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之斗争，是财富集中与分散之历史乐章的一部。当然，资本家在历史上已尽了创造的功能，如他们用分红或付利息的方法，集聚人们的储蓄变成生产资本；他们投资农工业机械化事业，以及分配合理化事业。结果，使今天货品由生产者到消费者间的流通，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他们把自由的幸福福音用来作为商人的辩护，他们说，听任货物流通，免除通行税和法令规章的限制，商人能使社会大众在食物、住宅、舒适与享乐等方面，比工业由政客管理、人员由政府官吏充任以及不理会供求律的经营，会更为充裕。在自由企业制度下，靠竞争的刺激与占有的热情和兴趣提高人的生产与发明能力；每一种经济上的才能，在人才的交流与技术的自然选择下，几乎迟早都会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与报酬；而且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法则，几乎是所有商品之生产与服务之报偿，均取决于大众的需要，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法令。同时，竞争迫使资本家竭智尽力，以使其产品达到前所未有的完美。
此种种要求，今天看来有不少是真理，但是，何以历史对抗议与反对工业优势的滥用、物价的操纵、交易的狡诈与为富不仁的财主，作那样有力的反应，他们未能说明这些流弊一定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在许多的国家与上千年的历史中，都曾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我们且来看看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马利亚情形：
经济由政府经营。大部分可耕地都是皇上的财产，劳动者的收获送到皇家仓库然后由那里领取定额的配给。因为庞大的政府经济机关之管理，乃发展而成一种非常有差别性的特权阶级，并保持全部配给的运送与分配之记录。在乌尔国（Ur）自己的首都，在来加西（Lagash），在乌玛（Umma）等地所发现的陶土泥板，约有10‰都刻载着此事……国外贸易也是用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实施。
在巴比伦（约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的法典，曾规定牧人与工匠的工资，以及医生开刀的手术费。
在埃及的托勒密（Ptolemies，公元前343—前330）王朝统治下，政府拥有土地，并管理农业，如：告知农人什么土地要耕了，什么庄稼要长了。农人的收成由政府派人估计并予以登记，然后在皇家打谷场晒打，最后由农民人连人结成一条活链，运送到国王的谷仓去。政府拥有煤床并霸占金矿。油、盐、纸草与丝的生产和贩卖，皆国有化。所有商务皆由政府控制与管理，大部分零售业也落在代售政府产品的经纪人手中。银行业为政府所独占，但是其作业可以委托私人行号代理。每一个人、每一个工商业、每一道程序、每一件产品、每一次售出以及每一份合法文件，均定有税则。要确保税的转移过程与收益，政府要维持一大批税吏以及一个非常繁复的有关个人与财产的登记制度。此制度下的岁入，使托勒密王朝成为当时最富有者。大工程企业完成了，农业改良了，并且收益中有很大的比例是用来开发和建设国家，以及投资在文化生活上。大约公元前290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城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建立起来了。科学与文学鼎盛，在托勒密时代的某一不能确定的时期中，有些学者将摩西五书之《旧约圣经》（Septuagint）译成希腊文。可是，不久，法老们对耗费不赀的战争有了兴趣，在公元前246年，法老们本人也酒色一起来，致使政府的行政与经济的管理权都落到一批穷凶极恶的坏蛋手里，这批人，穷人有一毛钱都要榨取出来。政府的苛捐杂税一代比一代增加。罢工日多，暴乱迭起。首都亚历山大城的一般老百姓，都被仁爱与远景所贿倾向和平，但是因受到大量军队的监视，在政府里不准有反对言论，结果，他们都变成了暴民。农工业因缺乏激诱力而衰疲，道德瓦解日广，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置于罗马的统治下之前，秩序仍未恢复。
罗马在戴克里先国王（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的统治下，也曾有社会革命的插曲。面对日增的贫穷与群众的不稳状态，同时又面临蛮族入侵的急迫危险，他在301年，提出一项“平价法案”（Edictum de Pretiis），宣布为了避免货品在市场上涨价，实行垄断管制，并规定重要商品的价格与服务业的工资最高限额。扩大公共工程使失业者有工作机会，粮食免费配给穷人或减价售给穷人。政府已经拥有大部分煤矿、石矿与盐池——几乎把所有重要的工业与工会都置于严密的管制之下。文献告诉我们说：“在每一座大城市里，政府都成为一个有权力的雇主……立于私人工业家的头肩之上，不管怎么样，私人工业家都要受到重税的压制。”当商人宣告破产时，戴克里先解释说，蛮族已在我们的大门口，在集体自由不能确获保障前，个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经济管制，可能由恐惧外来攻击而生。若其他因素相同，内部的自由与外部的危险总是成反比。
