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以小结的方式来把握它的全貌。中国的某些部分依然是深厚的传统社会，甚至基本上与市场隔离，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正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变成全球社会的组成部分。有关的轶事资料很丰富，但现实是社会全景过于多样化和动态化，以致无法用分析来进行有把握的概括。
有三个主要问题——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内部结构和制度的道德基础——对未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第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如何演变？上文所刻画的图景是一个正在退却的国家寻求通过多个组合形式的组织与社会建立联系，每一个组织都体现着一种社会利益，并与政府有一种获得了批准的关系。这种方法如果有效，将会顾及社会差异和对各种不同利益的认可，也会考虑到实际消除体制中代表这些利益的团体之间的竞争。因此，它把总体的权力保留在了国家手中，反过来，国家又通过它与社会团体相联系的各个部分和部门参与到了有秩序的谈判关系之中。
看不到这种组合主义方式失败的文化理由。但是，组合主义要求公民普遍看到国家的行动是合情合理的公正和公平的。因此，这种方式假定社会压力可以通过国家对公众情绪的充分责任而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中国当前的变革并不能保证这种结果。
组合主义方式的成功可能通过中国官员逐步成功地处理当前政策日程上的三个极其重要的相关问题来达到：发展更有效的方式来遏制掠夺成性的官员的腐败；发展朝着日益法制化方向前进的方式，使公民感到自己在面对滥用行政权力时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扩大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使改革中的受损害者不会对体制彻底丧失希望。
相反，如果腐败变得愈发普遍和深入，如果地方专制愈发严重，如果那些在改革中生活困难的人看到国家抛弃了他们，那么，反抗国家的社会运动就可能破坏组合主义寻求的有控制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演进。农民的不满可能构成这个问题的主要部分。在农村，收入停滞、官员勒索以及贪婪的地方领导人对土地的征用，正在一起产生着日益严重的抗议活动。 [70] 如果潮流向着这个方向运动，那么其他的发展，如获得了极大改进的中国公民相互交流的能力以及在全国各地流动的能力，就会在构成社会流动群体反抗和破坏国家权威的混合力量中成为重要的力量。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在社会中将产生什么样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如今中国有了百万富翁，他们与主要政府机构和部分官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可能组成同盟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并压制竞争吗？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用“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新的指导原则。这次大会的重要结果之一，是那些在改革中起家的中国富人如今能够寻求在政治权力上的地位。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政治体制可能演变成一种寡头统治的形式。
城市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形成。在西方，这个阶级在寻求保护其财产和活动免受它从中兴起的封建国家的侵害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住房私有化、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可能会使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发展，而国外在改进财产权（以及个人权利的国外模式）方面的压力可能加强这种趋势。不过，至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在与国家的紧密互动中而不是偏好反对它的形式中发展。许多访谈显示，中产阶级人士普遍把国家看作新机会的一个源泉，并且寻求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发展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因此，中产阶级将会采取什么方式对待国家依然很不清楚，但是，这个问题在决定未来几十年内的国家-社会关系方面将有十分重要的潜在作用。 [71]
工人阶级是另一个问题。毛时代国有企业享有特权的城市工人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农民涌入城市，以及传统的就业结构和相关的对社会义务的理解受到的侵蚀，共同创造了给大规模剥削许多工人留有余地的环境。 [72] 因此，在许多地方工人的不满程度很高，但是，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发展却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结构障碍。例如，香港附近深圳的工人大多是来自湖南和四川等内陆省份的年轻的农民移民，他们对以前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思想形式毫无所知。相反，东北的工人大多成长于国有企业，并瞄准着极其不同的参照系。一个群体很难与另一个群体关联起来。一个25人以上的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只能加入一个工会，而这个工会通常与管理层紧密合作来干预工人的活动。当工人骚动确实发生时——它几乎每天都发生——当局已经发展了普遍有效的方式来冷却事态，防止来自不同工会的工人联合起来。但是，未来远未确定，农民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将对工人保持着压力，为了保住工作不让那些太想插进来的人取代他们，必须抑制住自己的不满。
最后一个大问题关系到将支撑中国高速演变为一个富裕社会的价值观结构的性质——和地位。人们大规模地脱离土地、城市就业及其结构的改变、国际资本和媒体的影响以及收入结构的快速变化，已经加深了现存的代沟，造成了在诸如行为方式和准则这类基本社会问题上的根本性混乱。如今，中国人广泛接受的唯一观念似乎就是，赚钱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都是重要的。对文化、后代、婚姻、性以及其他核心问题的态度处于极大的变化之中。
传统中国和毛时代的学者通常都认为，中国社会在对政治领袖提供并培育一种令人深信不疑的道德框架，以此作为社会和经济幸福的绝对前提的期待程度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学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传统智慧中的这个主要方面是否依然有效。如果还有效，那么人们现在就必须断定：中国社会——包括国家的基层干部——将是一个主要的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如今，甚至连基层干部中也很少有人把政治领导层看作提供道德准则的权威。因此，领导层用经济成就换取社会安定的技巧肯定是有问题的。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制定了把中国建设成“小康社会”和到202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它留下了两个问题没有回答：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发展出一种有助于保持社会一致的有意义的价值观共识，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成就吗？再有，如果它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没有指导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那么，更加强大的中国对其邻国及整个世界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例如，参见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Oi(1989),Shue(1988),and Siu(1989)。
[2] Townsend(1969)提供了详情。
[3] 参见Walder与Womack的交流：Walder(1991)和Womack(1991)关于国有企业中这个问题的讨论(引文来自Womack,p.314)。这场讨论引自Walder(1986)。
[4] 如Perry(1993)。
[5] Wasserstrom and Perry(1992)中的Cheek一章把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为牧师的概念来使用。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65),第69-98页。
[7] Kyng(2003):Siu(1990)在其论文的导言中详细论述了从中华帝国至今的知识分子角色的变换。
[8] 如参见Wu(1993)。
[9] Liang and Shapiro(1993).
