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在明代，朝贡关系一直由礼部主客清吏司掌管。[16]与居于中国文化边界（与皇帝实际控制的疆界不一定相同）的一些土著部落之间的关系则由兵部的一个司掌管。虽然《大明律》为描述方便而对这些异民族做了地理上的区分（例如“，北狄”），但在正式的朝贡体制中，他们是没有分别的。
满族甚至在1644年征服中原之前就改造和完善了朝贡制度。1636年清朝在奉天宣布建立之前，一个专管满族与蒙古人关系的机构——蒙古衙门就出现了。1638年，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通常译为“蒙古监督局”或“殖民事务厅”，但从名称的确切含义和该机构的性质来看，译为“夷狄掌管局”也许更合适一些。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都城迁至北京以后，理藩院成为朝贡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使用儒教中国传统体制的礼仪和形式处理与“夷狄”之间的关系。随着满族统治地域的扩大，理藩院除负责与蒙古的关系外，还负责与西藏及新疆的关系。[17]
理藩院起源于满族人与蒙古人的关系。蒙古人是清王朝的第一批盟友和藩属。与满族人一样，蒙古人也是处于东亚文明中心外围的边缘民族，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袭击或贸易得到奢侈品和政治回报，他们作为辅助军事力量参加了满族人对中原的征服。蒙古人信奉喇嘛教，把西藏尊奉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不是仰视皇帝的儒生。满族的文字脱胎于蒙古文，满语从蒙古语中借用了许多词汇，这是双方长期交往的结果。满族征服中原以后，就自然而然地把理藩院当作处理他们在中亚面临的问题的机构。这些问题是华北平原上以大陆为基地的所有王朝共同面临的问题：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控制中亚各民族，防止他们进攻中国边界。满族人在其他边界地区不会遇到如此严重的问题。
清代有两个管理朝贡事务的衙门，一个是礼部，一个是理藩院。虽然它们共管礼仪程序，但负责的地域不重合。这种情况表明，满族人的东亚世界观与明朝人的不同。在明朝人的眼里，世界明确分为两部分：中国与异国。明王朝对蒙元野蛮统治的历史做出了儒教中国特有的保守反应，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构筑了毫无差别的高大壁垒，而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性质的。清朝的生存环境似乎更为复杂。满族人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渔猎和畜牧业的混合体，在技术上与中国的农耕经济差异很大。在满族统治中国期间，他们一直明确承认自己与汉人有区别。清朝严厉禁止满汉通婚，满族人也一直没有变成农民，而是被严格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军事社会结构中。清廷甚至采取以狩猎仪式回想满族生活方式的办法来保持这种差异性。蒙古、新疆和西藏在中国北方和西部形成一个新月形边界，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除新疆的部分地区和西藏的某些山谷地区有一些不稳定的绿洲农业外，其他地区都更适合游牧型畜牧经济而非农业经济。城市之所以能在这些地区存在（如蒙古的库伦、西藏的拉萨），主要不是基于城市对农业区的控制（像中国那样），而是基于城市特殊的宗教功能和商业功能，这些功能为人们提供了生计。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部的新月形地区更像满族人在满洲的家园而不是中原地区。这种相似性因满族人禁止汉人移居上述任何地区而得到了强调。这些地区（1636年前包括满洲大部分地区）中没有一个地区把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的其他内容当作构建其社会的准则。[18]
另一方面，中国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地区与西北部的新月形地区截然不同。与中原地区一样，主导（或者说将要主导）这些地区的是农耕经济。这些地区的人们已经接受（或者预计会接受）儒家原则作为构建政府的原则，他们在上呈皇帝的表章中使用中国历法和汉语。在朝鲜、安南（或越南）和琉球，他们甚至在本国政府中使用汉语。众所周知，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是中国皇帝的藩臣——传统的儒家观念中的藩臣。日本、朝鲜、琉球和安南有时非常适合这种预期的模式（如果说暹罗和缅甸不是这样的话）。这些国家的经济一直是农业经济，与中国相似。自日本、朝鲜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的“东南新月带”上的所有国家，都有着与中国大体相似的环境和粮食生产技术，对土地的使用都很频繁，都是定居的。因此，征服中原的满族人也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但不是按照明朝的“中国与异国”来划分。中国本土、东亚和东南亚似乎属于一个生态体系，东亚唯一具有不同环境特征的地区是西北新月带。中国和周边的两个新月带之外，是荒地、沙漠、高山、密林和河湖，这些都对东亚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使之成为一个几乎封闭的“国际”社会—经济体系。
朝贡制度反映了满族人对于大清帝国环境的上述看法。东亚和东南亚的各个社会都由礼部管辖，该部本身也掌管着能够在中国境内传播儒家文化的诸多礼仪。因而，从礼仪方面来说，这些地区是中国本土的外延，已超出皇帝的有效控制范围。然而，西北新月带上的各个社会是由相对独立的机构——理藩院管辖的，其唯一的职能是负责这些地区与清朝的交往。这种区分对于中国同时维持与亚洲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不同社会之间经济的类同性很有可能引起分裂，就是说，社会凝聚力依靠的是经济或生态方面的必要交流，而不是仅仅依靠可有可无的奢侈品的互通。例如，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也许给北京带来了经济上的便利，因为通过海路把暹罗大米运至中国沿海地区的成本，小于从中国某些内地省份把大米运至沿海地区的花费。不过，虽然成本高一些，但中国内地确实能得到大米，即使不从东南亚购运大米，中国人也能生活得很好。然而，中国与西北新月带上的国家交易的是那些对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必不可少的物品。中国的皇权要求的是国内产量不足的马匹和中亚的其他畜牧业产品。中亚人则需要中国的茶叶、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棉纺制品。这种交易更多的不是为了便利，而是由于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