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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民主对美国智力活动的影响
第10章 为何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忽视理论
民主的社会情况与民主制度既然没有将人们的精神发展加以抑制，那么几乎能够肯定的是，它不是从这一方面就是从那一方面对人们的精神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尽管它的作用有限，不过却是非常强大的。请让我暂停一会儿，先来说一说它们的作用。
我们在阐释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提出的那些论点，也同样适用于这里。
平等让每个人都激发出凡事自行断定的想法，一方面轻视传统与形式，另一方面对所有事物都持有显著而切实的兴趣。这一章里须单独探讨的主要内容便是民主的这些一般本性。
民主国家中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人，总是担心自己沦落到空想的地步而迷失方向。他们敢于挑战那些已有的体系，喜欢牢牢地抓住事实并对事实进行亲自研究。他们既不会因为某个同行出名而轻信，也不会盲目遵从某个权威的断定。与之相反，他们会不断去寻觅名人或权威的理论弱点。学术的传统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一向不长期局限于某个学派的烦琐论辩，而且被某人的豪言壮语所蒙骗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他们会尽自己所能地深入至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并且热衷于采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对它们进行表达。如此一来，科学尽管比之前更加自由与准确，伟岸度却不如之前那样了。
在我看来，依照人们的精神追求，我们能够将科学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那些现在尚未知晓如何应用或者在遥远的未来方可应用的最纯粹的理论原则与最抽象的概念为内容。
第二部分，由那些尽管尚属于纯理论范围，但是通过直接而便捷的途径能够应用的一般真理组成。
第三部分，理论的具体应用程序与执行的方式。
人们可以单独研究科学的这三个不同的部分，但是人们的理性和经验证明，如果三个部分中有一个部分与其余两个部分完全脱节，那么科学想要长时间地繁荣下去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人们专注于研究科学的纯应用部分，而在科学的理论领域，则仅仅关注于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在这一领域，他们也时常表现出自由、求真、大胆和创新的精神。然而，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潜心研究人类知识中在本质上属于理论与抽象的那一部分。从这方面来说，美国人有一种倾向尤为强烈，这种倾向在其他民主国家也是存在的，不过均没有表现得像美国这么突出。
高级科学或科学的高级部分的研究，最有必要进行沉思，而在民主社会的内部，适合沉思的东西是非常少的。在民主社会，既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人数众多的由于自己有的是钱而无所忧虑的阶级，也没有那种因为无望对处境进行改善而不思进取的阶级。每个人都在积 极地行动，有的是渴望掌权，有的是渴望发财致富。在这种熙来攘往、利益冲突频繁、人们不断对财富进行追逐的环境下，怎么会有足够的安静以供人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呢？当你周边的全部事物都在周转，而你自身已经被裹挟进万物的激流之中，并且每天均在这个激流中浮沉时，你如何才能停下来对高级科学进行思考呢？
我们必须将两种运动截然分开：一种是建立已久的平安无事的民主社会里出现的经常性的运动，另一种是基本上伴随着民主社会的诞生与发展而出现的骚乱性和革命性的运动。
当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出现暴力革命时，人们的情感与思想必然会突然受到刺激。
尤其是在发生民主革命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民主革命将民族的全部阶级瞬间都动员了起来，并且会在每个公民的心中都种下勃勃的野心。
倘若说法国人在扫荡封建社会的残留势力的同时，让精密科学迅速飞跃到一个惊人的程度，那么这个突如其来的成果并不是民主造成的，而应当把它归功于前所未见的快速发展的革命。然而，这种由革命带来的成果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倘若将它看作普遍规律，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大革命的现象出现在民主国家的可能性不会比其他国家更大，我甚至觉得这种可能性只会比其他国家更小。然而，在民主国家中，倒是经常会出现让人感到不悦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时常会彼此排斥。这种现象只会对人们的精神产生扰乱与涣散作用，而不能激发并振奋人心。
在民主社会中生活的人不仅不容易进行深刻的思考，而且对这种思维活动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让大部分人时常处于运动的状态，然而因这种状态而产生的习惯并不始终是适合思维活动的。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常常满足于一知半解，因为他们意欲让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缺，那么就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他们必须时常借助那些没时间进行深入研究的思想，因为抓住时机地对这一思想加以利用，比这一思想本身的严密正确性对他们更有实用价值；而且大概说来，与其浪费时间去证明自己的所有原理的正确性，不如冒一些风险去利用一些不正确的原理。更何况，整个世界也并非依照长期不变和毫无漏洞的论点运动的。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均是通过一些特殊现象，时常对群众变化多端的激情进行观察，时时刻刻随机应变地抓住所发生的事实，才会为人们所掌握。