[10] 有关此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详细探讨，参见Thurston(1988)。
[11] 例如，Pye(1980),Pye(1988),and Pye(1992);Solomon(1971)。Nathan(1993)怀疑这种对待中国政治文化差别的经验主义的有效性。
[12] 例如，1976年作者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时，表示要提供一份曾出席一大、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公博写的有关这次大会的论文复印件。解说员草率地回答说，陈已成为叛徒，因此他的文章没有历史价值。
[13]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其间，中国许多年轻人学到了初步的孔子教导。
[14] Link(1992)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个精致而微妙的解释。
[15] 一位知识分子1980年对作者说：“我可以原谅共产党人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我绝不原谅他们让我的孩子们鄙视知识分子。”
[16] White(1989);Barnett(1967).
[17] 这些例证得自于访谈。
[18] Goldman and MacFarquhar(1999)中的Goodman一章。
[19] Financial Times (Dec.28,2002).
[20] Perry and Seldon(2000)中的Feuchtwang一章。
[21] Migdad,Kohli,and Shue(1994)中的Shue一章考察了几个农村地区的这方面情况。又参见Economy(2003)。
[22] Kaye(1993);Hong Kong :Secret Societies Rampant ...(1992);Wang Zhen Decries Loss of Party Influence (1991);Cheung(1990);Nanjing Paper ...(1987);Threat from Secret Societies ...(1986).
[23] Solinger(1999);Lee(2002).
[24] Lee(2002).又参见Perry and Selden(2000)中的Lee一章。
[25] 根据作者对会议出席者的访谈。
[26] 与作者的座谈。
[27] Leung(1993).
[28] 吉林事件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后来在地方上公开曝光。此处来自作者对一位读到过报道此事件的地方报纸的外国访问者的谈话。这类小独裁的大量其他例子可以在Perry and Selden(2000)和Shambaugh(2000)中找到。
[29] 有关组织法及其实施，参见O'Brien(1994);Lawrence(1994);Goldman and MacFarquhar(1999)中的O'Brien and Li一章;Coate(1997):Manion(1997)。Rozelle(1994)详细探讨了保留在中国许多农村中的政府官员的权力究竟有多广泛。
[30] O'Brien and Li(1995);C.K.Lee(2002).
[31] Madsen(1993);Solinger(1993);Zhou(1993);Perry(1993);Rosenbaum(1992);Wasserstrom and Perry(1992);Wakeman(1993);Rowe(1993):Shen(1992);McCormick,Su,and Xiao(1992),以及其他著作。
[32] Lubman(1999).
[33] Unger and Chan(1995);White,Howell,and Shang(1996).
[34] Rosenbaum(1992)中的Solinger一章探讨了国家和商人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又见Perry and Selden(2002)和Goldman and MacFarquhar(1999)中的Solinger章节。
[35] Huang(1993).
[36] 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同，它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弱小的社会：Migdal(1988)。关于这种观念适用于毛时代的中国，参见Kelliher(1992)。
[37] 李培林(2003)提供了基本数据。
[38] 李培林(2003)。
[39] Peerenboom(2002).
[40] Inglehart,Basanez,and Moreno(1998).
[41] Lubman(1999).
[42] Pei chapter in Perry and Selden(2000);Peerenboom(2002).
[43] Peerenboom(2002).
[44] Tanner(2002);Wu(1992);Seymour and Anderson(1998).通过教育进行的改造可延长到第4年。
[45] Nathan(1985).
[46] Lubman(1999).
[47] Cohen(1965).
[48] 关于毛时代中国的阶级问题，参见Kraus(1981)。
[49] Li Cheng(2001).
[50] Khan et al.(1992);Khan and Riskin(2001).
[51] Khan and Riskin(2002).
[52] Khan et al.(1992);Khan and Riskin(2001).
[53] Khan et al.(1992),pp.1041-1042.
[54] Khan et al.(1992);Khan and Riskin(2001).
[55] Khan and Riskin(2001).
[56] Khan et al.(1992).
[57] 关于农村改革对妇女的影响的一个出色的分析，参见Agarwal(1988)中的Kelkar一章。
[58]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成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一个广为宣传的典型，因为它未依靠政府援助而成功地从自然灾害中恢复了生产。Salisbury(1992)提供了有关大寨这个典型的政治上的幕后信息。
[59] 有关毛时代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妇女地位问题的出色资料包括：Andors(1983);Johnson(1983);以及Afshar(1991)中的Davin一章。
[60] 参见Bauer et al.(1992)。
[61] Kahn and Riskin(2001).
[62] Symposium on Rural Family Change (1992);Judd(1990):Bridges(1991);Kahn and Riskin(2001).
[63] 关于生育控制计划，参见Zhang(1992);Yang and Zhang(1992);Peng(1990)。
[64] Norman(1993);Slaughtering the Innocents (1993);Andersen(1993).
[65] 李培林(2003)。
[66] Four Sentenced to Death (1993);Kahn(1993);Mirsky(1992);Hong Kong :Officials Fight …(1991).
[67] Lee and Kleinman(2002).
[68] Davis(1992);C.K.Lee(2002).
[69] Blecher(2002);李培林(2003)。
[70] Bernstein and Lu(2000);Bernstein and Lu(2003).
[71] Goldman and Perry(2002).
[72] 例如，参见Chan(2001);C.K.Lee(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