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1978年以前的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遭遇的主要环境问题是沿着两个主轴分布的：自然资源的分布及可用性，以及1949年以后建立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二者都值得简短地加以讨论。
自然资源禀赋
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2%，但它的人均可用耕地按世界标准来衡量并不多。中国整整20%的地区由山地构成，而广袤的沙漠占据了其余的大部分地区。从实用的角度看，中国可以被分成3大地形区：干旱且风蚀严重的西北地区；寒冷并包括许多高原以及一些世界最高山峰的西南地区；以及河流密布并形成了河谷与冲积平原的东部地区。 [9] 中国近12亿人口的95%生活在东部地区，这个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稍多。
由于地形如此，中国可用耕地相对较少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约22%，但仅拥有世界可耕地的7%。按人均计算，它仅占不足世界人均农地的30%，不到世界人均草场的50%，人均森林植被的15%，人均荒地的17%。 [10]
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这些狭小的地域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每一寸可用土地都被开垦出来用于耕作、建房或其他用处，因为国家要努力养活其人口，而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媒体对其他国家生活水平报道的增加，人们对饮食的要求正在提高。人口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在中国的几大地区中都十分明显。例如：
□ 华北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自1949年以来增长了1倍多，当地密集的耕作彻底破坏了土表，加剧了侵蚀，以致30%-50%的土地沟壑纵横，无法再用。
□ 华南广西红土地带的丘陵地区被毁林开荒，导致淤塞，使灌溉系统功能降至其能力的30%，坡地水土流失严重。
□ 中国西南四川省山区森林严重被毁，使大量泥沙进入长江，大幅增加了人口稠密的华中地区遭受洪灾的危险，以及开发长江水电资源的复杂性。
□ 中国的大湖被填湖造田以扩大可耕地面积，以致华东的太湖和华中的洞庭湖等大湖的水域面积自1949年以来已丧失了近一半。
□ 沿海湿地被排干用来耕种，数年之内它们可能完全消失，连同它们在污染控制、鱼类繁殖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作用也将消失殆尽。
中国自然资源的分布也很不利。在这方面，能源和水利状况最典型。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东部，它的大多数工业也集中在那里。
中国拥有天然气资源，但数量不足以使它成为一种主要的能源。此外，已探明的最大天然气储量在四川省，距工业中心太远。
中国的地形总的来说是自西向东倾斜的，从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到中国东海沿岸，这种地形创造了可观的潜在水电资源。但是，主要的高度变化出现在地形向中国东半部平缓延伸之前。因此，大量的水电潜力位于中国西南山区，离这个国家主要的电力消费者距离遥远。水力发电无论如何都需要修筑水坝，这可能会严重地破坏环境，正如有关长江三峡大坝的辩论所显示的那样。 [11] 此外，西南地区的毁林开荒已经增加了主要河流中的泥沙含量，使水电开发的前景大大地复杂化了。
中国的气候和人口分布也降低了利用太阳能的潜力。阳光充足的西部沙漠地区人烟稀少，而东部大部分地区通常则有许多天是多云。东部地区空气中高密度的悬浮物进一步降低了太阳能的潜力，特别是在最需要电力的大工业城市附近。
最后，中国虽有中等规模的石油储藏，但主要的东部油田已大大超过了生产高峰期。中国正在迅速地增加石油进口。地理位置问题意味着现今和未来一个长时期内，煤炭将为中国提供基本的燃料来源。 [12] 中国60%以上的能源消耗来自烧煤。煤炭被广泛用于家庭做饭和取暖，以及发电和工业动力生产。烧煤对环境的损害较大，而大部分中国煤炭的含硫量很高，这更增加了它造成的损害。但是，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分布决定了它将依赖煤炭作为其主要的能源。 [13]
中国总体人均水利资源拥有量不足世界的1/3，这种恶劣的状况又因国内水利资源极不平衡的分布而加剧。仅就人口日益稠密的中国东半部而论，北部人均水利资源仅为南部的1/5。 [14]
此外，整个中国北部的地下水位每年大约下降3英尺，而河流水系和地下储水层正以一种无法支撑的速度被汲干。在北京市区，几十年来地下水位都以每年6英尺多的速度在下降。总的结果是，如果没有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和为这个地区提供额外水资源的重大努力，整个中国北部未来的增长与幸福将受到严重制约。
毛体制与环境
1949年建立的政治体制的性质在某些方面加重了中国的环境问题。总的来说，毛泽东体制在几个方面加重了中国已面临的环境破坏。 [15]
