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历史与战争
战争是历史的常态，就是在文明或民主政治社会中也无法消除。在过去3 421年有史时期，只有268年未曾发生过战争。我们所知的战争，同现在一样，都是竞争的最后形式，而且也是人种的自然淘汰。赫拉克利特曾说过：“战争是最后方式。”战争，或者竞争，乃是万事之父，乃是观念、发明与制度的有力源泉。和平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只能由世所公认的超级强国或由平等的强国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跟个人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如贪得、好斗与骄傲，以及粮食、土地、物资、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我们个人的冲动而无我们个人的约束力。个人的约束是靠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彼此同意以协商代替斗争，因为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与合法权益有基本的保护之责，而国家本身则公认是无任何约束的，或是因为她太强而不理任何违其志愿的干预，或是由于没有超级国家给她提供基本的保护，以及国际法或是国际道德律失去了效力。
就个人言，骄傲增加生死斗争中的活力；就国家言，民族主义增强外交与战争中的力量。当欧洲国家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下解放时，每个国家都鼓励民族主义作为海陆军的“后备队”。假如国家预见要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冲突时，它就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带到最高点。同时，它又强调它自己是爱好和平的。
这种精神动员以应付国际的危急，只有在最基本的冲突中才发生。在欧洲，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之战争，都鲜有使用这种手段。当上述战争期间，冲突国家的人民是被准许尊敬彼此的成就与文明的。当法国与英国战争期间，英国人仍可安全地在法国境内旅行。在法国人与普国腓特烈大帝互相进行“七年战争”期间，他们也继续互相尊重。在17、18世纪的战争，乃是贵族阶级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在20世纪，交通、运输、武器与交战的方法改进了，而使战争成为人民间的斗争，平民也和战士一样卷入战争中，并且要借财产与生命的大规模破坏，而赢得胜利。今天的一场战争，可破坏数世纪人力而建立的城市、创造的艺术和发展成的文明习惯。在今天的战争中，勉可自慰地是说战争促进科技的进步，也就是那些杀伤技术的发明。假如记取这些致命的发明给造成的贫困与野蛮的恶果，则对将来和平时期物质上的成就可能有所推展。
在每一个时代里，军人与统治者——像阿育王、摩揭陀之王（Magadha，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与奥古斯都，是少有的例外——都讥笑哲学家胆怯厌战。历史，用军事的观点来解释（军事史观），战争就是最后的仲裁者，这除了懦夫与傻子以外，被所有人接受，而且认为是自然而又必须的。但是，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688？—741）在图尔的胜利，是什么使法国与西班牙没有变成穆罕默德的子民的？假如我们没有用武力自卫以对抗蒙古与鞑靼的入侵，我们的古典遗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耻笑死在床上的军人（忘了他们活着比死亡更有价值），因而，当他们击退希特勒或成吉思汗时，我们就为他们建碑竖像。那么多的青年死于战场是令人怜恤的（军人说），但是死于汽车失事的青年，比死于战争的更多，而且他们有更多的人因缺少教养而死于暴动与堕落。他们需要为他们的格斗、冒险与烦恼的平凡生活找到发泄出口，假如他们迟早总归要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与光荣的预兆中为国家而死？即使是哲学家，若他了解历史，也会承认：长期的和平可以使一个民族战斗的肌肉致命地瘫软。在目前国际法与国际舆论不完备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必须随时随地准备保卫自己。而且，当国家的重要权益卷入时，该国就必须获准使用任何她认为必要的手段去恢复国家的权益。当自保都危急时，十诫只好丢在一边。
很显然（军人接着说）：美国今天必须恢复英国在19世纪表现得非常好的工作——即保护西方的文明不受外来危险侵犯。共产党政权，以老生殖率与新武器武装自己，一再宣称他们要摧毁一个旧世界。新兴国家渴望来一次工业革命使他们经济繁荣，军力壮大，他们对苏联在政府管制下迅速工业化印象至深。西方的资本主义最后可能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在发展方面似乎较慢。一些新统治者极力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与人力，他们对共产党的宣传、渗透与颠覆，自愿变成牺牲品。除非共产党的此扩张被阻住，否则，几乎所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将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澳洲、纽芬兰、北美洲与西欧也将被其四面包围，只是时间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情形要影响到日本、菲律宾与印度，也影响到意大利得势的共产党。