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道德是行为规范，一个社会借此而劝诫（法律是强制的规范）其成员与社团在行为上应与其社会秩序、社会安全与社会成长相协调。所以16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内被团团包围，仍能继续维持其存在与内部和平之原因，即由他们有严格而详尽的道德规条之力，有此道德规条，几乎不需要政府与法律了。
历史知识缺乏的人强调道德规范的变化性，而且下结论说，道德规范不必重视，因为它们随时间与空间而异，有时，甚至彼此相矛盾。历史知识丰富的人，强调道德规范的普及性，而结论是绝对的需要。
道德规范不同，乃因它们也要使本身适应历史的与环境的条件。假如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工业期——我们可能发现第一阶段的道德规范在下一阶段中改变了。在狩猎时期，人们必须随时准备去追捕、格斗、砍杀的工作。当人们捕获猎物时，总是吃下胃消化量的3倍，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何时能吃到下一顿。无安全感是贪婪之母，犹如当生存（亦如现时国家间）的考验视杀戮的能力而定时，暴行就是时间的记忆一样——只限于血仇。大体说来，狩猎期男人的死亡率高于女人——因他们常冒生命危险狩猎，因此有些男人就占有好几个女人，而每个男人又被期望能助女人怀孕。故好斗、残忍、贪婪与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中乃是有利的。很可能今天的每一恶行，以前皆曾一度视为道德——即视为塑造个人、家庭或团体生存的品质。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兴起的遗迹，而不是他衰颓的污名。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由狩猎期发展到农业时代的正确时间——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或是由发现谷类可由人工播种以增加野生的收获时开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定：新制度需要新的道德，而把某些旧道德视为罪恶。于是勤勉变得比勇敢更为重要，规律生活与节俭变得比暴戾更加有利，和平变得比战争更有影响。小孩子变成经济的资产，节育变成不道德。就农业言，在父亲与季节的操纵下，一个家庭为一个生产单位，而父权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每个正常的儿童在心智与自力更生方面成熟得很快，他们在15岁时对生活上与体能上所了解的，跟40岁所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所需要的是土地、耕具与健全勤快的身手。所以他们结婚早，几乎都希望尽快成婚，在婚前关系的种种限制之下，他们不必为建立长居久安之家园的新秩序而长期烦恼。对年轻女人来讲，贞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失去贞操，就可能成为无人要的妈妈。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目接近平衡所必需的。1 500年来，这种农业社会的道德：贞操、早婚、不能仳离的一夫一妻制以及责任繁复的母职，一直在基督教的欧洲及其白人殖民地内自我维系不坠。这是严格的规范，由此规范，在历史上产生了某些最强固的德行。
由于工业革命，渐渐地后来是快速而又广泛的，改变了欧美生活的经济形式与上层道德结构。男、女、儿童离开住所与家属，放弃权威与联合，而去个人打天下，报酬也是个别的。在工厂里建立家室，家不是人力建的，而是机器能力建的。每隔10年，机器、操作就变得更复杂，经济能力（支持一家生活的能力）的成熟延后，儿童也不再是经济资产，婚姻也延后，婚前贞操变得更难维持。城市里无一是鼓励结婚的，却处处提供性刺激与苟合的便利。女人是“解放了”——即是说，商业化了，避孕方法也使她们分开交媾与怀孕的相连关系。工业社会日渐成长的个人主义，使父母丧失了其原有的经济基础。不良少年不再受到全村人的约束，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他可以改名换姓，而隐藏其罪恶。科学的进步使试管的权威超过了牧师的权杖，经济生产机械化提出了机器物质的哲学，教育助长了对宗教的怀疑，道德规范逐渐失去超自然的支持力量。旧的农业社会道德规范开始崩溃。
在我们这个时代，跟苏格拉底与奥古斯都时代一样，战争助长强权而松弛了道德。在叛乱而又使社会瓦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公元前450—前404）任由人讥讽其祖先的道德规范，而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约公元前5世纪）也似曾宣称过：强权就是公理。在马略（C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对苏拉（Sulla，公元前138—前78）、恺撒对庞培（Pompey，公元前106—前48）、安东尼（Antony，公元前83—前30）对屋大维的各次战争之后，“罗马充满了失去经济支持与道德稳定力的人，如：已尝过冒险滋味与学会了杀人技术的士兵，看到他们的节约消耗于税赋予通货膨胀中并且招来了战祸的公民……女人因自由而晕头转向，离婚、堕胎与通奸，层出不穷……一种肤浅的诡辩，瞧不起悲观主义与犬儒学派”。这几乎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都市的写照。