毛体制下的中国首先强调发展重工业，将其作为谋取大国地位的一种手段。重工业一般来说要比轻工业每单位产出消耗更多的资源。毛投入重工业发展的国家资金甚至比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强制工业化时期投入的资金还要多。 [16] 例如，在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80%的国家投资注入了工业，而这笔工业投资的80%投入了重工业的发展。
在既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毛领导下的中国创立了一种加强工业各部和中央计划的体制。每一个这类强大的中央机构都强调实际产出指标，根本就没有注意环境的反应（公平地说，西方工业化国家一般也只是在1964年才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此外，每个部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很少（如果有的话）关注其决策的外部影响——即对其他问题的影响。 [17] 结果，对发展一个特定工业来说极其合理的决策，常常对主要人口中心造成极其严重的环境破坏。
例如，中央工业各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不考虑它们建立新工厂的地点的环境后果。结果，污染严重的钢铁和化学工业在北京西郊和北郊发展起来——正好在戈壁沙漠的狂风吹向该市人口最稠密区的方向上。在上海，该市主要的污水排放管正好与提供该市大部分用水的主要进水管并排埋放。这也许是因分管供水和废水处理的官僚部门不同所致。总之，直到80年代一位外国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后，这种状况才得以纠正。 [18]
毛时代的价格管理体制一直低估煤、水等自然资源投入的价值，而高估工业产品产生的价值。这种基本作法鼓励了工厂管理者和消费者在使用自然资源方面的肆意挥霍。
此外，正如所有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经理们一样，毛体制下的企业经理们被鼓励去完成其生产计划的实际产出指标，但在通过技术升级提高生产率、因而可以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方面，实际上却没有得到任何激励。没有市场力量产生的竞争，没有一个对环境关怀敏感的国家政治领导集团，在生产企业的层次上也就很少考虑资源保护问题。它所产生的工业体制包含了对环境因素深刻的结构性偏见。
农村的开发努力也造成了环境的浩劫。最具灾难性的也许是与“大跃进”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计划。例如，1957-1958年之间那个冬季的兴修水利运动，动员农民大规模地挖掘新井。这个做法没有考虑地下水位、潜在的土壤毛细引力，以及未来土壤的盐碱化问题。自这次运动以后，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便急剧下降，出现了大范围的土壤盐碱化。它所导致的地面沉降区的面积如今已和匈牙利的面积一样大。正如上文所述，北京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6英尺。 [19]
其他的一些运动则迫使农民把可能的每一寸土地都用来耕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导致了将勉强可用的土地大规模地改造成梯田，以及对贫瘠土地的开垦。60年代和70年代的使中国每一个地区的粮食自给，以便为一场持久战做好充分准备的努力，使得许多草原被开垦为耕地。在许多情况下，这类努力都会破坏土地，使其生产力下降、土壤侵蚀增加。如今，仅恢复原有的状况就需要大量的工作。
毛泽东的经济战略使农村保持了贫困状态，这种状况也间接地增加了对环境的破坏。获得充分的燃料是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多数农民只要有可能，就会到林地中去拾树枝、树叶和其他易燃物用来做饭和取暖。这类活动由于干扰了正常情况下土壤腐殖质滋养的循环过程，而降低了森林的质量。农民砍伐森林、过度耕种土地以减轻其贫困的动机也极为强烈。
不过，并非毛体制的所有方面都不利于环境。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消耗的资源多，对环境的污染也更大。因此，中国1961年以后缩减城市化的严厉措施具有减缓某些环境破坏的意外效果。毛倡导的极低的个人消费政策也造成了一种节省物资的社会风气，甚至使城市居民对环境的破坏也相对较小。对私人轿车的禁止同样减少了对环境的潜在破坏。此外，毛体制下的中国有意识地做出了一些努力来恢复环境，如经常性的植树造林运动。在共产党革命之前的半个世纪间，中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森林植被。 [20]
尽管如此，总的来看，毛体制因强调重工业、采取浪费性的生产技术、在体制上鼓励浪费自然资源的价格政策，以及有意识地强调工业产出的最大化而不顾其环境影响，因而种下了严重破坏环境的种子。尽管有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大饥荒，但毛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使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进一步加重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这些因素造就了邓小平进行改革的环境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