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即使是怀疑论的历史学者，对宗教也表现出相当的尊敬，因为他了解宗教的功能，在每一个国家与每一个时代似乎是不可少的。对于烦恼者、苦难人、孤儿、老年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不可想象的安慰，对一般千千万万的群众来讲，其价值也高过任何自然的援助。宗教有助于父母与师长教导青年。宗教赋予最底层生活的人以意义与尊严，而且通过宗教的一些圣礼，使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严肃关系，而造成稳定力量。宗教使穷人避免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要受穷困挫折，某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对失意人而言，可能是唯一的慰藉，摧毁此希望，阶级战争就加剧。所以天堂与乌托邦，就像井里的吊桶：当一只上升时，另一只就下降。当宗教倾颓时，共产主义就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并没有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的，我们不过是揣测，或是重述彼得罗纽斯（Petronius，约公元66年卒）的话，而他又是重述卢克莱修之言，“神最初是由恐惧而产生”——人惧怕隐藏在大地、海洋、河川、树木、风与天空之中看不见的力量。宗教乃是人们借由供奉、牺牲、誓咒和祈祷而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作和解的膜拜。只有当僧侣使用这些恐惧与礼仪来支持道德与法律时，才使宗教成为维持或对抗国家的力量。宗教告诉人们，一个地区的道德与法律条规都是经过神祇的授意的。宗教图示埃及智慧神透特（Thoth）代埃及而授给国王美尼斯（Menes，公元前3500年前后）法律，巴比伦萨马斯神（Sha-mash）代巴比伦人授给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50—前1708）以法典，耶和华代犹太人授摩西以《十诫》与《六一三条箴言》，圣女埃吉丽亚（Egeria）代罗马人授给努玛·蓬庇利乌斯（Numa Pompilius，约公元前715—前673年在位）以律法。异教徒与基督徒的教义都宣称，地上的统治者是由神指派并受神保护的。几乎没有一国不是与僧侣牧师共享其土地与收益。
一些持反对论者怀疑宗教对促进道德有何帮助，因为即使在宗教统治下的各时代里，不道德之事也很盛行。不过虽然淫乱、酗酒、猥亵、贪婪、狡诈、抢劫以及暴动存在于中世纪，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伦理、牧师的谆谆告诫、圣哲的榜样用一种静肃的心情与联合的仪礼来维护人心，可能因道德失序而招致的蛮族500年入侵，战乱、经济萧条以及政治混乱，将更要坏得多。罗马天主教廷努力减少奴役、家庭不和以及国家间的倾轧，它扩展对停火与和平的干预，以及法院判决用公开论辩或神罚方法以代替审判。宗教减轻了罗马与蛮族法律所采用的酷刑，而又广泛的推广仁爱的范围与组织。
虽然罗马教会为国家服务，但它宣布：是立于所有国家之上，因为道德必须立于权力之上。它训诫人们说，爱国心，不受更高一级忠诚制衡，会变成贪婪与犯罪的工具。罗马教廷是超越于所有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政府之上，颁布了一部道德法。教廷要求为神圣的起源与精神的霸权，而将自己供做国际法庭，要所有统治者对此法庭都在道德上负起责任。亨利四世国王（1056—1106年在位）于1077年在卡诺萨（Canossa）承认格里高利七世教皇（GregoryⅦ，1073—1085年在位）所提出的这一要求。而一个世纪之后，英诺森三世教皇（Inv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又把教廷政治的权威与尊严提升到更高的地位，似乎使圣格里高利七世教皇道德超越国家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庄严的梦想，在民族主义、怀疑主义与人性脆弱的冲击下破碎了。罗马教廷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常犯偏执、爱财或是强取豪夺的毛病。法国富强起来，便利用教皇制度为其政治工具。帝王势大力强，足够迫使曾经历任教皇所致力维护的耶稣会的秩序瓦解。教廷乃不惜使用编造圣徒故事、伪造圣迹圣物，以及杜撰难令人相信的奇迹等卑鄙手段遂行其欺诈。因为数世纪以来，教廷由伪造的“君士坦丁大帝之献礼”，说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将西欧统治权转赠给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SylvesterⅠ，314—335年在任），以及从“假敕令”（约在842年）中，编造一连串的文件，说是神赐予教皇一种神圣古宝使其成为全能，使教廷大获其利。教士政治制度愈来愈将其全部精力，花在促进大家信奉正教上，而不是促进社会道德，而宗教法庭的裁判几乎必然地使教会蒙羞。虽则教会是布道和平的，它却煽起了16世纪在法国的诸次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我们现在道德显著地提高，如废除奴隶制度，教会仅分担一小部分的任务。教会准许哲学家倡导人文主义运动，也减轻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少邪恶。
