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成长与衰退
我们曾把文明界说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政治秩序由习惯、道德与法律而得稳定，经济秩序由生产与交换的继续不辍而得稳定。而文化的创造则由创始、发表及试验的自由与便利而来，它是观念、文学、礼仪与艺术的果实。文明是错综而又变动不尽的人类关系网，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又毫不珍惜地予以摧毁。
为什么历史与文明的破坏混在一起？好像雪莱的《奥西曼提斯》（Oyzvmandi-as）似乎告诉了我们，死亡是万物的定数。在历史的成长与衰颓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轨迹可循，而使我们能够由过去的文明进程，去预测我们自己的未来命运？
有些想象力丰富的人是这样想，甚至正在详测未来。维吉尔在他的《第四田园诗》里就曾宣称：总有一天这整个宇宙会变成和那些已被人遗忘的古代文明一样情况，因为天灾与人祸会把人们变革的才能消耗殆尽，而且那些过去发生过的情况，将来也会一再重演，使我们在每一方面，都难逃毁灭的定数。那时将是：
会有另外一位先知提菲斯（Tiphys），
也会有另一只神船阿耳戈（Argo），
载来（伊阿宋[Jason][1]等）及其他令人爱戴的英雄；
又将会有另一次战争，
伟大的阿喀琉斯又将被送回特洛伊。
尼采曾因有此人类厄运的“永恒不息循环”之幻想，而致发疯。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但也只有在哲学家中能发生这种事。
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如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亦如过去，会有一些新国家兴起，一些古老国家衰落；会有一些新的文明由草莽农牧开始，而进步到工商业社会以致奢靡豪华。思想，从全局来看，也会由超自然的神奇时代进到传说的时代，由传说时代再进到自然主义的诠释时代，正如维科（Vico，1668—1744）与孔德所辩论的一样；新的学说、发明、发现与谬见，也将会激起知识界的潮流；新生的一代将会对老一代反抗，而且会由反叛进到适应与复古；道德上的实验也会松瘫了传统而威胁到传统者的权益；以及革新的狂热将会因对时间的漠不关心而被人遗忘了。历史在大的事件上自我重演，乃因人性的改变像地质的缓慢变化，人们对常常发生的情况与刺激，像饥饿、危险与性欲等，总是准备用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付。但是在高度发展与复杂的文明社会，个人间比在原始社会里有更多的差异与独特性，而且有很多情况含有奇异的现象而需要修正本能的反应。习惯减退了，推理扩展了，结果很少有能预测的事。未来要重复过去，并非是必然的。每一年都有所进展。
有些思想家找出历史大的轨迹就强将其做成俨然不可动摇的定例。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即曾把过去和未来划分成“组织的”时期与“批判的”时期互相交替的现象。他说：
人类发展的法则……呈现出社会两种不同而又互相交替的状态：其一，是有组织的社会，在这社会中，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集体的，可预见的，而且被一种普通理论所规范的，同时，社会活动的目的也清晰可辨；另一是批判的社会，在这社会中，一切社区的思想，一切共同的行动，一切的对等关系都终止了，而且社会只是各自为政的个人，在彼此冲突中的一种乌合团体。
这两个状态或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据有历史两个时期。一是组织的时期，希腊时代的前期就是这时期，我们称之为哲学时代，但是我们把它称之为批判的时代更为恰当。后来一种新的学说兴起了，很快蔓延到各方面，经之营之，各有成就，而最后，建立起其政治的权势，凌驾于西方文明之上。教会的制度，是组织时期新纪元的开始，它结束于15世纪，当宗教改革之声响起时，也就是批判的时代之来临，这时代一直继续到我们今天……
在组织的时代中，一切基本问题（神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至少都已获得暂时性的解决，但是，不久由这些问题的解决之助，而完成了进步，而且在固有制度的保护下，承认由它们而进步，但却又觉那些解说不够，而唤起了奇异的幻想。批判的新时代——辩论时期，抗议时期……以及转变时期，对一些重大问题用怀疑、个人主义与漠不关心的态度取代古老的思想……在组织的时期中，人们忙于建设；在批判的时期中，人们又忙于破坏。
圣西门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开创一个联合信仰、组织、合作与安定在一起的新组织时代。幸亏共产主义未能证明是生活新秩序的胜利者，否则圣西门的分析与预测势将视为有理。
