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拒斥死亡到死亡恋癖
什么都不重要……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
死亡常被认为是某种考验、测试，是经常与天命过招的人生中的决定性事件。在荷马的道德观中，人的死亡方式被认为是其品格的决定性标志。在战斗中英勇战死是有德性的。年纪轻轻就患流感或热病而死——若不太过刻薄的话——是可怜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拜伦勋爵就是相应的例子。）年老寿终，是值得称颂的，但必须有满身的战斗伤疤和几近死亡的经验。往前回溯三十个世纪，古典的牛仔道德观认为，“穿着靴子死去”至为根本。死亡是一种仪式，若你在斗争中输了，那也意味着你进行了殊死搏斗。（从背后被射杀不只意味着刺杀你的人懦弱，而且也剥夺了你荣耀而死的机会。）美国南方的决斗和当代城市黑帮的火拼，都还保留着类似的荣誉、忠诚和死亡的信条，在那里，死亡不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终极考验。死亡是一种恶，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人如何死去则意味着一切。12在此，死亡的生物机理毫无意义。
在基督教传统中，很多时候的目标是问心无愧而死，不管是出于行为得当的理由，还是源于适时的忏悔。整个中世纪，勇士伦理与拯救伦理令人不安地结合在一起，原因在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了圣地陷入了战争。为了上帝去杀戮和被杀，但能得到赦免而死，就像爱情的忧心和永远的效忠一样，是骑士的理想。因为离世的方式意义重大，再加上还有来生的允诺，所以死亡仍旧是个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在同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妇女的死亡被认为是较为简单的事情，最好是安静和毫无抱怨地离去，或者在分娩时悲惨地死去。正如妇女被剥夺了过一种完整生活的权利和能力，她们同样得不到完整的死亡权利和能力。只有在极少的情形中，妇女的死亡才被认为是独特的荣耀、英雄或爱国行为（比如圣女贞德［JoanofArc］）。妇女平权运动可疑的成就之一就是，她们日益登上现代军队的战斗岗位，而都市帮派中进行街头打斗的姐妹们，也迅速累积起了长度可与黑帮男性们媲美的犯罪前科记录。从这样的证据来看，可能会有人断言，至少有些年轻人不惧死亡，而且绝不拒斥死亡。或许这一现象可以用社会经济上的不利地位来解释，把它看作一种阶级现象，但这样的证据又似乎别有所指。我倒认为，与死亡的眉来眼去已经超越了社会等级，拥有了着更多的其他意味。
在近来的哲学中（以及大量先锋诗歌、剧场和生活风格的做派，比如卡尔文·克莱恩［CalvinKlein］的“重温死亡”时尚的流行），死亡成了终极体验。人们会立刻想到法国人：在吉姆·米勒（JimMiller）最近撰写的传记中被生动描绘过的福柯；苏珊·桑塔格在她20世纪70年代较为令人激动的作品中颂赞过的阿尔托（Artaud）；还有兰波（Rimbaud）——他近来在法国诗人中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主要是因为他的英年早逝。13人们也会想到海德格尔，以及他那个始终需要谨慎描述的“向死而在”观念。当然，对于海德格尔自己而言，这确实不可被认为是一种“经验”。实际上，海德格尔很少谈论通常所谓的“经验”，除非是为了讽刺。14但是，根据人们——最初是法国人，现在是美国人和一些澳洲人——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向死而在”无疑成了某种经验的焦点，这是一种“本真的经验”，或许也是一种情绪，它不只是海德格尔对这个词使用的抽象意义，也是一种明显的情感，混合着令人兴奋的自由感和虚无主义的沮丧感。（这种虚假的自由感，以及总是与之伴随的不负责任，正是萨特意欲打倒虚无主义的目标所在。）
