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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民主对美国智力活动的影响
第13章 民主时代的文学特征
如果你到美国的书店去走一走，浏览一下书架上摆着的由美国出版的书籍，你就会发现书籍的数量的确不少，但知名的作家却为数甚少。
一大堆介绍基本知识的初级读物最先映人眼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已经率先在欧洲出版，然后美国人将其进行翻印而出售的。其次，是一些圣经、布道集、醒世故事集、教义辩论书以及慈善团体报告之类的宗教书籍，它们多得难以计量。最后，就是那些政治小册子，它们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在美国，各党派之间对于彼此论战的专门著作并不出版，但却用惊人的速度印发小册子，这种小册子大多在出版当日就被人们抛向脑后了。
在如此乱七八糟的人类精神产品之中，也会有少数几个被欧洲人所知道的或有资格称为著名作家的佳作。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常见，只是偶尔有之罢了。
虽然在当代的文明国家之中，美国或许算得上是对文学最冷淡的国家，但那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聚焦于精神方面的事物。他们尽管不是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至少将自己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然而，这些人所需要的书籍，大多数是由英国供应的。英国的一些重要著作，在美国都有翻印。大不列颠的文学大家们，还将他们的光芒照射进了新大陆的森林深处。在一些拓荒者的木制房屋中，基本上都有几本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得，我初次阅读史剧《亨利五世》的时候，便是在一间小木屋里，这个小屋是用圆木构筑而成的。
美国人除了每日从英国文学宝藏中吸收精髓，我们还可以肯定，他们还在自己的国土上将英国文学发扬光大。在美国对于文学进行创作的人并不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原本就是英国人，他们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也通常是英式的。于是，他们将一些文学思潮移入自己的民主制中，这些借用的文学思潮在贵族制国家中已经成为经典，且风靡一时。他们借助外来的情调将自己的作品进行渲染，所以完整地再现自己所在国土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对它们的欢迎指数并不高。
美国人本身也觉得美国作家的书籍并非为他们而写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某位作家在英国的知名度打开之后，他们才着手对这名作家予以高度评价。这种情景就好像逼迫画的原作者放弃判断自己作品真假的权利。
所以，严格地说，美国还没有文学 [1] 。在我眼中，在美国有资格称为作家的，只有新闻 记者而已。这些新闻记者尽管算不上什么大作家，但是他们所说的语言是美语，而且是说给美国人民听的。至于其他的所有作家，我都将其视作外国人。美国人对这类作家的看法，和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模仿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的作家的看法一致，只是觉得他们难以理解，而没有引起一致的共鸣。这些作家尽管让人们的精神愉悦了一番，但并没有发挥移风易俗的效力。
我已经谈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不能全部归因于民主，还要到与民主无关的某些独特环境中寻找原因。
如果处于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法制度下的美国人有着别样的来源，并且移民到另一片土地上，那我一点也不质疑，他们也终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然而，这种文学在性质上将和当代美国书刊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它们更具备自己的特性。预先给这一特性勾勒出一个轮廓，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文学兴旺的贵族制国家，它的智力劳动跟政务劳动一样，都被一个统治阶级所控制；它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同样基本上全都集中于这个阶级或与它最密切相关的几个阶级手里。那么，我就能找到解决其余全部问题的钥匙。
当少数几个人，而且总是这几个人，同时进行相同的某种工作时，容易互相了解，并且会共同制定出每个人都得遵守的一些准则。如果这几个人所从事的是文学活动，那么，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种精神劳作也同样会被他们纳入明确规定的守则之下，哪个人也不容许违背。
倘若这批人在国内享有世袭的位置，那么，他们肯定除了给自己定出一定数量的固定准则，还会遵守祖辈遗留给他们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既是严格的，又是一代传给一代的。
这些人无须为物质生活操劳，事实上他们也从没有因此而操劳，而他们的祖辈更是这样，因此才让他们一连数代人都专注于精神劳动成为可能。他们一直是理解文艺的，总是为了艺术而对艺术抱有热情，并因自己知识渊博、适合从事文艺工作而感到愉悦。
这并非所有的情况。因为我上面提及的这些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直生活得舒适而富裕，所以他们自然会从享乐中甄选出绝佳的精神享受，热衷于那些精美与高雅的消遣。
除此之外，他们在长时间而又安然无事地享受荣华富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温和的精神与心理。这种情况让他们不喜欢过于骤然而又过度刺激的享乐。他们需要的并非是激动，而是安乐。他们渴望从享乐中得到趣味，但也不会因享乐而变得癫狂。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刚才我说的这类人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或者他人为这些人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你就很容易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在写作风格上都是同一个调子，而且对于前人的规范也不敢逾越。就算是一部不值一提的作品，也会在细枝末节上花费心思进行推敲润色。这种文学在所有方面都要求作者的技巧与功底。它的每一种体裁都有其不能随便僭越的特殊章法，并且不能和别的体裁混淆。
在这种文学中，人们认为文体与思想的重要性是同等的，形式与内容的重要性是同等的，而且笔调必须文雅、精炼与高洁。写作时永远是一副绅士般的态度，很少会有轻狂的表现。作家所着力追求的，是完美而并非产品数量丰盛。
文学圈的人彻底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着，而且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人，因此有时会浑然将外部的所有事物忘掉，而陷入过度考究甚至荒唐的深渊中。他们被自己烦琐的写作 规则所限制，所以可能会浑然不觉地违背常识，最后造成自己跟现实脱节。