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又与圣西门的说法不同，他把历史分成各自独立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像四季循环一样的独立生活过程与轨迹，不过主要的是两个时期：一是向心的组织时期，这时期，在所有各方面，都结合一个文化成为一个统一的、连贯的艺术形式；而另一个是离心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在分裂主义与批判主义之情形下，法令与文化解纽了，而结果是陷于个人主义、怀疑主义与艺术突破传统的混乱局面。圣西门期望社会主义成为新综合时期，而史宾格勒，像塔列朗一样则怀念贵族政治，认为在那个时代中，生活与思想都是一致的、有秩序的，而且创造了具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他说：
西方文明有其特征，差不多有1 800年了——即一方面，偏僻地区文明是由内部成长而成，这地区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故充实而安定，他们自歌德儿提时代到歌德与拿破仑时代，都在作重大的、不断的改良之中；另一方面，我们的大都市，是由知识分子铸造而成的，他们过着灰色的、虚假的、无根的生活……个人不知这结果是必然而又不能免的，无从改变，则必须放弃一切意欲了解历史的努力。
在这点上，所有人都是一致同意的：即文明具有生、长、衰、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动奔腾的溪流而逐渐停止变成一泓死水。那么，什么是文明成长的原因呢？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
今天无一学者再持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起源乃由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大多数国家（指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而言）可能都是由一个团体被另一个团体的征服而形成，并且由征服者继续建立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的早期法律；再加上民族的习俗，便创造了一个新社会的秩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很明显地即由此方式而来。当统治者得天独厚（像埃及或亚洲的河川）而建立起他们的工作目标时，经济的活动又构成文明的另外一个基础。当思想的与感情的活动超越原始部族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可能兴起一种紧张的情势。这种情势可能因周围环境中任何挑战性的改变而升高为更进一步的激动，像外来的入侵，或者是长期的雨量缺乏——这种挑战可因军事上的改革或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予之对抗。
假如我们把问题再向后推，问一问：一种挑战是否会遭到对抗是由什么决定的？回答是：这完全要看当初始遇这种挑战而又有创造力的人，是用明智与志能（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定义）面对此情况，对此新情势作有效能力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智慧的定义），还是逃避这情况。假如我们再问：有创造力的人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由历史而推到心理学与生物学方面去——即其乃环境的影响以及遗传染色体的奥秘作用。总之，对一种挑战对抗成功了（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而且假如胜利者又未元气大伤（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则一国的地位与士气便上升，而使它更有能力去应付更进一步的挑战。
假如这些是文明成长的源泉，那么，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是否我们应依照史宾格勒等学者的说法，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天然而又神秘地赋有发展成长的能力与死亡的命运？用生理学或物理学以类推法来解释团体的行为，描述一个社会的退化外受生命上某些固有的限制，或者内受某些无法恢复的耗损之限制，确是很吸引人的。这些类推，如我们把个人的联合与细胞的组合相比，或者将银行钞票的发行与收回比做心脏的收缩与扩大作用，是可以提供暂时性的解释。但是，一个团体除了它是由个人组成的一点外，并非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必须要用它的成员之脑与神经来思想、来触感事物。当一个团体或一个文明衰败时，它并不是由于团体生命上神秘的限制，而是由于其政治的或思想上的领导人对抗一种变革的挑战遭受失败所致。
挑战可以来自一打以上的原因，而且可以一再重复地联合而来，升高破坏的强度。雨量与绿洲溪水的缺少，可使大地由干旱而变成不毛之地。土地可由懒惰无能的男人或不当的使用而耗尽地力。用奴隶劳工代替自由劳工就会减少生产的激素，而使土地荒废，城市萧条。贸易工具与路线的改变——像海空的征服——也可以使一个古老文明中心寂然消沉，1492年以后的比萨与威尼斯即是如此。捐税高过某一点，也会使资本的投资与生产的刺激受到顿挫。海外市场与原料丧失，更会失去企业的竞争能力。进口超过出口，更会挖空国内储存的贵重金银财宝。财富的集中可使一国在阶级战争或种族战争中而分裂。人口与贫穷集中于大城市，就会迫使政府在用救济方法而使经济衰微，还是甘冒叛乱与革命的危险，两者之间作一选择。
