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字和文人
书写的中国文字不仅看起来不同于西方文字，而且在其基本结构原理上也与西亚和欧洲的拼音写法大不相同。对英美人来说，虽然有许多拼音文字看来也像中文那样莫名其妙，但实际上它们同英文是很相似的。例如，泰国儿童在学校里学泰文的过程同美国儿童很相似，他们学一些发音，把这些音同一些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符号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学拼音字母。就其思想和学习方式而论，他们同样可以用英文字母来学（作一些调整，使之能表达泰语发音），然后进一步把日常生活中听到的字写下来，以丰富其词汇和表达能力。中国儿童的学习过程却不同。他学习的符号在外形上是有意义的，并且这些符号像图画，或者像数字5那样，同发音没有关系。这一书写文字既是象形的又是具有符号特征的，其表意的因素多于表声的因素。
在最大的字典里，现代汉语包含4万多个汉字。但是，在一家报纸印刷所的铅字架上，有7000左右的汉字就够用了，其中约有3000个是普通识字的人所真正需要掌握的。自公元初期直到如今，这些汉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30年之前，中国人还仍旧沿用一种可与古代希腊文的拉丁文相比拟的书写文字，这种文字十分简练，通常必须过目之后才懂得字的意思，单凭发音是不够的。这也是使中国直到20世纪仍束缚在儒家的陈旧模式里的一个因素。中国语文妨碍中国人与外国社会的顺利交往，而过去外国人学中文甚至比令天还要困难。
中大的写法。汉字最初是图画或符号。古汉字⊙（以后写作日）代表太阳，（后为月）代表月亮。日月合在一起成明，意思是明亮、清楚、富有光泽。木指一棵树，二木为林，意为树林，三木成森，表示丛生的树木。一、二、三这些符号肯定比“one,two,three”易学。□表示一块围场或“包围”，而较小的方块形表示嘴，或加以推广表示一个洞口、一个路口、一个港口，等等。
汉字在其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单靠象形方法加以扩充（如上述把日与月合而成明那样）。于是逐渐加入了声的因素。结果使大多数汉字由其他比较简单汉字组成，结合起来的字的一部分通常表示基本意义，另一部分表示有关读音的字样。
以“东”这个字为例，北京话读加tung（汉语拼音为dong--译者）。因为一个汉字念出来是单音节的，又因汉语里音素颇少（整个汉语里仅有400个左右不同的音节），所以汉语里同音字多得令人心烦。这些同音字好比是英文里的“soul”与“sole”以及“all”与“awl”。汉语里冰冻的“冻”读作tung，房屋上栋梁的“栋”也读这个声音。中国人开始写冰冻的“冻”字时，采用了表示东方的“东”字，再在其旁加一代表冰的符号字，形成“冻”字。为了要写出表示栋梁的“栋”字，他们采用东方的“东”字，旁加代表树木的符号木，形成“栋”字。
这些是简单的例子。事实上，中文的任何部分本身都是简单的。它所以难学，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记住，又有那么多的意思和借喻。例如，当编纂字典的人要把成千上万的汉字编成字典时，由于缺乏拼音字母，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是列出214个部首，其中的任何一个肯定是每个汉字必定包含的。从编字典的角度来说，这214个部首就相当于英文里的26个字母，但查用起来不像用拼音字母那样明确，并且更为费事。
尽管汉字臃肿，写起来很不方便，但在近世以前，用它记载的文献数量比任何别的文字都要多。据适度的估计，1750年以前印出的中文书比当时全世界所有其他文字印出的总数还要多。部分原因是中国人早已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这些发明大约过了以600年才传到欧洲。
综上所述，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汉文成为几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人们崇拜中文，花费长年累月的工夫来弄通哪怕只是文献的若干部分，而中文文献自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只有通过紧张的努力才能登堂人室。一个比较重要的汉字年深月久地使用在各种场合，积累了像洋葱头那样多层的意义。我们不妨打一个极其简单的比喻，假如罗马人的Pater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用原封不动的书写形式一直传到我们今天，也许再同其他的字体结合在一起，它就含有“父亲”（father）、“爱国心”（patriotism）、“父权”（paternity）、“（圣经）经义学”（patristics）、“祖业”（patrimony）、“恩眷”（patronage）等等的意思。至于给这样一个字指定哪一种意思，那就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这就需要熟谙古文。许多学者单是为了熟悉古文，就耗尽了心血。
