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诸）目的
我们无法再生活于如此匆忙且艰难的世界。然而，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试着改变世界，像变魔术一样。
——让-保罗·萨特，《情感》（TheEmotions）
关于情感，20世纪（再次）出现了一个较为激动人心的论点，即情感是有目的的。它们有让——保罗·萨特所谓的“目的”（finalité）。32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功能性和偶尔有利的，也不只是变化无常的进化所剩的偶然残余；它们也为自身而存在，具有策略性和政治性。用一种颇具争议的不同说法来表达，就是情感不是像“激情”和“受触动”这些语言似乎暗示的那样，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还可以对这个词进行富有争议的扩展，说它们是我们所“做”的活动，是个体和集体层面对我们有用的诡计。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尽管“理性”一词常常只限于涉及清晰思想和算计的场合。不可否认，情感可以包括大量的表达、思想和算计。（在这里，源于愤怒的复仇就是一个典型。）因此，理性被当作一种“工具”运用，是达成某种情感目的可选择的手段之一。就情感有目的性而言，它们本身就有目的。它们不只是一个发生的问题（也不是如何摆脱或享受它们的问题），还有什么会满足它们的问题。作为策略，情感寻求自身的满足，愤怒要求复仇；憎恨要求征服；某些类型的爱要求“占有”。这并不是说一切情感都能得到满足，或有可以获得满足的条件。比如，悲伤就是一种没有条件得到满足的情感，除非发生绝无可能之事，比如爱人死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使这样的情感也可以有一个目的或诸多目的，比如，有助于弥补一段突然破裂的生活，不只是对个人而言如此，对团体而言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其中许多可以通过生物进化和文化演进来解释，但这不是关键。当然，人们可轻易地推断，愤怒和恐惧提供的能量能让有机体做好准备，依情况爆发出非同寻常的攻击或撤退行为。这种情感的解释，无须任何自我意识或自由意志的介入。根据进化论，个体或物种无须“搞清楚”自己的适应优势。那些优势自然会碰巧发生。因此，与各自种类中的有毒成员十分相像的青蛙和蝴蝶就有一种竞争优势，让它们不会被经常吃掉。同样的，那些有尾羽的雄鸟就更易于吸引配偶，因此具有繁衍优势。所以也可以认为，具有某种性格的生物，比如在适当的情形下做出适当的情感反应、表达合适的情感，可能就具有一种竞争或繁衍优势。会咆哮和攻击的狗在某种环境中可能更适于生存。会跑、躲藏或依偎的狗可能在另一种环境下具有竞争或繁衍优势。（因此，养狗人员就以市场考虑替代自然。）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没什么可争议的。
莫里哀（Molière）说催眠药的效力无非是催眠，但是，如今心理学和哲学中绝大多数进化的情感解释，并不比这个著名说法更具启发性。若只是认为某物服务于一个目的或有一种功能，那这种关于进化过程的说法无异于最粗糙的创始论或偶发论。进化成了新的魔杖，只需挥舞一下，就可以使那些不可解释之物得到解释，尽管只是表面的解释而已。恰如尼采指出的那样，我们宁愿要糟糕的解释，也不愿没有解释。
不过，就我这里所要论证的内容而言，进化论只是背景，起不到核心作用。根据进化论假设，情感被证明具有策略性或功能性，是因为它们恰好有助于“适应”，尽管这个术语在过去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因其模糊性而引发了大量反驳。根据进化论的理论，一个人（或生物）之所以具有一种情感，并不是因为他、她或它有一个目的（或是因为所有人，包括“自然”，有一个目的），而是因为它被证明有用，而替代的策略被证明有害。在这种情形中，情感反应本身可能就（如以前叫的那样）是“本能的”，或用现在的计算机行话来说，是“硬连接的”（即无法更改的——译者）。惊吓反应就是这样一个太过简单的例子（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情感）。更为复杂的是各种形式的母爱和保护、对领地的提防、害怕看见某种形状或闻到某种气味。但是，我这里要论证的是，无论我们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基于生物学，无论它们是不是硬连接——即是不是自愿的——一旦我们不再单纯把情感和情感反应当作产物，而是当作策略、与他人和自己相处的方式，那我们对于情感的理解就会获益更多。