对戴克里先的膨胀、奢侈而又贪污的官僚制度来说，在经济的细节上，管制人员的工作证明嫌多。为了支持此官僚的局面，如军队、法庭、公共工程和失业救济，税捐遂增高到使人们失去工作与赚钱的兴趣，而且在律师找法律漏洞逃税与律师又制定法律防止逃税之间，作交互腐蚀的竞赛。罗马人成千上万为逃避税吏，乃逃到境外在蛮族人之间寻求庇护。政府为设法阻止这种逃税人的流动，同时也为顺利推行法令与税收，乃发出命令不准农人离开他们的田庄，工人离开他们的商店，除非他们能先把债务与税捐缴付清。中世纪农奴制即在这种情形下开始了。
中国也曾数度试行国家社会主义。司马迁告诉我们说，防止私人“保有他们的独占山泽之利，并且不要让下层阶级自生自灭”，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乃宣布土地资源国有化，扩大政府权力管制运输与贸易，提高所得税以及创设公共工程包括开凿运河、蓄水及灌溉农田。政府储存货物，贵时卖出，贱时买进，以平抑物价。所以司马迁说：“富商巨贾不得居奇谋利……而国内的物价也应管制。”我们知道其时中国之繁荣，可以说是空前。武帝死后，“天灾”人祸相接，迫使这改革实验结束。水灾与旱灾交互而来，物资奇缺，物价高涨而无法控制。商人抗议高税，指高税使人们懒散。穷人为生活费用高涨而烦恼，也加入富人一边，吵闹恢复旧制。有人提议，新制度的发明人应下油锅活烹。于是各项改革一项接一项被取消，当一位哲学家国王恢复这些改革时，原来的改革几乎已为人所遗忘。
王莽（公元9—23年在位）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一位文学爱好者，一位对朋友与穷人疏财仗义的百万富翁。他篡得帝位后，环侍其左右皆是在文学、科学与哲学上有教养之士。他把土地收为国有，然后等分给农民，并且取消奴婢制度。跟汉武帝一样，他也想用平疏的办法控制物价。他以低利贷款给私人企业。那些因他的改制而利益削减的集团，联合起来而计谋将其推翻，这些人获得水旱灾与外来入侵之助而成功。富有的刘氏宗室领头造反，杀死王莽，并废其新制，一切又复旧观。
1 000年之后，王安石为相（1069—1085），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制经济制度。他坚持：“鉴于济助农人以免他们被富人压抑致死，政府必须掌握整个农、工、商业的管理权于自己手中。”他以低利贷款给农人，免得他们受高利贷和债主压榨。他用改进种子与其他援助鼓励新移民，待收成后再归还。他建设规模宏大的工程以控制洪水，并借以防止失业。每一地区都指定专人负责管制物价与工资。商业国营。老年、失业、穷人分别给予津贴。教育与考试制度（此制决定进入政府工作与否）也予以改进。一位中国历史学者说：“学生扔掉他们诗词歌赋的教本，开始研究初步的历史、地理与政治经济。”
这实验受到什么拆台了呢？第一，高税，为支持政府日益膨胀的公务员，样样课税。第二，征兵，每个家庭须出一丁以应付蛮族的入侵。第三，贪污，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面对让私人强取豪夺，还是让公家贪污腐化之间作一选择。由王安石兄弟领导的保守派[1]乃声称：贪污与无能使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不合实际。并辩称：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依赖于人们受自然的冲激之放任制度。富人受到高税及商业又为政府所垄断的痛苦，乃资助不信任新政的运动，阻止新法的推行，而使其结束。这反对运动有很好的组织，不断对仁宗皇帝施加压力。当又一期的旱灾与火灾发生时，天上出现一颗可怕的彗星，于是天子罢去王安石，并取消他的新法，而召反对派执政。[2]
社会主义政权维持最长久的，就历史已知者是印加人（Incas）所建立的政权，印加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秘鲁的在13世纪时的名称。他们的社会主义权力主要是基于一种流行观念，即认为地上的主权是天上太阳神的代表，所以地上政权代表太阳神组织并指导农工商业。由政府普查而保有一切物资与个人及收入的资料。统治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领土，当然要有专业的“稽查员”（runners），他们利用道路系统，维持一个交通网，确实地保持这份详细资料。每一个人都是政府的雇员，而且似乎是愉快地接受这种情况而视为安全与粮食的希望。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153年秘鲁被皮扎罗（Pizarno Francisco，1471—1541）征服为止。在沿着乌拉圭河两岸的葡萄牙殖民地上，亦即南美对面的斜坡地带，有150个耶稣会传教士（Jesuits），他们约在1620年到1750年之间，将20万印第安人组成了另外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些牧师统治者几乎管制一切农商工业。他们要每一个青年在他们所教导的贸易中选一项来从事，而且要求每个身体健康的人每天工作8小时。他们为土著提供休闲活动、安排运动、舞蹈以及无数首的赞美诗的演唱，并且训练交响乐队，演奏欧洲的名曲。他们的工作像教师、医生、法官，他们还制订一种废除死刑的刑法。这些土著，都是温良的且对现况满意，并且当其社会受到外来的攻击时，他们竭智尽力地加以保卫，使敌人都感到惊讶。1750年，葡萄牙将包括耶稣会教士建立的7个社区在内的领土转让给了西班牙。原因是一项谣言流传甚广，说是这些殖民地的地下有金矿，所以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坚持立即占领。葡萄牙在庞巴尔（Pombal，1699—178年2）统治下的政府，乃命令传教士与土民离开那些住地，虽经印第安人反抗，而这社会主义的实验仍然寿终正寝。
