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援与调处
从1943年晚期起，美国外交人员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国共相争的内在危险--“将来不定哪一天会发生内战”这种担心可能会妨碍作战努力，并最后导致俄国支持共产党人。因此，美国人的目的是鼓励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这也是蒋介石早在1943年9月就主张的），同时依靠建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并让该政府自行改革的办法以加强它的地位。军队是建设起来了，但改革却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已如上述。然而，政治解决的想法却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于是在1943年初恢复了国共谈判。
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年8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年12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
第二，我们的军事努力产生了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陆军和空军。史迪威对中国普通士兵的信心推动了在印度和中国实行的一项计划，即以1000名美国教官和顾问训练和装备39个师。
第三，我们企图弥合国共之间的分裂。美国军方专心致志地力求打败日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用20万到4O万军队封锁共产党地区之举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1944年6月，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他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而那里早在5月间就已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访问了。此举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以看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但当时人们仍然明显地看出，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同时，日军已于1944年冬经过湖南产米盆地向南推进，并从广州向西出击，企图夺取桂林的主要中美空军基地。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坚决反对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迫使他在10月被召回美国；他也坚持反对在中国统一作战中使用并武装共军的计划。统一和改革仍旧是遥远的希望，但我们的新任大使帕特里克o赫尔利继续鼓励国共和解的手腕勇而无谋。在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企图以恢复俄国沙皇时代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代价，获得斯大林将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我们到6月才把这件事通知了蒋介石（事先曾向俄国担保能取得他的同意），并到8月14日日本投降时才由蒋批准了中苏条约。那时俄国已占领了满洲。美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派5·3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把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下的北部共产党地区和美国支持下的南部国民党地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无限复杂的细节背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和中共的军事实力各自能够伸展进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并且它们是不可能仅仅靠我们用象征性地显示力量的办法加以阻止的。不久中共在苏联默许下用日本降军在东北交出的武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后勤部门竭力从海上和空中把50万国民党军队运回沿海地区，然后又运进东北，以便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共军从陆路赶去代替日本驻防军，而蒋则命令后者击退共军，只准向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投降。接着美国把120万名敌军遣返日本，在中国战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刚巧来得及为那久已预料到的内战腾出地方，让它爆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派他的战时司令官乔治o马歇尔于1945年12月去重庆。他在那里头几个月的活动是美国外交史上大有希望的一页。他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惟一具有政治家气概的取代办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互相抗衡的两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改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各有个代表；他们的部队将在合并以后实行精简，在这基础上美国才会给予经济援助。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治协议。两军都发出了停战令。2月商定了整军协议。同时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方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扑灭次大陆一场内战的工作。美国飞机运载了吉普车、无线电收发报机、补给品和调处小组（通常由一名美军上校以及国、共将军各一名组成），飞到正在交战的偏远地点。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是马歇尔将军个人的功绩。调处工作需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竭力保持中立，同时又要维护合法政府的最高权力而又不致被该权力所利用。和谈主要是在东北破裂的，因为那里仍旧是在有效的停火范围之外。在1946年重新爆发内战的背后，是国民党执着地相信他们的优势兵力，以及共产党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实际弱点。虽然斯大林对中共很快战胜国民党这一点缺乏信心，他对西方突然发动的冷战却起了鼓励中共夺取政权的作用，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阻止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7年马歇尔将军担任国务卿，我们用援助希腊一土耳其的计划遏制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扩张，在此以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中国。中国比起希腊来，领土约大45倍，人口约多85倍。根据我们在越南得出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像对希腊那样来对待中国，那就需要动用几百万美军和几十亿美元，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失败。马歇尔将军最明白这一任务的艰巨。在1947年后，除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战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于我们该不该在那段时期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援助，这是后来争论得很多的问题。负责的美国将领说，他们并不缺少武器。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能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权的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总的方面更缺乏任何哲学或方法，因而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开发和强调政治集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