历史已经证明，教会相信人类大众渴望宗教富有神奇、神秘和神话。教廷在仪式方面、在教士服饰方面，以及在主教的权威方面，准许作少许修正。但教会不敢改变为理性所讥笑的教义，因为这样改变，会冒犯并且使无数原希望已与神联系起来的鼓励与安慰为之幻灭。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无任何协调的可能，除非哲学家承认他们找不到其他方法来代替教会的道德功能，或教会承认信仰与知识的自由。
历史支持上帝的信念吗？假如我们所谓上帝，不是指创造自然的基本物，而是指至高无上的智慧与博爱，这回答必定不得不为否定的。像生物学中的其他部门一样，在基本上历史维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故善无偏爱，不幸繁多，而最后的考验也全看生存的能力。除了人为的犯罪、战争和暴行以外，地震、狂雨、暴风、瘟疫、海啸以及其他天灾（“神的行为”），也周期性地摧残人和牲畜的生活，而且整个的证据说明了上帝不是瞎子，就是公平无私之命运神，以不幸与明显的偶发景象，就使我们主动地推崇秩序、光辉、美丽和庄严。假如历史支持任何神学，那也像祆教与摩尼教一样，定为二元论，即：一个善神与一个恶神正在为争夺控制宇宙与人类的灵魂而战斗。这些信仰和基督教（主要为摩尼教徒）都向他们的信徒保证：善神最后一定胜利。但历史对此极致却不能提任何保证。自然和历史与我们对善和恶的观念并不一致，它们把善界说为生存，而恶界说为淘汰，而且宇宙并无支持耶稣与反对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的偏见。
在宇宙中，人类渺小地位的日渐觉醒，更进一步有损于宗教的信仰。在基督教世界，我们可以说从哥白尼时起，其势力即开始倾颓。虽然过程是缓慢的，但是到1611年，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3—1631）悲叹地球已变成仅是世界的“近郊”，以及“新哲学高叫怀疑一切”时，也正是时常歪戴着帽子去见主教的培根宣称科学乃现代已解放的人们之宗教之时。在那个时代，一如一个外来的神祇一样，“上帝死亡”即已开始。
如此重大的影响，除了科学与历史知识的普及之外，自需更多因素。首先，是新教改革，最初此改革在保护私人的判断权。其后新教派别复杂，神学观念冲突，每派都诉诸《圣经》与理性两者。其后，是《圣经》的更高批判，显示此奇妙的经书竟系易错的凡人不完美的作品。其后，在英国，有了自然神的运动，减少了宗教对上帝与自然几乎无任何差别的含混信仰。其后，与其他宗教的日渐相遇，那些宗教上的神话，大多数在基督教之先，对人接受教义假想的事实上的基础，有了同样的困扰。其后，新教揭穿天主教的奇迹，自然神教揭穿《圣经》的奇迹，一般人揭穿了在宗教史中的一些欺诈、宗教审判不公与屠杀事件。其后，工业取代农业的兴起——每天机器不停的嗡嗡声提示一个机器时代的到来，搅乱了人们原来对每年死而复生的，对生长的奥秘之信心。此外，怀疑学派像贝勒（Pierre Bayle，1647—1706）以及泛神论哲学像斯宾诺莎的大胆迈进，法国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大规模攻击，大革命期间反对教会的巴黎暴动；加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战争对文明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最后，科技的可怕胜利，预期人是全能的，也预期人类的毁灭，目前人正在向苍天神圣的命令挑战。
基督教在本身发展上，也有点自己替自己帮了倒忙，导致很多基督徒不再能忍受传统神学中强调报复心重的上帝为道德的意识。地狱的观念也因教育的提高，甚至从传教士的讲道中而消失。长老会的教友也把威斯敏斯特的忏悔看成羞辱，他们曾在那里宣誓，相信创造无数男女的上帝，不理他的本有知识，而相信他们不管是善士还是恶人，都注定要打入无穷无底的地狱。有教养的基督徒，访问罗马教皇皇宫内的礼拜堂时，也被米开朗琪罗的一幅画震撼，这幅画是耶稣在将犯罪的人一股脑往燃烧着熊熊永不熄灭的火焰地狱中丢去，这就是“温良恭谦的基督”曾鼓励我们青年的上帝吗？正如希腊人道德的发展而瘫弱了他们对好辩而私通的奥林匹斯诸神祇的信仰一样（柏拉图曾说：“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神祇的存在。”），基督教伦理的发展，也慢慢地腐蚀了基督教的神学。耶稣摧毁了耶和华。
