源政策中一个安全可行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否认这一共识[60]；女性主义者一概否认有关性别差异的生物学事实[61]；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城市总是站在反疫苗运动的最前线，这也否认了科学共识；这些城市的民众也很难相信经济学家达成了一个强烈共识，即租金管制会导致住房短缺和住房品质下降。
例子就举到这里，因为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虽然保守派对气候变化和进化论持反科学态度，但自由派也对许多科学共识持否定态度，在这一点上双方打成了平手。没有哪个党称得上是科学的政党，也没有一个党全部都是科学否认者。意识形态分歧的每一方都很难接受挑战其意识形态信仰和政策的科学证据，只是取决于所讨论的议题而已。我所列举的众多例子应该足以使心理学家清醒过来，不再认为他们能免受自己所发现的偏见盲点的影响[62]。
杜阿尔特等人[63]提供了几个例子，表明心理学内日益增长的单一意识形态文化，已经开始影响心理学研究。他们讨论了一项试图将保守主义世界观与“否认环境现实”联系起来的研究。该研究呈现给被试的一句陈述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将很快经历一场重大的环境灾难。如果被试不同意这一陈述，就会被评定为否认环境现实。但杜阿尔特等人指出，“否认”一词意味着被否认的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然而，这句陈述并没有对“很快”“重大”“灾难”等词的含义做出清晰的描述，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事实，因此，给一组受访者贴上否认者的标签，反映的不过是研究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调查问卷中的其他陈述也有类似的逻辑。如果被试不同意模糊的环境价值观，却肯定诸如“大自然的平衡能力足以应对现代工业国家的影响”之类的陈述，那么他们就被标记为否认环境“现实”。
杜阿尔特等人讨论的另一项研究试图将保守主义气质与不道德的决策联系起来。其中有个测验项目描述了一个非常简短而模糊的场景：两名员工在工作上发生分歧后，一名员工向另一名员工（费莉西蒂）发送了一封带有性别歧视的电子邮件。被试需要把自己想象为一名与此事无关的经理，决定是否应该写一封信来支持费莉西蒂的性骚扰投诉。如果被试（经理）立即写信，则被标记为“合乎道德的行为”。只要被试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就被标记为不太合乎道德，甚至是不道德。因为这个性骚扰场景给出的信息非常少，所以这个项目测量的只是被试对某一方的预设偏见。然而，这项研究却被标榜为对不道德决策的检验。就像上一段环境研究的例子一样，这项研究显示了人们多么容易把合理的政策差异标记为绝对正确（或合乎道德）或绝对错误（或不合乎道德），而且往往将“正确的”反应认定为自由派的反应！
这种将自由派的反应与正确的反应（合乎道德的反应、公平的反应或开明的反应）混为一谈的倾向，在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这两个分支领域尤为普遍。它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将任何与自由主义不同的合法政策都贴上某种智力或人格缺陷（教条主义、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偏见）的标签。在社会心理学家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多年来一直存在这种现象。当前在使用的许多量表都包含涉及政策议题的项目，如平权行动、犯罪预防、为实现学校整合而使用校车接送学生或对福利改革的态度。在这些量表中，那些对平权行动或校车接送学生有合法的政策差异的人，或者表明自己关心犯罪的人，几乎总是被打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64]。在这些研究中，立场中立的人一眼便能看出心理学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看起来，这些研究的目的似乎就是要给任何不坚持自由主义这一正统思想的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
事实上，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亚领域致力于证明诸如偏见、刻板印象和不公平等负面特质与保守气质有关。甚至有一个名为“内在论”的理论，该理论假设：围绕科学议题日益加剧的政治两极化，是由于“相比于自由派，保守派具有心理上的缺陷”[65]。近来更是冒出了一系列心理学研究，号称证实了保守派比自由派有更多的偏见，思想更不开明，并且确实也更不聪明。问题是，这些研究有很多都不能重复，设计上也不严谨，或者在研究设计和结果解释上带有偏见[66]。
还有大量的研究因为看似支持自由派的结论而被过度或带有误导性地炒作。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刻板印象威胁的研究[67]，许多媒体和心理学教科书都对其进行了不正确的报道。真实的研究发现是，刻板印象威胁的引入增加了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大学生测验分数上的差异[68]。由于原作者采用的统计报告程序混乱不清，导致教科书经常（错误地）报告说，研究发现，当去除了刻板印象威胁时，不同种族群体在测验分数上的差异就消失了。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研究发现，但它却由于心理学趋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而广为流传。
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69]，我就不再赘述，但我想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对心理学都没有好处。对社会大众来说，这一学科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的确，心理学的单一文化让一个老笑话变成了现实：正是有了心理学系，民主党人才可以说“研究表明……”。更严重的是，资助机构肯定会更加意识到心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资助各州立大学的州议会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这对心理学的发展不利。
过去十年来，大量准心理学概念被用来打压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言论自由，而单一意识形态的文化阻碍了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质疑[70]。这些概念——如安全空间、触发警告、强暴文化或微攻击——在心理学研究中大都没有实证或理论基础。然而，心理学家却没有挺身而出，向大学生和校方解释这些概念并非建立在心理科学的基础之上。况且，许多心理学家自己就在一些大学担任高层管理者，但学校里还是充斥着这些概念，并像精神病毒一样到处传播。但也有例外，利连菲尔德[71]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从研究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怎样为微攻击这一概念找到恰当的基础——将微攻击这样一个单纯的政治武器，转变为行为科学的概念。他建议改用一个没有太多理论色彩、更中性的词来替代微攻击，如果你读过第6章（聪明的汉斯等例子），对此就不会太吃惊了。
最后，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织——美国心理学协会——经常超越科学的范畴，在其公共政策声明中介入政治和社会宣传领域，这对挽救心理学的形象问题无济于事（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组织——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弗格森[72]就心理学的形象问题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讨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公共政策声明如何反复地偏离正轨，走向政治化，并加深了公众对美国心理学协会是一个倡议组织（宣扬自由派和民主党的政治思想）而非科学组织的看法。弗格森指出，美国心理学协会关于堕胎和福利改革的政策声明尤其不当——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而进入政治领域。因此，大学心理学系内单一意识形态的文化，已经体现在公众最常见到的代表心理学家的组织——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