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关系的经济面相
如果我们要了解和评估中朝朝贡关系的整体状况，必须首先对其经济方面的情况加以考察。朝贡经济的各个方面——贡品、使团的旅费、礼品及贸易——均需进一步进行全面研究。我只探讨两个问题：朝贡关系是否能给两国带来利益；朝贡关系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经济目的而得以维系。
1.贡品和赏赐
通过比较各种版本的《大清会典》，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版本的会典所记载的朝鲜呈送给清廷的贡品种类和数量是不相同的，而且，清朝初年向朝鲜索取的数量巨大、价值连城的贡品，其中的大部分在雍正时期（1722—1735年）已被宽免。表5罗列了清代朝鲜呈送的年贡。[45]
表5有清一代中国向朝鲜索要的贡品
资料来源：《同文汇考》第3册，第28—29b页。
1808年，年贡的价值大约为80000钱两。[46]
除年贡外，使节还向皇帝、皇太后和太子呈送“土产”或“方物”。这些东西的数量和种类因使华时间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方物中的大部分已在康熙晚期得到宽免，晚清时期冬至呈送方物的种类和数量如下：[47]
呈送皇后的方物的数量只比呈送皇帝的略少一些，呈送皇太后和其他皇太妃的方物数量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估计冬至进呈的方物总数至少三倍于单独呈献给皇帝的方物数量。元旦和皇帝寿辰进呈的数量也这么多。由于冬至使团要把上述三个朝贡日的方物都进呈清廷，他们所携带的产品数量几乎十倍于冬至日单独呈献给皇帝的数量。19世纪初叶各种各样的朝鲜使团进呈方物的价值如下[48]：
表6使团进献的朝鲜方物的价值（单位：钱两）
由此来看，朝鲜每年朝贡的贡品和方物的总价值远远超过10万钱两，皇帝每年赏给朝鲜国王的礼物远远不足以补偿这笔开支，皇帝赏赐的礼物如下[49]：
表7皇帝赏赐朝鲜国王的礼物
这些赏赐品的价值约为7000钱两。[50]在其他类型的朝鲜使团到北京朝贡和敕使赴朝鲜时，皇帝也赠送一些礼物给朝鲜国王，但数量很少。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皇帝所赐之物的价值仅有朝鲜贡品的大约1/10。
2.赐给使团成员的礼物
表8罗列了皇帝赏给冬至使团成员的礼物总数，其中包括赏给正朝使团、圣节使团和年贡使团成员的礼物。[51]赏给其他使团成员的礼物数量只有冬至使团成员的大约1/4。
表8皇帝赏赐朝鲜使团成员的礼物
19世纪初叶的此类礼物的价值约为22000钱两。[52]
另一方面，朝鲜赠予中国使团成员的礼物到清中期虽已大幅度减少，但其数量和价值仍然很大。一个中国使团可以得到数千匹丝绸、麻制品、苎麻制品、棉布、20000多两白银、各种毛皮、各种簾席和纸张、大量烟叶和烟斗、各类刀具、扇子、药品、食物、艺术品、书籍和文具等。[53]我们完全可以说，撇开其他礼物不谈，仅白银一项就相当于皇帝赏给一个朝鲜使团的四倍。[54]
3.使团的旅费
在前往北京朝贡的四个月或四个多月中，每个朝鲜使团都要花销巨额旅费。不仅使团成员及其随从要消费大量价值不菲的大米、大豆和其他物品，马匹也要消耗许多草料，尽管这些物品在使团在北京停留和在中国境内行走期间是由中国方面供应的。[55]
但是，真正使朝鲜不堪重负的是接待中国使团所花销的巨额费用。[56]我们惊讶地看到，仅黄海道在迎送一个中国使团的大约两周内就花费了47431钱两，其中一周是迎接使团到汉城，一周是欢送使团离开汉城。[57]朝鲜接待一个大清使团的总花销超过23万钱两[58]，约为朝鲜中央政府一年总开支的1/6。中国使团成员可能非常满意他们的朝鲜之旅，但朝鲜人却承受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也花销大量旅费。中国要为一个朝鲜使团提供至少40000钱两的食品和木材[59]，年均花费80000钱两。这个数字不包括中国为朝鲜赴华使团或中国赴朝使团支付的其他费用。尽管19世纪中国中央政府每年征收的土地税约为3000万银两[60]，但也不能说这些旅费开支是微不足道的。