严格来说，死亡作为终极体验的观念可能荒诞无稽。因为，死亡不是一种经验。正如伊壁鸠鲁在两千年前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死亡“什么也不是”。可是如今，什么也不是也被提升为一种决定生命的经验了，而死亡的过程、死亡的瞬间、对自己将死的强烈意识，以及一个人预感到自己将死的那种满不在乎，如此种种都被看作是英雄式的感受力。当然，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常常因吸毒而在意识昏迷中过早离世，比如艺术家巴斯奎特（Basquiat）或几年前涅槃摇滚乐队的主唱库尔特·科本（KurtCobain）。这种对选择死亡的着重强调，或许或至少是因为过去数十年里医疗和医院实践的非人化。更为深刻的是，这种新发现的对死亡选择的强调，可以说是使死亡成为“属己的”海德格尔式主张的戏剧化实现。我想，这是对世界各地爆发的青少年暴力的一个更具哲学意义的解释。在一个没有工作、人际关系成问题、大屏幕英雄需要不断挑战死亡才能鲜活起来的世界中，面对死亡以及常常濒临死亡，反倒不可避免地成了自我表达的模式。比如，特技飞行员因醉酒或愚蠢而独自在山里坠毁，不会被认为是蠢蛋，反被成了英雄。罪犯在无望的枪战中豁出生命一搏，也会受到吹捧。（想想《无法喘息》［Breathless］和《虎豹小霸王》［ButchCassidyandtheSundanceKid］中不可否认的魅力角色。）无疑，这些现象有不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维度，但是，我们不应低估哲学在追求自由意志、按照自己意愿死去甚至自我了断（如果必要的话）这些方面，所拥有的狂热力量。
让死亡成为自己的选择，并尽情品味（或相信自己可以回味）这一经验，已经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动机。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哀叹，自己同时代的人一般认为，他们宁愿毫无预示地即刻死去，也不愿忍受缓慢迟延的死亡，但正是这种缓慢迟延，使得早先的人们能够反省和思考自己的一生和罪恶，编织出自己生命的故事和意义。15这一主题已是一个大众话题。由于环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在纽约起飞爆炸一事（1996年7月），这种谈论变得更具启示性。一方面，乘客被认为是受害者。（若像政客们那样坚持说他们是“英雄”，那就是语言的贬值，而不是同情的表达。）但是，另一方面，关于身为这样一个受害者意味着什么，也有许多极其痛苦且感同身受的讨论。人们常常提到，由于爆炸过于突然，（对于受害者而言）最为糟糕的是他们不仅没有选择，而且没有时间进行选择。没有时间去品味或预感这一经历。除了惊吓和恐惧，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换句话说，没有时间让去选择自己的死亡。
于是，随后的新闻报道说，一些靠近后舱的乘客在空中仍然飞了十到十二秒，而且意识完全清醒。这引发了截然相反的一类恐惧。有些人认为，最好是“突然”就走了（“完全不知自己碰到了什么事”）。其他一些人则断言，最好还是要有这宝贵的十几秒——借此达到一种理解，去凝聚心神，即便是不能回味，也要活出这种经历来。在这种随恐怖悲剧而来的超脱和琐碎争论中，人们可以看到人类专注于死亡的全部历史及其本性。我们应如何思考死亡？为死亡作“准备”是什么意思？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也最好对它视而不见吗？有可能使死亡变成“自己的”吗？
这种对死亡体验的赞颂，我称之为死亡恋癖。它是英勇战士心态的一种极端但变态的形式，其中死亡成了生命中的关键瞬间。不过，英雄和战士不会把死亡认作一种“体验”。然而，对于死亡崇拜者而言，它就是终极（而非最后的）体验。性虐待狂和受虐狂群体的一些较为危险甚至致命的性行为中，就常有这种终极体验。巴斯奎特和科本的死无疑促进了死亡恋癖（尽管它可能不是其原因）。米歇尔·福柯晚期的著作就贯穿了这一线索，而且，如果人们认可詹姆斯·米勒关于福柯的叙述，那也可以说它是福柯晚期著作和最后时光的动力。死亡恋癖完全拒斥伊壁鸠鲁所谓死亡什么也不是的观点，热情高涨地主张，死亡确实是某种东西，是某种基本的、应被颂赞，甚至是要去热爱的东西。它的推动者会乐此不疲地争论说，死亡恋癖不是拒绝承认失望，而是拒绝用将死亡变得平凡或者用关于来生的说法去搪塞。死亡恋癖集中表现为英雄般勇敢（且不耐烦地）面对我们全都会死的“必然可能性”。