他们尽量避免运用通俗的语言，而是运用那些跟大众所用的漂亮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习惯用语。
这些就是贵族制社会给文学的发展设置的阻碍。
那些彻底与人民群众相隔离的贵族，其软弱无力是必然的：不但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文学领域也不例外。 [2]
接下来，让我们将图画翻转过来，瞧一瞧它的背面。
换句话说，让我们来对民主社会进行一下考察。在这个社会里，不论是它的悠久传统，还是它的现代文明，都能让人获得精神方面的愉悦。在这里，各个等级因为混杂而形成一个整体：知识与权利都已经被无限分割，按照我的观点，我可以说每个角落都有它们的身影。
在这里，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自己智的梦想。这批追求精神享乐的“新贵”，并没有接受过相同的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有很大差异。他们不但不同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而且随着他们住所、财富与情感的变动，他们本身也在随时变化。所以，在精神上，他们之间并没有被传统与相同的习惯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也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心、期望与时间。
而作家就是从这群貌不惊人而且容易激动的人群中走出的，同时他们也是依靠这些人声名鹊起和闻名的。
无须花工夫研究，我就明白，要想在民主社会的文学中寻找贵族时代的作者和读者都一致认可的那些严格规则，就算是其中为数甚少的几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这样的民族在某个时期同意采纳这些规则中的某几个，也不能保证以后可以持续这样。因为在民主制国家中，每一代新人都像一个新的民族，所以，在这样的国家中很难让文学服从一些狭隘的规则，而且这类规则要想永久地存在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在民主制度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一定都接受过文学教育，那些搞所谓纯文学的人，大部分也从事着其他职业或者兼搞政务，只是偶尔抽时间在文学上体验精神上的乐趣。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没有将这种享乐看作重要的生活乐趣，而是将它视作对一辈子劳碌的一种暂时又必要的消遣。这种人对于文艺的理解，万万不会深刻到能将文艺之美进行欣赏的境界。对于文笔的微妙差异，他们很难体会到，而且在写作方面所耗用的时间也不多，因此都想着对写作时间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他们喜欢的书籍是那些定价低廉、浅显好读又迅速能够读完的图书。他们所追求的美，是那种让他们一看就能着迷的浅显之美，同时，这种美还可以随时欣赏。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需要的，是让人能马上冲动起来的感情，是让人大感吃惊的生花妙笔，是真假显著、快速令他们感动的故事情节，这种故事情节仿佛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他们立即动笔。
我还需要再多言什么吗？不，我无须解释，谁都能猜到我下面将要表述些什么内容。
总而言之，民主时代的文学通常对形式并不重视，甚至有时还会轻视形式。贵族时代的文学热衷于对秩序规律以及科学艺术进行描写，但民主时代的文学并不如此。民主时代的文 学文体除了杂乱无章，还冗长而啰里啰唆，但又基本上总是热情而奔放的。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们只求速度，而不乐意花心思进行细腻的描写。短小作品比鸿篇巨制要多，凭借才气而不依靠实学，想象丰富却又浅薄肤浅。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俗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对思想进行着统治，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也大得令人惊讶。作家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其说是让读者感到愉悦，不如说是让读者惊讶。作家们所努力的方向，与其说是让读者感觉到美的熏陶，不如说是令读者振奋而激昂。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另类的作家，他们计划走别样的路径。倘若他们才华横溢，也很容易赢得一批读者。这批读者不计较他们的作品是好是坏。然而，这种例外毕竟是屈指可数的，并且从作品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些作家貌似脱离了常态，但在面对细节问题时，又总是会返回至正常的轨道上。
上面我谈了两个极端的状况。然而，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迅速由一个极端转入第二个极端，而只能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逐渐过渡时期。在引导一个注重文学的民族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移过程中，差不多总是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民主制度国家中的文学天才会和贵族制度国家中的文学天才相逢，并且他们会达成一致，愿意携手去对人们的精神发挥影响。
这段时期虽然只是一个过渡，但却会光彩照人：作品丰富而又不鱼目混珠，活动积极而又井井有条，就像18世纪的法国文学一样。
我并不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长久受制于它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我明白，除了这两个决定性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它们让文学作品滋生某些特点。不过，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状况与政治制度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与社会制度，和这个国家的文学天才有密切的关联：只有对前者了如指掌，才能彻底将后者弄明白。
[1] 关于美国人是否有文学的问题，赛斯特尔在《托克维尔是美国文学的证人与法官》一文的第13节《美国人的精神：智力活动》[刊载于《学术会议与报告集》（巴黎，1934），第一类，第35年度，第282页]中有所论述。——译者注
[2] 对于那些长时间并乖乖臣服于一个王权统治的贵族制国家而言，情况更为明显。当自由在贵族社会中位于统治地位时，上层阶级会对下层阶级持续施恩，并且通过服务于下层阶级来接近他们。如此一来，民主精神的一些东西就会不断地抵达上层阶级。之后，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权集团之中，就会形成积极上进的毅力与习惯，以及对热闹和活动的喜爱，而这一切又会对整个文学活动产生影响。——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