4.贸易
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朝朝贡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察贸易问题，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大课题，我在这里只讲讲概况。两国间的贸易既与使团有关，也在边界地区进行。
除朝鲜政府提供的旅费之外，朝鲜使团成员还带着属于个人的一定数量的白银或人参。[61]每位成员被允许携带2000两白银或等值的人参。[62]1787年的一个朝鲜使团携带的白银和人参总价超过80000两。[63]这项私人投资最初意在弥补官方旅费之不足，但实际上变成了私人贸易的一个渠道。
上面所说的80000两中的大约1/10是朝鲜王宫的官方贸易。[64]这项贸易是在朝鲜使团在北京的居住地进行的，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65]销售的物品种类繁多，有奢侈品、日用品、商品、书籍等。[66]他们购买各种各样的缎、丝绸、草药和奢侈品供朝鲜王宫使用。[67]商人（有时也有走私者）也假扮成随从利用这个机会从事贸易活动。
清政府禁止交易某些特殊物品，如硝石和其他用于军事目的的材料、史书、地图和其他一些物品，也禁止偷带中国人出境。[68]中国使节在汉城也从事贸易活动。虽然交易额很小，但中国人却常常不足额支付所购商品的价款，使朝鲜政府大为恼火。
还有两个与朝鲜使团有关的非法贸易机会，其一，当朝鲜使团在前往北京和回国途中行抵栅门时，当地人，特别是被特许为使团运送行李回朝鲜的一些中国人，就乘机从事不合法的贸易活动。[69]另外一个机会与被称为团练使的特别监督员有关。[70]团练使和他的属下从事着完全有违其职责的非法贸易。当地的中国人及朝鲜人都参与其中。[71]通过这种非法途径交易的商品数量显然相当大。每一次都有将近10万两银子从朝鲜流入中国，如果把合法和非法贸易额加起来，则每年有50多万两银子流出朝鲜。[72]
此外，两国还在中江（鸭绿江口的一个小岛）、会宁和庆源从事边界贸易。后两个地方在图们江下游地区。会宁、庆源和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地方一直有集市，从明朝初年开始，当地的满族部落就习惯于从朝鲜购买各类必需品。
这三个地方的边贸始于清朝初年，官方在三地建立了市场，中江的市场每年开两次，会宁的市场每年开一次，庆源的市场每两年开一次。[73]确定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如下（附有对每个边贸市场卖给满族人的商品总价款的粗略估计）：[74]
表9朝鲜边界为满族人开办的市场
续表
我们也许注意到，满族人从这些市场获得一定数量的必需品，而朝鲜则得到青布、鹿皮和羊皮，这些物品的用处不大。[75]由于这些市场是官方开办的，两国政府还得支付必要的费用。除商品成本外，朝鲜大约为会宁的边贸花费30000钱两，为庆源的边贸花费15000钱两。[76]
这些官方授权的边贸市场的开办自然使非法贸易有机可乘，例如在栅门进行的非法贸易和由团练使从事的非法贸易。[77]
在满洲—朝鲜关系的早期阶段，满族人迫切希望朝鲜出售或进贡满洲奇缺的那些物品。但是朝鲜常常拒绝此类要求，借口是朝鲜一直从中国获取这些物品，而现在中国禁止这些物品出口。当满族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后，他们的要求自然不那么强烈了。但是，两国关于私人贸易的数量限制和相关禁令常常受到漠视，与朝贡使团有关的非法贸易和边界地区的非法贸易十分活跃。这种非法贸易对朝鲜和中国都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