因为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不平等，便会自动分成两个阶层，一是高级文化知识分子，是少数；一是普通愚夫愚妇，是多数。更不幸的是因天生或环境上的关系，使此社会无法继承或发展高贵与风雅的水准。当多数的活动增加时，少数的文化水平也向上提高。社会的语言、服饰、娱乐、感情、判断与思想的方式向上扩展，而多数内在的野蛮行径，就变成少数控制教育与经济机会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当教育普及时，神学就失去信任，教育只在不影响行为或希望的情形下，接受表面的顺从。生活与理想日渐世俗化，不理会超自然的解释与敬畏。道德规范失其灵气与力量，因人类的起源已经暴露无遗，神圣的监督与惩罚也不存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在知识阶级中摧毁了旧信仰，近代欧洲很多国家的哲学家也完成了同样的成就。只不过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5世纪）变成了伏尔泰，第欧根尼（Diogenes，公元前412—前323）变成了卢梭，德谟克利特变成了霍布斯，柏拉图变成了康德，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约公元前500年）变成了尼采，亚里士多德变成了斯宾塞，伊壁鸠鲁变成了狄德罗。古代与近代相似，分析性的思想使得一向支撑道德规范的宗教解体了。虽有新的宗教，但它是与统治阶级分离的，对政府也不予任何服务与帮助。在基督教之前的一个世纪，理性主义的胜利，带来了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凌驾于神学之上。在基督教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又带来今天同样的胜利。
夹在道德规范一个接一个解纽的中间是迷失的一代，环绕着这代的是奢侈、腐化以及家庭与伦理的混乱，除了绝望地死守着一点残缺不全的固有准绳与约束外，简直一无凭依。不再有人认为“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美好而又光荣的”。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可能使其国家陷于瘫痪，而引起内讧。在战争中，一次决定性的挫败，其结果可能带来最后的大难或由外引来野蛮人的入侵，由内引致野蛮主义的抬头，两相联合而将一个文明带到绝境。
这是衰亡的写照吗？不太像。生命无权要求长生不老，不论个人或国家都难免死亡。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适时，死亡是可原谅而又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对死亡的来临也不会感到悲愤。但是文明能死吗？仍旧是不太像。希腊文明并未真正死亡，只是其体制消失了，其场所改变了并且扩展了，它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里，而且内容那样的丰富，没有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将其全部吸收，不论他活多长，过得如何充实。荷马的读者，今天远比他当时当地为多。在每一所图书馆与大学里，都有希腊的诗人与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以哲学为“宠好”的发现者在研究柏拉图以富领悟的思想去扩大人生。此有选择性富创造力的思想之复苏，乃是真正的永垂不朽而又有益世道人心的。
国家死亡了。古老地区日渐贫瘠，或苦于其他变迁。富有韧性的人重振精神，拣起他的工具与技艺，缅怀往事，汲取教训，继续向前。假如教育加深而又推广这些往事，文明即随他转移，而在他地另建一个家园。在新的土地上，他不必一切重新开始，也不会无友谊地帮助而独行其是。交通与运输仍使他与其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滋养的胎盘里。罗马输入了希腊文明，而又将其转输给西欧；美洲受惠欧洲的文明，而又准备用前所不能比拟的转移技术再传播出去。文明也就是人类的世代相传。因为人的生命由再生而超越了死亡，所以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关系，把其遗产传给他的继承者。为了保存每一种文明所赐予人类的一切遗产，甚至像下述这些沟通线路：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各国家与各文明都记载下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事实。
[1]伊阿宋为希腊神话中人物，传说为乘阿耳戈去寻找金羊毛的船上的船长或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