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的改革与环境
1978年以后的改革对环境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某些改革增加了对明智地利用资源的鼓励，因而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另外一些措施则大幅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总的来看，中国的环境问题自改革开始以来已极度恶化。这种总体趋势的证据到处都是。例如，从1982年到1989年，中国森林的成林面积失去了1/3。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0.5%。据报道，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现在占据了9个。中国27个最大城市中仅有6个城市的饮用水供应符合政府的标准。中国约1/3的可耕地受到酸雨的影响。 [21]
某些基本的改革推进措施会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减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例如，改革已经在特别地寻求在减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为轻工业提供更多资金，以改变投资组合。此外，在未来的10年内支出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将是服务业。中国经济部门平衡中的这些变化对单位产出中的资源使用将具有根本上的有利影响。
中国对集中计划的放弃也会证明对环境有益。地方如今在新工厂的选址决策上拥有比以前大得多的影响力，可以很好地考虑新批准项目的环境后果。更加重视赢利能力，以及某些自然资源价格朝着真实市场价值的移动，也会增加在企业层次上采纳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刺激。
财产权的逐渐发展等其他一些改革，将具有长期的有利效果。公民和企业如果其相关的产权很少或根本没有的话，则没有动力去对环境改善项目进行投资。中国在改革中已制定了一些产权法，2003年可能采纳一部民事程序法来支撑它的产权王国。
改革时代增进国际交往的措施也在几个方面有助于中国的环境健康。 [22] 由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环保意识领先于中国，国外专家既寻求提高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提供了分析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所必需的专门技术。 [23] 例如，世界银行对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总体和具体的研究，并开始坚持把环境影响报告作为它参与的所有项目的文件的一部分。这种坚持反映了世界银行内部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国际社会也是相关资金和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期望其环保投资的约5%来自国外。 [24]
然而，改革时代的其他方面则加剧了中国环境的恶化。最根本的短期负面力量就是改革在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成功。由于从1979至2001年经济以每年大约9%的实际增长率扩张，所以即使更高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避免对环境附加的大规模伤害。
人民公社的解散和随之而来大量农民离开土地的流动，对环境具有多种负面影响。农村乡镇迅速扩张，侵占了周围的可耕地。约有1亿人移入了城市地区，他们在那里消耗了比在农村更多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多的废物，到2012年将会有另外1亿人进行这种迁移。
在城市里，鼓励消费的政策正在产生着消费社会的各种后果。机动车——摩托车、小轿车和卡车——的数量急剧扩大，空气和噪音污染也相应增加。 [25] 8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总量上扩大不充分的城市住宅区的持续努力，使市区急剧扩大，它正在吞噬着一般来说较肥沃的郊区农田。即使在农村，高消费政策也掀起了巨大的盖房浪潮。新的运输网络包括贯通中国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的建设，也正在挤占以前的农业地区，进一步耗尽了可耕地的储备。
那些留在农村的人以寻求使更多的新土地用于耕种的方式对这些变化做出了部分反应。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去改造山坡地、遥远的边际土地，以及不毛之地，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回报太低。相反，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去蚕食湖泊和溪流周围的肥沃土地，以及沿海的湿地。这些地段正在被填平，并以惊人的速度被开垦或用作修建新房。在改革中，人口稠密区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的回报极高，以致农民把长江下游沿岸堤坝内的小沙洲等洪涝威胁严重的地区也用来耕种。 [26]
因此，改革时代在许多方面又使人员行为和资源的基本重新配置对环境造成了压力，虽然体制上的某些变革本应提供更有效、对环境更少破坏的生产方式。正如在毛时代一样，影响环境的最根本的政策是优先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化。然而，很难因追求这一目标而去指责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