也可想象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要影响到法国的共产党之活动。而大英帝国、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荷兰与西德势将听由一个优势的“共产党大洲”之摆布。现在，美国的力量正在巅峰状态，她应该接受此未来形式而视为不可避免的吗？她应由前线撤退，而让其本身受敌意的国家包围，控制住她货物与市场的进出口道，而且像任何被围困的人民一样，被强迫去仿效她的敌人，建立起独裁政府，任恐怖笼罩着她以前自由而激励的生活每一方面吗？美国的领导者们，是只应该考虑这享乐主义的一代，面对如此重大问题的厌恶之情吗？是否也应该考虑到：美国未来世世代代所希望于这些领导者所应完成的事呢？立即去抵抗、去找敌人作战、去到外国的土地上战斗、去牺牲10万美国人的生命或者百万非战斗员的生命，假如这是必需的，但是要使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中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生活，这不是更聪明吗？依照历史的教训来看，这不正是一个有远见的政策吗？
哲学家[1]回答说：是的，可是这样做，敌人在比例上对他们战斗力的动员要作加倍的扩增以外，而且还可能使用空前无比破坏力的武器，依照历史来看，势将带来一场浩劫。有些事是比历史更重要的。为人道而言，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对无数恶例挑战，而且，大胆援用立国的金科玉律，像佛教之王阿育王在公元前262年所做的一样，或者至少像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时所做的，当时他吩咐提比略[2]停止更进一步地入侵日耳曼。姑不论我们自己有多大牺牲，我们不应让中国境内制造上百个广岛。柏克说过：“在政治上，宽仁并非是不够真正的聪明，一个伟大的帝国与小心眼合在一起就糟了。”兹假定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与苏联两国领袖说：
“假如我们一定依照历史常情，则我们必须与你们作战，因为我们恐惧一代之后你们会做出这种事。或者我们一定要依照1815年神圣同盟的可怕的先例，奉献出我们的财产以及我们最可爱的青年，去镇压任何地区任何反对现有秩序的暴乱。但是我们愿意来试行一种新方法。我们尊敬你们的人民和你们的文明，而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我们要想法了解你们的感情，以及想法了解你们要发展你们自己的制度而不受攻击的欲望。我们必须不让我们彼此之恐惧引导我们走上战争之途，因为我们的以及你们的史无前例的杀伤武器，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有的后果。我们建议为了调整我们的歧见，我们各派代表参加一项持久性会议，停止敌对与颠覆，以及裁减我们的军备。在我们的境外，不论何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为了一个民族的忠贞会与你们竞争，但是我们愿意提出一项关于人口的公平而合理的选举。让我们互相敞开自己的大门，并且组织文化交换团，将会促进彼此的尊重与了解。我们不怕你们的经济制度会取代我们的制度，你们也无须害怕我们的制度会取代你们的制度。我们相信，每一种制度都会从另一种制度学得教训，而能与其合作而和平地共存。或者我们不论是谁，当维持足够的自卫力时期，应能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犯与互不颠覆公约，并且由这些文献，世界的秩序能够形成，每个国家在这种有秩序的世界中，能维持主权与独立。这种主权与独立，除了志愿签署的协议以外，不受其他限制。我们要求你们无视历史而与我们联合，这样在我们国家间，就可扩展礼仪与文明的关系。我们在所有人类之前宣誓，我们是忠诚地履行这冒险。假如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博局中输了，其结果也不比我们由继续执行传统政策所可以预期的结局更坏。假如你们和我们成功了，则我们将为后世留一功业，值得人类永志不忘。”
军人笑了。“你已忘了历史的一切教训，”他说，“你也忘了你所描述的一切人性。一些基本的冲突，是无法用谈判来解决的，而且在延长谈判期间（假如历史可以是我们的指南），颠覆仍旧继续进行。世界秩序之未来，不是由于一纸君子协定，而是由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来。这个胜利者是一个强国，她能指挥而又强制执行国际法，像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奥勒留所做的那样。所有你所说的那种广泛的和平，是不自然的，而且是例外的历史插曲。不久，他们就会因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而告终。你告诉过我们，人是竞争的动物，而国家也必须像人一样，而且现在自然淘汰，已进行到国际的飞机形式上。国与国的基本合作，只有当他们遭到从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联合起来。也许我们现在是正在不停地向竞争的更高层迈进，我们可能和其他星球上的具有野心的族类即将有所接触，不久，可能就有星际战争。那时，而且只有当那时，这个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1]作者自况。
[2]Tiberius，罗马国王，14—37年在位，即承奥古斯都之位者，亦为其养子，当时为将军，在北欧征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