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叛雏形的白莲教
农业中国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对农村及其人力和粮食供应的控制。这些是作战力量的命脉，可用来推翻当朝的君主。因此，在国内发生叛乱时，就有彼此争雄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看哪一方面能够控制并利用农村的人力和粮食。各个朝代起初都依靠它们的职业部队的打击力量，例如清朝的八旗军，最后则依靠地方士绅来主动支持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叛乱者通常把他们的初期组织，建立成为秘密会社或宗教派别。
在与西方扩大接触以前，1796一1804年白莲教来势迅猛的叛乱又体现了这一由来已久的方式。这个秘密教派起源于蒙古人统治的时期。它迎合贫苦农民的迷信，对他们作出许多保证，说菩萨即将降临人间，明朝将要光复，今世的灾难、疾病和个人的痛苦可以消除，并保证来世的幸福。在18世纪后期，它从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传播到长江三峡以北及汉水上游。这片山区不宜农耕，只是新近在清廷官员的倡导下开放，供移民和垦种。进人这些山区的贫苦移民虽受官署鼓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行政管理。移民社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往往自行其是，不受法律管束。白莲教的狂热领袖们很快就在对他们的号召里增加了排满的种族主张。
叛乱始于1796年，先是反抗较小税吏的勒索。虽然驻防官军能够进人山区，陆续把每次的小股起事镇压下去，但新的叛乱继续蜂起，多得无法控制。当地民众本有团防组织，防御南面的土著居民，并备有武器和粮食。叛军能够进人易于防守的山寨，在官军到来之前从容据险负固。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上下贪污的纵容妨碍了官军的进兵。叛军无战略计划，始终只是些小股流寇，但官军缺乏军需、士气、鼓励和得力的领导。双方只是蹂厢百姓，彼此很少打仗。
只是在1799年嘉庆皇帝掌握了实权，支持得力的满族统帅整伤所部军纪以后，白莲教叛乱才平息下去。清军将领一面对叛军穷追猛打，一面控制了该地区的人力和粮源，终于按照旧的方式平了叛乱。菲利普o库恩分析了他们所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在人烟稠密的农村地区，军事控制会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他们动员村民修筑几百个围寨，把当地的农民集中在里面。然后由新组成的地方团练来防守这些村寨。这时由于农村的严重破坏妨碍农民耕作谋生，这些团练比较易于招募。这样，老百姓就被置于官军的控制之下。同时他们训练团丁协助进剿，但以后发现，这些部队经适当训练后成了善战而危险的职业军人，后来必须尽力从他们手里缴回枪械。另外他们对胁从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宽大政策，以争取他们投降；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防止难民继续参加叛军。依靠这种军事和行政双管齐下的办法，官军将领逐渐使叛军断绝了兵源和粮源。这种“坚壁清野”政策终于窒息了叛军力量，使它归于消亡。清室为这次平叛所耗的费用，大约等于五年的税收（2亿两白银）。
这种格局使人联想到早先的多次起事，甚至同30年代的日本侵略时期的华北、40年代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印年代南越战争都有相似之处。然而，白莲教虽是清室将衰的征兆，却缺乏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士人来做它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在这方面，它只不过是揭开了19世纪一次最大斗争的帷幕，那是中国的一次内战，所参加的人数之多，使我们美国的南北战争相形见细。
今天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51一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这距离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时是一个人一辈子时间的大事。太平天国起义者主要是农民。尽管卡尔o马克思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却从未听人说过《共产党宣言》。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到太平军摧毁儒家思想的工作及其失败的原因，现代中国的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