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与中国社会
在最初促进农村整体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10年后，中共在“大跃进”饥荒发生后即改变了工作重点。尽管在口头上继续称颂农村是革命热情的温床，实际上它试图从农村获取粮食，限制国家对农村的投资，限制农村的问题，获得农民效忠的声明，并防止农村的反叛。这些做法是对最初农村革命性进程的重大倒退，甚至“文化大革命”也只是在表面上闯入了农村。
用来隔绝城乡并孤立农村社会的主要方法已经讨论过了，它们包括：禁止地域性流动特别是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户口居住登记制度，强调地方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主要把国家对食品、医疗、教育、住户和福利的补贴限制在城市地区的财政政策，强迫棉农将其棉花低价卖给国家、同时从国家高价购买棉织品，以及命令把大部分国家投资基金投入城市经济。
没有什么疑问，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在代表农民并限制他们的积极性方面是成功的。“大跃进”之后，国家控制农村的这种结构造成了相对孤立、目光内向的农村。在每个村子里，一小部分人行使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导权。因此，这些地方干部不得不在上级的要求——获取粮食和劳役等其他资源、维护公共秩序，以及表示忠诚——和开发地方资源及保护村庄免受国家过分剥削的需求之间进行平衡。地方干部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管理的村庄的生产，因此，使资源不流出当地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
由此导致的这些干部的行为必然是既保护地方免受国家需求之苦，又充当国家剥削地方资源的工具。干部的做法也许还包括低报地方产量、高报自然灾害损失，以及尽可能窜改其他信息以欺骗上级，虽然农村干部所采取的平衡国家与地方利益的实际手法肯定是因人而异的。此外，粮食富余地区可能比依赖国家补贴的地区采取了更多的地方保护措施。一部活力四射的作品已经开始考察毛泽东时代末期国家渗透农村的程度。 [1] 要终止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尽管还没有作者声称：农民实际上在寻求改变国家政策而不是寻求自己得到相关政策的豁免。
20世纪50年代期间，毛时代的城市人口也经历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但是，城市变革的压力并未因“大跃进”的失败而终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10年间，中共通过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1956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及在塑造国家、经理人和劳工关系性质的过程中取代市场力量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系的建立，改变了国家与城市企业间的关系。此外，实际上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受到鼓励，加入了国家赞助的群众组织，如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工会、居民委员会、体育联合会及爱国者协会等。这些国家支持的组织宣称代表其成员的真正利益，因此，参与政治必须通过这些国家控制的渠道。 [2]
紧接着“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城市居民也像农村居民一样，完全被封闭进了相对孤立的基层组织，即第六章中所描述的单位之中。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为那些没有工作单位的人设立的)成了国家和市民关系的中间人。此外，对于地方干部承担的角色存在着争论，他们到底是代表国家来管理下属，还是保护其下属免受国家过多的要求。前一种观念坚持认为，地方干部通过被保护人网络创立了一种依赖文化，而后一种观念则强调国家权力与“工作单位人员的恒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3] 还有人提出，在试图按照毛时代政治支配的路线重新裂解社会方面，毛领导的国家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 [4] 尽管国家一般能够打破例如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民众抗议事件在国家自己为这类活动造成机会时还是会发生，如1957年“百花齐放”期间，或是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初期。
知识分子由于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中的战略地位，值得特别关注。在传统的中国，学者官僚是儒教政治道德哲学的高级牧师，他们把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 [5] 随着清朝的灭亡(它不仅标志着帝制中国的灭亡，也标志着持续了数千年的基本文明观念的结束)，中国知识分子极其兴奋地千方百计探究国家权力的新的道德基础。这种探究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情，以及民国时代在中国各地建立不同形式国家的大量实验。
1937年以后，毛泽东利用农民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技艺开展了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其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宣布：知识分子必须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不能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他们自己的道德批判。 [6] 王实味是一名在延安参加共产党军队的知识分子，后来写了一些批评当地腐败滋生及其他问题的文章，于是被投入监狱，一直监禁到1947年被处决为止。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大批地拥护共产主义事业。虽然他们接受了党统治的合法性，但许多人也试图成为新的政治正统性的守护者。这与帝制时代的知识分子立场形成了共鸣，也与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及想看到国家成功、富强的愿望是并存的。
