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引用的书目
何文渊（1385—1457年，1418年科进士）作《东园遗稿》，无印刷地点和日期，序言日期为1559年，藏于内阁文库，影印件藏于杰斯特东方图书馆。
薛瑄（1389—1464年，1421年科进士）作《读书录》，1721年日本版，《近世汉籍丛刊》（台北，1975年）收录。
高攀龙（1562—1626年，1589年科进士）作《高子遗书》，1632年木刻版，国会图书馆藏本的缩微胶卷现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
《明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张廷玉等编（北京，1959年）。
叶盛（1420—1474年）作《菉竹堂书目》，载《粤雅堂丛书》，《百部丛书集成》（台北，1965年）收录。
（杨品泉 译）
[1]见威廉·C.琼斯：《大清律》（牛津，1994年）导言。
[2]关于明太祖对元代的看法，见《明史》，第93卷，第2279页；关于对明初期法典的概览，见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1，5（1937年），重印于内藤乾吉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90—116页。缺乏正式法典在元代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关于元代知识分子主张应有一部法典的论点，见郎洛瓦：《元代政治思想中法律、经世论和〈春秋）》，载陈学霖、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第89—153页，特别是100—109页。
[3]已由爱德华·L.法墨译成英文《大明令》，但尚未出版。
[4]关于大诰，见上引的文件及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载《沈寄簃先生遗书》（台北，1964年），第822—841页；邓思禹：《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载《燕京学报》，20（1936年），第455—483页；转载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载吴相湘编：《中国史学丛书》，第1卷34期（台北，1966年），第1—26页；杨一凡：《明大诰研究》（南京，1988年）。又见爱德华·法默：《作为法典制订者的专制君主：明代开国皇帝的法典》，亚洲研究协会年会论文，1993年3月，引用材料得到作者允许。
[5]见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考》，载《学习与思考》（1981：5），第50—54页；杨一凡：《明大诰初探》，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1：1），第54—62页；黄彰健：《大明律诰考》，转载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1977年），第155—207页。
[6]根据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考》，第52页。
[7]关于皇帝对榜文的使用，见黄彰健：《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6，第4期（1975年），转载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第237—286页。关于文中所引的榜文，见第245页。
[8]例作为法律形式仅次于律，但明代是律例并行，例是有同律一样的法律效力。关于例在中国立法中的评论，见卜德、克拉伦斯·莫里斯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以〈刑案汇览〉的190件清代案例为例》（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7年），第63—68页。明代例的基本参考材料见黄彰健的《明代律例汇编》（台北，1979年）。
[9]见怀效锋编的《大明律》的近代版本，其中包括这部明法典、万历《问刑条例》和《大明令》。
[10]引自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第54页。
[11]这项工作由王恕（1416—1508年）主持，见王圻编：《续文献通考》（台北，1972年），Ⅰ，第106卷，第2页。
[12]丘浚：《大学衍义补》（1488年），收于《丘文庄公丛书》（台北，1972年），Ⅰ，第106卷，第2页。
[13]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第505—507页。其奏义见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Ⅰ续，第7—8页。
[14]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第1118—1119页。其奏义见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Ⅰ续，第10页。
[15]这一理想首先见于《尚书》，被广泛地引用。
[16]见滋贺秀三：《清代犯罪审判程序——专论其行政特点及其历史前例》，载《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第32期（1974年）第1—45页和第33期（1975年）第115—138页，特别是第32期第3页和第33期第124—138页。
[17]《大明律》，第45款。
[18]《大明律》，第46款。
[19]《大明律》，第410款。
[20]《唐律疏议》（台北，1973年），第450款，第27卷，第522页。
[21]《大明律》，第63款。
[22]《大明律》，第409款。凡违令者应轻杖责打50下。
[23]《明太宗实录》，第28卷，第505—506页；引于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台北，1978年），第317页。
[24]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1963年），转载于《明清史研究丛稿》，第142页。
[25]此表根据《大明律》，第1款。
[26]凌迟处死只在《大明律》第277款“谋反”中有规定。
[27]关于充军，见《大明律》，第34、366款；关于遣徙，见第366款。
[28]杂犯死罪的罪行比真犯死罪轻，通常以引起伤害的动机的程度加以区分，前者通常被考虑所犯的罪是无意的。
[29]见卜德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第78—80页以下关于清代以钱赎罪的讨论。
[30]见《大明律》，第19款；见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台北，1977年），第57—58页。
[31]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海牙，1965年）。对明代官员待遇的概述，见劳政武：《论唐明律对官人的优遇》（台北，1976年）。
[32]见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第37—133页；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1（1958年），第1—66页。
[33]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第40页；明太祖：《御制文集》（1535年木刻本），8，第15页。
[34]翟善：《诸司职掌》（1393年），转载于张卤编：《皇明制书》（1579年，1966—1967年东京重印），第1卷，第173—412页。
[35]《诸司职掌》，第5卷，第50页。
[36]对这些的叙述，见《诸司职掌》第5卷，第53—73页
[37]《诸司职掌》，第6卷，第1页。
[38]《诸司职掌》，第6卷，第29页。
[39]《诸司职掌》，第6卷，第29页。
[40]《诸司职掌》，第6卷，第37页；贺凯：《政府组织》，第57—58页，但没有提到推事官。