基督徒用凡间的组织代替了天堂，是产业革命最高峰和最可议的结果。那些国家乃企图做到不要神的支持也行，这是一个严重的实验，这实验震惊了我们的头脑，也搅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法律，在过去代表神赐给帝王的命令，现在明显地成为易犯错误凡人所乱下的命令了。教育，过去乃是得神鼓励的牧师之圣地，现在变成了一般男女剥去神的外衣和剪除神的敬畏之工作，以及依赖理性和说服，去教化那些只怕警察的青年教徒，而他们可能从不知理性为何物的场所。大学院一度和教会合而为一，现在也被商人和科学家所占去。爱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接替了超自然的教条与道德规范的教诲。神圣节日变成假日。戏院，即使在礼拜天，也家家客满。教堂，即使在礼拜天也处处空着一半座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家庭中，宗教变成一种社会习惯和保护色；在美国天主教徒的家庭中，此风也很盛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中上层阶级，宗教乃是“女性的次一性的特征”。无数的迹象说明基督教正走上古老希腊宗教衰颓的老路，希腊教的衰亡即是紧跟诡辩学者和希腊启蒙运动之后而来的。
天主教之能存在，因为天主教诉诸幻想、希望与意识，因为天主教的神话学可以安慰穷人的生活并给予光明的希望，以及因为天主教教规繁多，所以慢慢又收回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土地。天主教目前已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依附，经由世俗教育与文学的结合，也痛苦于缺点的日增。但是，天主教赢得下述两种人的皈依，一种是对理性的不能确定感到苦恼之人，另一种人是希望借教会之力可以压制内部的混乱与共产党的浪潮。
假如另一次大战发生，一定摧毁西方文明，带来城市的破坏、贫穷的撒播与科学的羞辱，可能像476年一样，使教会变成劫后余生的人们唯一的希望与指引。
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宗教不是一个生命而有很多生命，有死后复苏的习性。在过去，上帝与宗教死而复生不知有多少次！在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年轻时，无神论风行于印度，释迦牟尼本人乃创立了一个无神的宗教，但当他死后，佛教发展成一个包括神祇、圣哲和地狱的复杂神学。哲学、科学与教育扫荡空了希腊的万神殿，但是在这真空状态下，引吸来了成打的东方信仰，使复活的神话更加充实。1793年，阿贝尔（Jacques Rene Hebert，1757—1794）与肖梅特（Pirre Gaspard Chaumette，1763—1794）在巴黎创建无神论者的崇拜会，只信理性女神（Goddese of Reason）误解了伏尔泰思想。一年以后，阿贝尔担心混乱，受卢梭的激励，乃创立唯一真神（Supreme being）崇拜会。1801年，对历史造诣颇深的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一项契约，准许天主教会在法国恢复传教。18世纪轻视宗教的英国，在维多利亚王朝与基督教的协议下也消失了。即在教会应允附属于政府，而且教区牧师应诚心诚意为地方士绅而服务的默契下，政府仍同意支持英国圣教会，并且有教养的各阶层人士也压抑他们的怀疑主义。在美国，因19世纪的“长老创始会”（Founding Fathers）采取理性主义的立场，也予宗教复起的机会。
清教徒主义与异教主义——即抑欲与纵欲——在历史上是相互交替反应的。一般说来，宗教与清教主义风行之时，即是当法律无能而要道德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时期。怀疑主义与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相等的）挺进时，即当法律权威兴起之时，政府就听任教会、家庭与道德衰颓，而认为对国家的安定无何基本上的危害。在我们这个时代，政府之强已与好些力量联系在一起，上列的信仰与道德松弛，而且有让异教主义恢复其自然的倾向。我们的纵欲，可能会带来另外一种反应，道德失序可以产生宗教的复苏，无神论者可能再像1870年无神论泛滥的法国一样，送他们的孩子去天主教学校接受宗教信仰的训练熏陶。且听不可知论者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于1866年的诉说：
让我们享受上帝子民的自由，但我们也要小心，以免我们变成道德沦丧的谋害者，道德沦丧，就威胁到社会——基督教是日渐衰微的话。没有宗教我们应怎么做呢……假如理性主义希望来支配世界而不顾宗教对灵魂的需要，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此失策的结局如何。
历史承认勒南的结论：认为宗教为维护道德所必须吗？亦即认为自然的伦理力量太微弱，抵抗不住潜伏在文明之下而出现在我们梦想、犯罪与战争中的野蛮行为吗？迈斯特尔曾回答说：“我不知道恶棍的心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善士的心是什么样子，那是可怕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社会不需要宗教助力而能长久维持道德生活的实例。法国、美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其政府均与一切教会分道扬镳过，但是他们维持社会秩序仍有赖宗教之助力。只有少数共产国家，不仅已与宗教分裂，而且也拒绝宗教的资助。“只要有贫穷存在，就有神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