德国在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社会动乱中，共产党根据《圣经》所喊的一些口号，颇为乱党的领导人所倡导。传教师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89？—1525），要求人民打倒亲王，僧侣与资本家另建立一个“高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属于大家的。他征募一支农兵，用《福音》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鼓动他们，并领导他们走上战场。结果失败，有5 000人被杀，闵采尔也于1525年上了断头台。汉斯·胡特（Hans Hut）接受闵采尔的教训（约1530年前后），乃在奥斯特利茨地方组成一个再浸信教的社区，实行共产主义，几乎维持一个世纪之久（约1530—1622）。莱顿地方的约翰（John of Leiden）也领导一个再浸信会的团体占据了威斯特伐利亚的首都明斯特。在那里，他们也维持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有14个月之久（1534—1535）。
17世纪，在克伦威尔军中，有一个叫做“平等者”（Levellers）的团体，要求克伦威尔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未果。在光荣复辟期间，社会主义的煽动才平息，但是当产业革命显示出早期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忍时——如童工、女工、工时长、工资低以及易引起职业病的工厂与贫民窟，此运动又起。马克思与恩格斯1847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等于是此运动的《大宪章》，而1867年到1895年所发表的《资本论》则等于此运动的《圣经》。他们预期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国受到影响，因为英国工业最发达而又达到集中管理的阶段，引进此运动似乎最为适宜。可惜他们早逝，未受共产主义在俄国爆发的震惊。为什么现代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尚在萌芽时期的俄国发生？那儿根本没有大的工厂需要转移到政府手中控制。虽然数世纪以来，农民的贫穷与知识分子谋反的著述，已为此运动铺路，但是农民于1861年已由农奴地位获得解放，而知识分子也已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正与政府管制一切的思想相反。因此，1917年的俄国革命成功，可能由于沙皇政府在欧战中被击败而政府低能腐败。俄国经济在战乱中也已崩溃，农民由前线携带着武器返乡，而且列宁与托洛茨基（Trotsky，1877—1940）受到德国政府的安全保护，一路平安地回到俄国。故俄国革命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乃是因为新政府内受混乱的挑战，外受攻击。人民的反抗是任何被围攻下的国家免不了的反应——因在秩序与安全没有恢复前，将一切的个人自由放置一旁。此早期之共产主义就是战时经济。
现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正在恢复个人的动机以使该制度能有更高的生产刺激，而且也准许人民身体与知识上更多的自由。同时，资本主义也借半社会主义的立法，通过“福利国家”财富重分配的政策，来从事限制个人所得的有关步骤。马克思是对黑格尔的反叛：他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好像暗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斗争，乃将在社会主义获得全胜下而结束。但是，假如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公式适用于工业革命是“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反”，而第三步情况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而且这种协调现象，西方国家很明显在进行中。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角色，一年一年地升高，而私人参与的因素一年一年地降低。资本主义保有私人财产、自由企业与相互竞争的刺激，而生产货物充沛，供应无缺。高税重重地压抑了上层阶级，也使政府能在人口自我限制的情形下，为教育、健康与娱乐提供前所未有的服务。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
[1]此处杜兰特引叙资料可能有误，反对王安石的保守派领导人物中似无其兄或弟。
[2]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改革，其中有司马迁与王安石话之直接引文，但因杜兰特所据者为外国人的英文著作，究竟出自中文何书何处，无法查对还原，且建议汉武帝实行盐铁政策者为桑弘羊，非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