与那些直面死亡但仍希望在战斗中免于一死的英雄不同，死亡崇拜者随心所欲地与死亡调情。实际上，“调情”这个词似乎与这种现象完美契合，这么说是因为，死亡恋癖即便不是性欲现象，也是一种难以抵赖的爱欲现象，而且当事者也并没有十分确定是否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无论死亡恋癖还会是什么，它都是海德格尔笔下所谓“使死亡成为属己的”以及作为“向死而在”的人类生存的精选例子。毫无疑问，颂赞死亡并不是海德格尔的观点。他这个人的生活（就像尼采一样），完全不受身体危险的诱惑干扰。无论他的著作有多么戏剧性的变化，他宣称的冒险和宿命论都不会干扰到他自己颇为居家的心态。（与尼采不同，他十分健康，活了八十多岁。）但我认为，海德格尔是死亡恋癖的哲学鼻祖。哲学史绝大多数时候，或许都在试图否认死亡在人类生活中的适当位置，或宣扬来生的可能性，或完全不理会这一主题。但是接纳了死亡并给予了它应有位置的人中，最显赫的应该是海德格尔。随后就是后海德格尔时期的法国人——巴塔耶、阿尔托、福柯——把死亡变成了崇拜物。
在许多宗教中，崇拜物是一个神圣之物，或许还被赋予了魔力。自弗洛伊德以来，这个词也用来描述一种引起爱欲和令人兴奋之物，尽管人们可以说，宗教和爱欲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犹太——基督教胡闹的产物，而弗洛伊德不过是后来受其诱惑的人中的一个罢了。但是，若用世俗且不带性意味的术语来看，可以说任何令人过度关注和献身的东西都是崇拜物。因此，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当前资本主义存在的货币恋癖和商品恋癖，而流行文化史家则带着巨大的乡愁谈论全然美式的汽车恋癖。（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之后绝大多数汽车不仅是日本货或德国货，而且有各种电脑装置，因此，绝大多数业余爱好者对于引擎盖下的东西不再可能有亲密感了。）于是，在美国——如今也在世界其他地区——汽车不只是有用和必要的，也不只是身份的象征，它还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个性和自我的具象化。然而，它终究只是个机器。同样，死亡恋癖把死亡这个生命机体运作的某一瞬间，转变为了生命的意义、终极测试甚至是关键。在《局外人》结尾处，加缪笔下的人物默尔索宣称：“人们只有一个阶级，即有权有势的阶级。但每个人都一样，总有一天要受死。”默尔索继续说道，任何其他事情，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个人的行动和关切，在“幽暗的远方”面前都毫无差别，从那里，“在我的漫长一生中，一股缓慢不止的微风向我吹来”。
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同样指出，不过这次是以自己的口吻说的：“单靠意识活动，我就把死亡的邀请转变为生命的法则了。”根据加缪年轻时的说法，拒绝自杀就是赋予生命意义。而且，即使加缪的哲学自始至终都是在颂扬生命，人们也禁不住会注意到他还一直迷恋死亡，对于这一点，他在自己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有所承认。16他竭力颂扬的“生命激情”，与对死亡的迷恋常常难以区分。我们终究无法忽视或拒斥死亡，但正如有人能试图去忽视、拒斥、贬低它或使之好莱坞化一样，人们也可以过分重视死亡。死亡不是我们存在的焦点。尽管我们肯定都会死，但我们并非“向死而在”。17
死亡只是生命中的诸多事实（出生、吃喝拉撒，以及按民间的说法，交税18）之一。我们可以接受死亡这一事实，但不必因此让其余一切也蒙上死亡的阴影。加缪、福柯、阿尔托以及海德格尔，常常过于看重死亡。死亡恋癖确实应被当作拒斥死亡的叛逆对立面，但我认为，对于“拒斥死亡”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在我看来，许多对死亡的控诉，不过是对生命的合理领会。与之相比，死亡恋癖并不是对死亡的接受，而是对死亡的颂扬。根据死亡崇拜者的说法，死亡是令人兴奋、值得回味的事情。对于死亡崇拜者而言，死亡并非“什么也不是”，也并非通往来生的大门。无疑，在死亡恋癖虚张声势之下，潜伏的是恐怖和不负责任。但是，这里也有一些严肃的问题，能有力地帮助我们认清死亡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究竟是什么。