历史给我们的一点安慰是：每一个时代，罪恶都会得势的。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甚至还远不如希腊、罗马或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之普遍。“人性主义者形容这是一个学者的爱情，阿廖斯托（Ariosto，1474—1533）并且断言：学者都有此癖好。”阿雷蒂诺（Aretino，1492—1556）即曾要求曼图亚公爵（Mantua，1520—1550）送他一个迷人的男童。卖淫，从亚述时代的国有妓院到今天欧美都市中的“俱乐部”，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是普遍性的。照路德的说法，1544年的维滕堡大学里，“少女竞相放荡，她们追踪男同学之后而进入他们的私室，不论何处，她们都可以献出她们予取予求的爱情”。蒙田告诉过我们：在他那个时代，淫书充斥市场，随处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不道德事件，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只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所著的《一个快乐女人的回忆》（约1749年）——一个真实的淫荡故事——1965年跟1749年时一样的普受欢迎。我们在尼尼微（Nineveh）城附近的土下掘出骰子，可见每一时代的男女皆好赌。每一时代也都有男人无行和政府贪污的事件。也许一般说来，现在比过去还要少些。16世纪欧洲的小册子文学中，“对食粮与其他货物中大量的掺假，痛加斥责”，人类从未彻底遵行“十诫”。我们且看伏尔泰对历史的评论，他说历史主要是“集罪恶、愚蠢与不幸之大成”，而吉本也持此结论。
我们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历史通常所记载的（犯罪事件）与我们一般所经验的有极大的差异：历史学者通常喜欢记载有趣的例外事件——因为它特殊。假如鲍斯韦尔在历史学者著作中所发现的那些特殊人物，都是千篇一律，则我们对于过去的人和事一定更为生疏，不会有正确的判断。隐藏在战争与政治、不幸与贫穷、通奸与离婚、谋杀与自戕等血腥事件的正面之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有美满的婚姻，男女和善而恩爱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享苦中有趣的天伦之乐。即使在记载下的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许许多多善良的故事，甚至是高贵的故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忘怀旧恶，但可以原谅旧恶。历史上仁慈的赐赠几乎跟战场上或监狱中的残酷相等。即使在我们的概略叙述中，我们就不知已看到多少人类互助之事——如法里内利（Farinelli，1705—1782）供应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的孩子一切费用，各界人士救助青年海顿，孔特·利塔（Conte Litta年）替巴赫在博洛尼亚深造缴付学费约1755年，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供给瓦特的费用一再提高，普赫贝格（Puchberg）约1788年暗中接济莫扎特等，谁敢说不能写一部人类善良的历史呢？
所以我们不能就确定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已失去其基础，而工业社会的文明又未迈上正轨，在此期间，道德的松弛乃是社会败坏的征兆，而不是一种痛苦而又可喜的转变。同时，历史使我们确信：文明之败坏是极其缓慢的。在希腊，道德之日薄开始于诡辩学派之说起，其后250年间，希腊仍继续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华作品产生。罗马道德之败坏，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之后不久，但终马可·奥勒留之世，罗马仍不断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当恺撒当政时（公元前60年），就政治而言，罗马是处于最糟乱的局面，但直到465年为止，罗马对野蛮民族并未完全屈服。我们或者也要像罗马帝国那样，要经过长久时间才会垮呢！
在我们的文明中，由于战争的挑衅，需要军事训练，或许因而使道德纪律也将恢复。部分自由随整体安全而变化，在英美的个人主义将像地理条件的保障终止一样，也会消灭。性放纵由于其本身过度也自会矫正。我们毫无约束的孩子们可能会亲身见到秩序，而谦虚变成时尚。穿着衣服或将比暴露更富刺激。同时，我们有不少道德上的自由也是很好的，如：解除神怪的恐惧，谑而不虐的开开玩笑，既不伤害到别人，也不伤害到自己。以及偷闲到郊外透透风，感受大自然的气息，不都是很愉快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