中文这套书写法，并不是每个学童在其准备应付生活问题时可以随便拣起来使用的方便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活问题。如果这孩子没有时间来长期不断地学习写字作文，他就一辈子休想飞黄腾达。因此，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文士阶级。由掌握中文而产生的这一阶级，是同其下面的士绅家族及其上面的官吏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士人有了功名并且也许得了一官半职时，他就可以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施展他的才能。然而，他只有在掌握了古典经书中所述的官方治国之道，始能成为官员。这些经书的内容，是士大夫学用孔孟之道后在口头上表述的那套道理和礼节上所用的一部分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参与结党营私以及有系统的勒索，有组织的敛财（这是官僚阶级的突出之点）。
至于未能进人官场的士大夫，他总能在其所出身的家族系统里另找用武之地。他持有功名，这种身分使他能够接触官方下层，通过这种私人交情，他可代表家族的利益而为之服务。干这项任务也需要能在口头和书面上运用孔孟之道。这样，士大夫不管居官与否，总是同家族和政府的现有秩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生活仰赖于家族和政府，他在实际的行动上是为两者服务的。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大人先生，他不会体力劳动，也不善经商，从小受保家忠君思想的训练，舍此别无出路。孩子在士绅家族中生活有保障，可以不必分心，把时间充分花在用功读书上。他为了准备应考和步人仕途，通常必须苦读10年。在北京取得最高级功名的人,同今天在美国大学里取得教职的人一样，平均年龄约为35岁。然而，应考是一场赌博，只有从那些有钱家庭里出来的天赋颇高的青年，始能进人考场。
官场生活承担的风险和流动性，与地主士绅的安全和稳定形成明显的对比。考试制度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我们认为特别重视私人关系的一个社会里，中国的考试制度显得异常公允和广泛。当这制度在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行之有效时，人们尽一切力量消除私情。考生被锁在小房间里，一长排一长排几千个这样的小房间在每个省城里占很大一块地面。考卷上只有考生的编号，并且试卷在呈送考官审阅前另行抄录，一切状况都非常稳妥。要想在选拔未来官员的工作中维护合理的客观标准，当然需要要有这种预防的措施。这些措施表明中国统治者是真正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来维持有效的行政机构的。然而，一旦这个无私的制度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以后，做官的人可以凭个人作主施政，他们遵循的是注重个人品格的“道德原则”，而不是注重以较高客观法律为主的“法治精神”，这一点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政府中具有社会流动性这一事实和传说，至今仍是有人争论的问题。凡以考试制度取士的大多数朝代，都不惜化费唇舌，广为宣扬这种制度的好处，说是只要你有才干，总能摧为高官。西方作家也素来认为中国的考试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使聪明的农民有机会出人头地。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似乎是比较少见的。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至于村民集资供应当地农家才子读书赶考之说，是一种能起鼓舞人心作用的传闻。但这不是常有的事。在普通农民的各种出路中，从开垦新土地或开办新企业方面是难以获得发展的，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也不能靠财产的收益和积蓄进行投资。这一事实使中国人的生活具有与美国人的生活大相径庭的特征，并使美国人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主张在中国土地上几乎无人理解，而成为引起人们怀疑的杂乱无章的宣传口号。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只有走沟通官方这条门路。而要钻进官僚阶级或其外围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出面代为向官吏行贿的人的圈子，就必须靠个人交情和私人效忠才能达到目标。这条道路基本上必须通过士绅，而不能绕开他们。
这样，地主、士大夫和官员都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有土地又有剩余农产品的家庭，能够让他们的儿子有余暇攻读成士。士人熟读经书后可通过考试做官。官员可以用他们从官僚衙门里得到的油水外快维持优裕的生活并置田买宅。这种社会结构很灵活，能自动久存，并且又很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