[41]约翰·瓦特：《中华帝国晚期的知县》（纽约，1972年）。
[42]《大明律》，第100款。
[43]黄仁宇：《无足轻重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代》，第44—45页。
[44]贺凯：《中国的政府》，第41—43页。
[45]贺凯：《中国的政府》，第55页。
[46]《宪纲事类》（1371年版，1439年修订本），张卤编《皇明制书》转载，第15卷，第8页。
[47]《宪纲事类》，第15卷，第8、14—15页。
[48]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北京，1951年）；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斯坦福，1966年），第44—45、111—112页以下。
[49]见《明史·刑法志》。《明史》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宦官的胡作非为，其部分目的是使清代的过渡显得合法化。
[50]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113页。
[51]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长沙，1989年）。
[52]张居正：《张太岳文集》，12；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第159页引用。
[53]《诸司职掌》，5，第53—55页。
[54]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第256—266页；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第975979、1003—1004页。
[55]《大明律》，第355—356款。
[56]《大明律》，第355款。
[57]《大明律》，第356款。
[58]滋贺秀三：《清代的刑事诉讼程序——重点论述其行政特点及其历史前例》，载《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第33期（1975年），第116—117页。
[59]《唐律疏议》，第341—344款。
[60]《唐明律合编》，第397—399页。杰弗里·麦考密克：《传统中国的刑法》（爱丁堡，1990年），第19—20页；杰弗里·麦考密克：《唐明法律中的杀人》，载《国际古代法杂志》，35（1988年），第27—78页。唐律中关于杀人的条款分散在暴力、抢劫、攻击和控诉各部分。
[61]《大明律》，第305—324款。
[62]《大明律》，第419—447款。
[63]《大明律》，第419款。
[64]《大明律》，第420款。
[65]《大明律》，第421款。
[66]《大明律》，第421款。
[67]《大明律》，第423款。
[68]《大明律》，第424款。
[69]《大明律》，第428款。
[70]《大明律》，第429款。
[71]《大明律》，第430款。
[72]《大明律》，第431款。
[73]《唐明律合编》，第688页。
[74]《唐明律合编》，第688页；卜德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第134—135页。
[75]《唐律疏议》，第495款和第494款。
[76]《大明律》，第444款。
[77]《唐律疏议》，第175款。
[78]牧野巽：《明律中亲属范围的扩大》，载《中国家族研究》（东京，1941年；1970年东京重印），第2卷，第83—106页。
[79]传记见《明史》，第171卷。
[80]《唐明律合编》第278页有记载。
[81]《大明律》，第338款。
[82]《大明律》，第313款。
[83]《大明律》，第338款。
[84]《大明律》，第316款。
[85]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第102页以下。
[86]《大明律》，第108款。
[87]《唐明律合编》第282页提出，这些条款在元代被采用。
[88]《大明律》，第308款。
[89]《唐明律合编》，第404页。
[90]出于对法典的“小注”，引于《唐明律合编》，第403页。
[91]《大明律》，第322款。
[92]《唐明律合编》，第426页。
[93]《大明律》，第342款。
[94]关于奏议的摘要，见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第817页；《唐明律合编》，第428页。
[95]《大明律》，第101款。
[96]刘重日、武新立：《研究封建社会的宝贵资料：明清抄本“租底簿”两种》，载《文献》，3（1980年10月），第143—158页。关于概述，见内藤乾吉：《中国法制史》，增订本（东京，1963年），第306—311页。
[97]一亩大致相当于1/3英亩。
[98]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第493页。
[99]《大明律》，第168款。
[100]《唐明律合编》第625—626页提出，这些规定可追溯到元代，但有更早的先例。
[101]《大明律》，第173款。
[102]《唐律疏议》，第421、423款。
[103]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剑桥，1962年）。
[104]《条例备考》（嘉靖本，藏于杰斯特图书馆），“刑部”，第2卷，第18页。
[105]关于“律意”和“刑讯”的奏折，见王圻编：《续文献通考》（1586年；1979年台北重印），第168卷，第10—12、15—20页。
[106]传记见《明史》，第182卷。
[107]奏折见王圻编：《续文献通考》，第168卷，第12—15页。
[108]巨焕武：《明代巡按御史》（台北，1970年），第2章，第25—27页。
[109]苏茂相为1592年科进士，此作品全名为《大明律例临民宝镜》，1632年出版。
[110]《大明会典》，1511年，1587年修订本。
[111]翟理斯译：《〈洗冤录〉：验尸官指南》，载《中国评论》，3（1874—1875年），第30—38、92—99、159—172页；再版题为《医药史的一节》，载《皇家医药学会会刊》，17（伦敦，1924年）。关于较近期的著作，见B.E.麦克奈特：《〈洗冤录〉：13世纪中国的法医学》，载《东亚的科学、医药和技术》，第1卷，安阿伯：密歇根大学汉学研究中心（1981年）。
[112]舒化：《三台明律招判正宗》（东京，无日期），第12卷，第1—2页。
[113]舒化：《三台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1—2页。
[114]舒化：《三台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2页。
[115]舒化：《三台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43页。
[116]舒化：《三台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43页。
[117]传记见《明史》，第226卷；又见黄仁宇：《无足轻重的1587年》，第130—155页。
[118]见海瑞：《海瑞集》（北京，1962年），上3，第175—176页；黄仁宇：《无足轻重的1587年》，第150—151页。
[119]见海瑞：《海瑞集》，上3，第175—176页；黄仁宇：《无足轻重的1587年》，第150—153页。
[120]《大明律》，第313款。
[121]《海瑞集》，上3，第176页。
[122]见卜德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刑案汇览〉》。汇览编于1834年。
[123]这是黄仁宇的观点，见《无足轻重的1587年》，第148—150页。
[124]见许堂：《居官格言》，第1—2页。
[125]张廷玉等编：《明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北京，1959年，商务版），第258页。
[126]叶盛（1420—1474）：《菉竹堂书目》，载《粤雅堂丛书》，《百部丛书集成》（台北，1965年）转载，第5卷，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