情感是有目的、功能性的，这种观念偶尔也可以在古代和中世纪哲学中找到，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宗教派别特别把爱和同情当作神的策略。但是，这些论点的独特效力不仅体现在对情感及其发展的进化论解释中，而且也体现在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他自己也反感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以及比他更晚也激进的萨特的著作中。萨特告诉我们说，情感是“对世界魔术般的转变”，他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情感是有意图地应付“艰难”处境的策略方式。我们“选择”它们，而且是有目的地选择它们。
尽管许多心理学研究者曾论证过类似较为温和的进化——功能主义观点，但萨特这种情感的策略性观念无疑仍让绝大多数当代情感理论家难以置信。或许我可以缓和一些质疑，比如指出这种唯意志论观点并不要求情感得到承认、表达，甚至不要求情感是可表达的。换句话说，它们不必是通常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我们的“选择”也不必是明确、有意的选择。尽管如此，一种情感仍可能是一种策略，一种应付方式，尤其是应对他人的方式。但是正如我们指明的那样，这个说法可以有几个截然不同的解释，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以理性主义的“干瘪”之名反对情感丰盈的那场粗俗运动，就是其一。
情感的政治也可以指情感不只是“内在的”这个事实。它们向世界延伸。杜威——萨特式观点至为根本的一个观念是：情感是意向性的；它们指向世界中的对象（真实的或想象的）。因此，它们涉及概念和认知，包括识别。当然，它们也涉及神经病学和生理学，因此，这种意向状态可能有一个本能的或生物学的基础。（威廉·詹姆斯当然认为的确如此。当代作家则把这一点当作他们探究的起始点。33）但是，“意向性”这个观念趋向于打破经验与世界、“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笛卡尔式壁垒。当然，情感的对象并不一直是真实的。（它们可以是想象的或回忆的，或在极端情形下，是幻想的。）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继续以隐喻的方式谈论整个过程，仿佛它就在主体“内部”。但是在较为寻常的例子中，比如哈利（Harry）爱上萨利（Sally）、佛瑞德（Fred）讨厌菠菜、伍迪（Woody）嫉妒艾伦（Alan），情感的意向性指向的是世界上某个真实存在。大量哲学文献都研究过这些问题，比如，“不存在的对象”是应被优先对待，还是被当作某种奇怪的例外。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被这些小伎俩绊住。关键在于，情感不只包含“疼痛是感受”中的那种“感受”，它还是一种见解、一种态度、一种向世界的伸展。
作为这样的一种伸展，情感有其目标和价值（不只是如某些优秀的心理学文献暗示的那种“评价”——评价更多体现了“观察性”）。我们感知事物、人和事件，有指向它们的情感，这些情感展现了赞成与不赞成、欲求与反感的态度，以及更为复杂的目标。无论情感会是什么，都与行为密切相关，而不只是偶然相连。（许多年来，为何它们在心理学教科书中被列为“动机”的穷酸亲戚，原因正在于此。没人知道它们应该被置于何处才合适。）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会简单说，情感就是行为，但是在这里，概念关联太紧了，即使附上通常的限制条件也是如此。34其他人（比如尼可·福瑞达）显得更为谨慎，他只认为情感是一组行动倾向。35但是，正是在行为的概念关联中——粗陋地说，情感及其表达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情感的“政治”才变得尤为突出。
如果情感只是一种非人际的判断，或一个严格的“内在”的“评价”，就像一个被动地坐在那里、远离赛场的旁观者，那么情感策略的观念和政治的说法至多也只有那么一点意义。但是，情感与行动有关，无论是有时因愤怒而产生的“冷静的”、暂时不动的复仇策略，还是某人脸上自发的、转瞬即逝的兴奋或惊讶表情。需要解释的，反倒是被控制、未表达、隐藏的情感，而不是情感及其表达的关系。当一个雇员对她的老板生气，或者一个成熟有礼貌的孩子对老师或父母生气，值得注意的不是表达的缺乏，而是表达的限制和扭曲，这一点对于那些了解的人而言很显然。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情感的表达并不重要，这并不是因为这种表达受到了控制，而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了一种不为人注意或未受其影响的情境中。我们在独自一人时也常有情感。因此，重要的是要记住，“内在的”情感政治是存在的，只要我们不以笛卡尔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即可。在其他人或其他生物没有被影响、触动甚至逗乐的情形下，主体可能采用一种不涉及任何行为或情感表达的情感策略。即便如此，情感及其表达让人会在公共空间里发生，而非在某个神秘的笛卡尔式空间。情感“在世界之中”，而不是在心灵、精神和灵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