1957年“百花齐放”和“反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知识分子作为正统性的守护者的角色。“大跃进”失败后党试图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文化大革命”却碾碎了知识分子仅有的一切影响和声望。很少有(如果有的话)知识分子能够不遭受肉体和精神摧残而挨过“文化大革命”的。 [7]
“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暴力造成了家庭成员的长久分离，尤其是知识分子深受其害。 [8] 许多子女眼见其父母遭受暴民威胁，并且毫不夸张地说，还有殴打和吐唾沫。不少子女被迫加入到这大规模的羞辱浪潮之中。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配偶就遭到压力，与陷入政治麻烦的一方离婚。 [9]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压力上升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很难知道这种经历给数百万生活受其触痛的人在心智上和理智上留下了什么。 [10] 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给政治权威、对国家的义务、社会目标以及个人生活目标造成了大量的剧痛。
“文化大革命”对城市社会比对农村社会造成了范围更广的影响。对中年和老年人来说，它也许确认了他们的长期信念，即在权力和积极性方面不能信任青年人。许多人争辩说，中国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更怕乱。 [11]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也许还确认了秩序的重要性。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那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充当这场政治运动先锋的城市青年人来说尤其强大。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后果，到1976年时，中国的年轻人普遍对外部世界极度无知，因为毛几乎切断了所有的对外联系。个别出过国或有海外联系的老年人甚至受到孤立、攻击、威胁而陷入沉默。无人能够获得未经检查的有关国际社会的信息。
在这个时期，历史成了政治的陪衬。从1974年至1976年，主要的政治派别斗争有一部分是通过媒体上的历史讽喻进行的。由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学者撰写的党史第一手见证，被认为没有历史价值。 [12] 这一阶段的中国教育有意忽略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那些作为这一阶段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工具的内容除外。 [13] 很少有学生被教授过文言文，这是20世纪10年代末以前大多数材料的撰写方式。
政治参与主要是按照北京发布的最新的“最高指示”行动。“文化大革命”对大部分行政机构的破坏导致了在如何正确地解释这些“指示”上的流血斗争。许多青年人和工人在通过操控意识形态口号和街头政治及准军事组织来促进自己的利益方面获得了经验。政治问题被看作是非黑即白的，只有观点和意见上的“对”与“错”，而没有灰色地带或偶然性概念。
鉴于表达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思想的危险性，在这种压力下的真实态度很难判断。 [14] 广泛接受的观念似乎包括下列一些：
□ 知识分子不值得尊敬。他们天生有优越感，在忠诚问题上值得怀疑，并且脱离中国的实际需要。他们也害怕政治斗争。最好是当工人或农民，而不要当知识分子。 [15]
□ 阶级和阶级斗争很重要。贱民阶级的人——那些被称作资本家、地主、富农和上中农、右派、叛国者及其他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也应受到同样惩罚。
□ 暴力是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必要的政治斗争形式。没有暴力就不能使敌人屈服，社会也得不到净化。这种观念凝聚在一句流行的口号中，即“必须痛打落水狗”，就是说对待敌人绝不能怜悯，即使在它被打翻在地时也一样。
□ 生活俭朴和基本的平均主义是美德。追求个人幻想和任何形式的铺张反映了使人遭疑的“资产阶级”精神。批斗那些似乎成了出头鸟的人是正确的。
□ 核心领导人指导着国家。政治的内涵是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而不是迫切要求在政治体制中有个人或团体利益的代表。目标是按领导人的指挥，在意识形态净化的基础上获得机构的统一。
□ 除核心领导人以外的政治干部是可疑的。他们可能会极力歪曲领导人的一贯正确的命令，以满足自己宗派的利益。应该做好攻击甚至是高级干部的准备，如果核心领导人的指示要求这样做的话。很少有政治干部被相信是正确的。
□ 外国人是可疑的。他们寻求剥削中国人，可能还想瓜分中国。
上述看法究竟有多么普遍，我们不可能得知，但是传闻显示，许多城市居民——不仅是青年人——都接受这些看法并且依此行事。1976年，中国社会不稳定，容易出现政治动乱、暴力、反知识分子运动、贫困、反消费倾向，并且被类似种姓制度的社会划分所割裂。农民、特别是城市居民被告诫要断绝联系，妖魔化那些冲撞政治界限的人，并且以净化的名义诉诸暴力，以此作为自己认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方式。
从最终的分析来看，毛时代的国家并未渗透进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到毛去世时，每一个社会行动都被认为有政治意义，因此可能引起政治当局的反应。尽管文革使政治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但民众在政治上依然是脆弱的。城市个人档案的人事制度意味着任何记录在案的政治违规将永远抹不掉。 [16] 由于城市里除了国家人事系统安排的工作外没有其他职位，而农民未经许可不能离开他们的集体，因此那些政治鉴定不合格的人便无处可避。这种政治地毯的无限包含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政治上陷入无政府时期，它依然存在——正是毛泽东时代国家-社会关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