所以，在这个人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通常都过于注重智力的快速成果和不深刻的论据，而轻视那些深刻的需要缓步推进的智力活动。
这样的舆论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造成了影响，并且让他们相信，即便不进行沉思，也可以在研究中取得成果，或者对那些需要沉思的科学不予以研究。
研究科学是有一些方法的。很多人会功利性地把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用在工商业上，我们不应该将这种做法和少数人追求真理的无私热情相提并论，前者是渴望凭借知识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后者则单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我确信无疑，随着岁月的流转，越来越多的人会对真理滋生出无限的钟爱之情。这种钟爱之情只依赖自己的成长与不断壮大，并且不会因为自满而故步自封。正是对真理的这种无私而自豪的热爱，方可让人们抵达真理的抽象源泉，并且从那里汲取最根本的观念。
如果帕斯卡尔的眼里只有一些名利，或者他仅是单纯为了荣耀而活动的话 [1] ，那么，我 相信他绝对不会竭尽其一切智力将造物主的奥秘清晰地揭示出来。帕斯卡尔为了让自己聚精会神于这项研究，甚至堪称是让自己的精神摆脱了人生的全部杂念，以至于过早地将自己的心力消耗殆尽，不到40岁就撒手人寰，让人忍不住心生敬佩之情。并且我觉得，单是寻常的原因万万不会让他付出这样非同一般的努力。
在贵族制社会出现过的这种少见却非常丰富的求知热情，未来有一天也可能会在民主社会出现。但是坦白说，对于这一点，我现在仍然很难相信。
在贵族制社会中，那些掌握舆论和政务的阶级能够一代接一代长久地居于群众之上，因此它顺其自然地会对本阶级与人类怀有一种优越感。这个阶级的人们会费尽心思地让本阶级获得盛誉，并且为自己的构想制定出一个宏伟的目标。尽管贵族往往有异常残忍与非人道的举止，不过低级龌龊的观念却很是罕见。他们虽然也喜欢一些小型娱乐，但同时对它们也怀有某种瞧不起的心理。他们的这种表现，也间接地将普通人的心灵境界提高了一个层次。在贵族时代，关于人的尊严、力量与伟大，通常都有一种十分崇高的观点。这种观点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人：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自然而然地跨向更高的层次，并且让人们对真理的崇高产生由衷的几乎是神圣的热爱。
所以，在这个时代，学者都醉心于研究理论，并且对理论的应用时常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普鲁塔克曾指出：“阿基米德崇高的治学精神，让他不愿意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关于兵器制造的著作。在他眼中，那些关于发明与组装机器的所有科学，以及通常跟应用有某种实利关系的全部技艺，都是毫无价值、卑微并且是透着一股铜臭味的。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与研究都用在撰写那些美妙但却与实际需求脱节的著作方面。” [2] 这就是贵族阶级在科学领域的追求。
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就不会出现。
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的人民，大多数都对物质的和眼前的享受有着强烈的追求。因为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并且总有努力摆脱这个处境的自由，因此他们全心全意琢磨的只是怎样才能将自己的处境加以改变，以及怎样才能增多自己的钱财。对于怀有上述想法的人而言，所有能够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办法，所有能够节省人工劳动力的机器，所有能够让生产成本降低的工具，所有有助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才算是人类智力的最杰出成果。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对科学进行钻研，并对其加以认识和尊重的。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从科学中汲取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追求的更多的主要是肉体上的享乐。
不妨这样假想一下，一个国家的民主，其开明与自由程度越高，对科学达人进行这种评价的人也就越多，而那些能直接用于工业生产的发明也就越能让发明者获取名利，甚至获取权力，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进行劳动的阶级可以参政，而服务于政府的人们，也需要从那里得到荣耀与钱财。
不难想象，在这样组织而成的社会中，人的精神不仅会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将理论予以忽视，而且反倒还会以充沛的精力去追求科学的实际应用，或者去追求对于应用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理论。
就算本能的求知欲促使人的精神提升至最高的智力活动领域，同样也会徒劳无益。因为现实中的利益会驱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徘徊在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唯有在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人的精神方可产生出它的力量与持续的积极性，并且创造出最佳的成果。有一个美国人，他连力学中的一个普通定理都不曾发现过，却为航海业创造出了一部新机器。这部新机器令全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
当然，我这样表达，绝不是想说明当代的民主国家要眼睁睁地看着人类的精神之光慢慢熄灭，更不是意在指出它们不可以再散发出崭新的光彩。世界发展到今天，有大量开化的国家在发展工商业方面都非常勤勤恳恳，因此人们必然会注目那些将科学中不同部门勾连起来的各种关系；甚至对于应用的爱好，当它们合乎情理时，也定然会对人们注重理论有所促进。在众多实验或试验整日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不时地发现一些最普遍的规律。所以，就算没有太多伟大的发明家存在于世，伟大的发明也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涌现而出。
此外，对于科学的崇高使命，我是深信不疑的。民主制度虽然不可能引导人们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但是它却会让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陡增。在人数如此庞大的科学研究人员中，随时都会出现热爱真理的天才。对这一点，我们不要不以为然。我们能够确定，这类天才，不管他们所置身的国度与时代的支配精神是什么，都会竭尽全力对大自然神秘而深邃的奥秘予以揭示。在没有旁人的帮助下，他们也可以独自前行，只要不人为地为他们设置阻碍，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不外乎是：倘若身份长久地不平等，人们就会拘泥于研究抽象的真理，并且觉得这种研究高尚，然而却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好处；而民主的社会情况与民主制度，则会促使人们一味地追求科学中最直接又最有益的那部分应用。
了解这种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点明这种趋势或许又是势在必行的。
这种特性终将是不可抗拒的。如果那些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可以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一旦享有了知识与自由，就必然会对科学中的工业应用部分加以改进；而作为政府当局，日后其所有的力量应该用于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并激发研究科学的高度热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使人的精神对理论加以重视，然后让其自然地转入实践中，而不是令其一味地对那些次要实用性的精心研究进行追求。如果能够让人的精神对这类研究暂时加以搁置，将其抬升到沉思初始原因的境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随着蛮族的入侵，罗马的文明也走向消亡。因此，我们也许会过度相信，只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能长存不灭。
有一种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倘若这光芒终将有一天要熄灭，那也只能是逐渐暗淡下去，并且看起来是自行熄灭的。如果逼迫人的精神只对实用加以重视，就会让人对原理掉以轻心；而一旦将原理一股脑儿抛掉，那么从原理推导出来的方法论也多不到哪儿去。这样一来，人们也就无法发现新的方法，只能无知而又笨拙地运用那些他们并不理解其原理的良好工作方法。
三个世纪之前，欧洲人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工艺都达到了一定的完善阶段，对此他们感到目瞪口呆，认为没有哪个其他国家的先进程度能够比得上中国。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察觉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不复存在，只残留着一些蛛丝马 迹。虽然这个国家有着发达的实业，也保留了大部分的科学方法，然而科学本身已经消失了。这足以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陷入了少见的徘徊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只是盲目地依循着祖辈的步伐在走，他们将那些曾经指引自己祖辈前行的原理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继续袭用从祖辈那里留传下来的科学公式，却对其精髓不予理睬。他们还采用昔日的生产工具，而不再去想办法改进并革新它们。所以，中国人没能进行一丝一毫的变革，也定然会放弃维新的念想。他们为了防止自己偏离祖辈所走过的路，进而落入不可预知的歧途，随时并且在所有方面都竭尽全力地对祖辈加以效仿。在他们身上，作为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基本上干涸了。所以，虽然河水依旧在汩汩流动，却已无法再掀起狂澜或是将河道加以改变了。
然而，中国还是平安无恙地存活了数千年。那些征服中国的外族沿用了中国的习俗，使得那里秩序依旧井井有条，物质上的繁荣依旧随处可见。在中国，革命是非常鲜见的，战争更是罕见至极。
所以，我们绝不能觉得蛮族与我们相距尚远而无忧无虑，因为倘若说有的民族曾听任异族从自己手中抢走文明的火炬，那么，也有的民族曾用自己的双脚将自己文明的火炬踩灭。
[1] 之所以如此表述，可能是托克维尔想以《思想录》的作者帕斯卡尔的范例自律。——译者注
[2] 参阅普鲁塔克《名人传》中的《克劳迪乌斯·马尔塞鲁斯传》（伦敦，1887年），博恩编，第2卷第47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